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
十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
沈传宝
1970年代末，正值开辟我们党和国家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大规模展开和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深入进行，人们思想更趋活跃，对党和国家历史上曾发生的重要问题和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等问题议论纷纭，社会上更是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思想混乱。因此，全面、彻底地清理“左”的错误，对历史问题作出全面总结，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澄清人们的不正确认识，统一党内外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亟需解决的当务之急。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和智慧，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及通过，就是上述历史任务圆满完成的集中标志。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的意见被会议所接受，并写进了随后的三中全会公报。在当时，不急于就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是因为邓小平考虑到，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为人们较充分地理解，到那时再去评价和说明，可能更好。邓小平还率先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予科学评价，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打开缺口，积极引导人们解放思想。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对建国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的时机也日臻成熟。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也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
随后，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班子，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并多次听取党内外的意见，反复斟酌和修改，写出了讲话稿，呈交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重点讨论。29日下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时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还强调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实际上这次讲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已经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不少同志听了讲话以后认为，在这一讲话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然而，也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距离给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全面具体的总结，还有很大的一步……这样，就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统一思想，已经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和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胡乔木、邓力群等召集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等的重要谈话。邓小平指出，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现在就要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就是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传达完邓小平的指示后，胡乔木对起草决议工作做了布置，决定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和档案部门调人组成起草班子。他还要求分四个阶段做准备，当天就开始脱产，分段看材料，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此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陆续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某处开始工作。
1979年12月13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提出了起草决议的初步设想。他说，起草文件与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件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30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30年历史的读本提纲。关于这个文件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区别，胡乔木说，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他提出，总的是不能说多了，说多了劳而无功，不能贪大求全。这次谈话为早日定下决议的轮廓打下基础。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牵头主持的。起草小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乔木具体负责，它的组织、协调和联络工作则由邓力群分管。邓小平非常重视和关心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伊始，他就要求“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从1980年3月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共有十六、七次谈话，讲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和基调。每次谈话，胡耀邦都参加，并同意和补充发挥了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一步，为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刘少奇的平反，是党内外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国内外舆论所强烈关注，但也引起党内一定程度的思想异同：有人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人则认为，给刘少奇平反这件事证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就提出了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课题。
于是，起草小组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座谈，听取对起草决议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讨论、酝酿后，起草小组搞出一个供领导参阅的决议写作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审阅。
3月19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他对决议的看法。他告诫大家，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是什么呀？为什么对呀？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
他说，中心的意思是三条。第一，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提出，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10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的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当时习惯使用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了看法。可以看出，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起草决议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根据上述三点基本要求，起草组人员又对提纲作了修改，并送到邓小平处。4月1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首先讲了1957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作了基本评价。他说，总的说来，1957年以前，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