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但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却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很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不过这个意思当时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会议代表说，可是这必然会将两种意见的分歧表面化。
【代表们议论纷纷，欲言难尽】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说，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他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多数代表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分散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目前存在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天地”。这些“小天地”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不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不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当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被纠正后，这类分散主义就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要大力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不少代表还举出分散主义的具体事例。
接下来，代表们对分散主义产生的根源展开了讨论，而分歧也随之表现出来。很多人认为是体制上的原因，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不好。他们说，1957年以前，搞一长制，过分强调“条条（中央）”，“块块（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权力下放，“块块”的领导加强了，但权力下放太多，“条条”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认为，分散主义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这几年工作失误造成的。
湖北省代表在讨论时，对此争论很激烈，他们对过分集中或分散哪个是主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前几年要办供给制，一下都办，是谁的错？还有人提出疑问，1959年毛主席的六条指示是地方反对，还是庐山会议改掉了？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则明确表示，造成分散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也就是党的作风问题。他强调，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而是主观主义。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是高指标，“左”倾蛮干……计划大，指标高，还能不出分散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不反对主观主义，分散主义也反不了。他的发言在不少小组引起同感，有的代表指出，分散主义源于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般党员不敢说真心话，没有人敢于起来向不正确的东西斗争。
很显然，反对分散主义，必须要搞清楚“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产生的根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发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争论也越来越激烈。有的代表提出，报告对过去几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够深刻；而有的代表则针锋相对地说，缺点错误说得太多，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放在一起，没有专门讲哪些成绩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讲缺点错误却又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对于过去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有代表认为是由于没有经验；而有的代表表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归结到没有经验”，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更有代表称，这几年错误的关键在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斗争，几年来总讲右是主要危险，大家“谈右色变”，总以反右考虑问题，讨论工作，难免脱离实际……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产物，具有科学的根据。特别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等之后，不仅巩固了人民公社，也促进了总路线无限生命力的发挥。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有的代表则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有问题，不完全符合国内需要，可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必须争一口气，把“三面红旗”高高举起……这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难怪乎有的代表说，这次大会把“三面红旗”讲清楚，就算开好会了。
这些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代表们对报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见，实质上是会前人们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现，而这也恰恰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的“先见”。
【毛泽东提议成立起草委员会，重新审定报告】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员会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起草委员会一面在内部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一面吸收大会的讨论意见，加以修改。
看得出，毛泽东这次是下决心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意见都提出来。但前提还在，修改报告过程并不轻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解释清楚，又不能违背“三面红旗”的宗旨，既要对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又要统一思想。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他们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大员”，对问题的认识有高度、深度，说话也有分量。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是从1月17日开始，刘少奇在介绍了毛泽东对修改报告的意见后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本子是基本上可以还是不可以？反分散主义是不是主要问题？国内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