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去珍珠港执行新的命令。
当年8月6号，原子弹落在了日本广岛，在一瞬间有80000人丧身，100000人严重受伤，98％的城市建筑夷为灰烬。我们知道的消息全都来自一个简短的无线电广播，但每个人都知道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在我的新同伴中没有人了解原子能，对原子弹的了解就更少了。但是我在舰上的小图书馆里看到了一套全新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就自告奋勇地打算对这个课题做了一个小研究，最后研究的成果足够为船员们写一篇小的简介了。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这件事与珍珠港事件一样，对我们不远的将来至关重要。
这是我第一次不知道该写什么？对自己要写的所知甚少吗？还是最后一次？
但愿吧。
对这个任务最后几个月的记忆模糊了，但我服役过的舰艇长官对我表现的评价都保留下来了。尽管有些提供证明的舰长，日后并没有成为美国海军中引人注目的高官，但它们是我在那些岁月中留下来的实在东西，是我可以向人展示的财富。
作为一个巡回传授经验的“专家”，有时我的生活忙得令人难以想象，而且也非常丰富，从战斗到闲谈，无所不有；有时我的生活却非常孤单、寂寞。因此，我一直随身带着缩印版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纽约客》杂志（由《读者文摘》杂志出版），里面虽然没有广告，但毕竟能够告诉我在战场之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雷达信号，没有没完没了的地平线，也没有在两个星期内萌芽、开花而又将枯萎的友情之花。
我从一艘驱逐舰调离到另一艘驱逐舰时，舰长们的报告帮了我不小的忙。这些报告满足了我的要求，也证明了我作为指导专家的价值。孩子想要得到的是表扬，成年人想要的是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但在战争时代，如果你不是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潜艇船员的话，这种证据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计算出自己打下来的敌机数，潜艇船员可以记录下自己击沉的敌舰数，而其他人就很难找到所谓的证据了。舰长似乎注意到了我身上的一些优点，这些优点似乎和我日后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而和我作为一名海军上尉的身份关系倒不怎么密切：
布莱得利海军上尉是第一位同时拥有实际经验，同时具备还理论基础的战斗信息中心训练官员……他为人热情，而且富有口才，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志愿和普通水兵一起站岗……他提高了所有参与战斗信息中心工作官兵的工作热情。
——美国海军驱逐舰罗宾逊号（编号DD562）舰长E•；B•；格兰森1945年3月14日
布莱得利海军上尉的工作……深受我们的赞赏。再好的书都没有他的课让我们更感兴趣……布莱得利海军上尉来到我们军舰上，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而且也让我们获益匪浅。他举止优雅，他的措施具有建设性，这让我们都尊重他的想法，这也是值得赞扬的。
——美国海军驱逐舰伊顿号（编号DD510）舰长切斯佛的•；布朗1945年4月14日
布莱得利上尉的工作是极其出色的。我们十分欣赏他的处事技巧、友善态度和出色能力。布莱得利上尉在自己钻研的领域里发表了很多高见，在我舰上，战斗指挥中心的官兵们也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布莱得利上尉唤起了他们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兴趣。他提出的富于建设性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得我们可以减少操作过程中的伤亡人数，因而具有极大的价值。
——美国海军驱逐舰莫兹号（编号DD691）舰长W•；S•；麦朵克斯1945年6月5日
尽管我当时还只有二十三岁，但是这些报告中我已经被当作成年人来看待，我已经开始显现出了某些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是人格形成中一些典型的成熟男人的特性。我的性格开始自我萌芽。当我自己思路清晰的时候，我这个人热情、讲究技巧、努力工作、富有创造性、实干、勤勉、坚忍不拔、善于合作、讲求实效、能鼓舞下属士气，并给上级留下很深的印象。
没有这些慷慨的表扬，我之前就可能会感觉自己一直在真空中工作，我的上级在数千公里之外，而我身边的工作对象全是些陌生人。这些评价让我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相信自己的演讲使得每艘驱逐舰都焕然一新，我还推动了战争的尽快结束。我们在听到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时都很沉痛。在1945年4月之前，我从未目睹过亲近的家人离开人世。因而在情感上，罗斯福总统的去世，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承受这样的打击。我所在的最后一艘驱逐舰护送快速航行的航母以及战船一起离开了日本。各艘战船上巨大的16英寸口径炮瞄准目标，向22公里外的日本本土上的目标投射炮弹。护航的驱逐舰会处在战船和海岸之间，以防附近有潜艇出没，来首先为战船挡住鱼雷。战船上的枪炮齐鸣，随后便是震耳欲聋的声音。然后，好像还要过好一会的时间，我们会看见16英寸口径的炮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炮弹非常大，好似一辆辆大众汽车从头顶开过去一样。
当年八月原子弹第一次在日本爆炸时，我正在美国海军的支援舰卡喀朋号上，准备搭顺风船回珍珠港。1945年8月17日，我乘坐护送航母的美国海军舰艇蒙达号（编号CVE104）到了珍珠港。三天后，远东的战争就结束了。两周后麦克阿瑟将军就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接受了日军的正式投降。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束了。
我在战争中已经攒给了足够的成就来免除现役，这些成绩不仅仅是我从枪林弹雨中拼着命挣来的，我在整个服役过程中的努力也为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我仍然接受命令，在夏威夷帮助整理驱逐舰战斗信息中心的工作日志，一直到我整理完材料，提交了报告以后，我才退伍。现在回想起来，完成这份工作，我大概花了三周时间。1945年10月，我搭乘一艘巡洋舰重返旧金山，也重返了真实的世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新罕布什尔（1）
能从这场空前绝后的战争中全身而退，我兴奋的心情本应该延续得再长久一些。可是在纽约，我只感到焦虑，手指抽搐。我和琼在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格蓝迪得到一栋房子，打算在这里放松一下，但是，我这个人如果不能预知今后的人生方向，就难以享受当下。父亲的朋友杰克•；斯塔布斯经常邀请我到他在波士顿的经纪公司去工作，并告诉我有丰厚的待遇。而我坚信，我想要做的事情，是要让这个世界真正改变，变得更加美好。在太平洋战场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曾经想过去学校教书，和学生们进行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交流，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拥抱这个世界的人，只有他们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然而，身处一场历史战争中的我发现，这样的生活遥不可及。前几年鲍勃•；李曾经和我讨论过在报社工作的事情。我在太平洋战场的时候，《大西洋月刊》曾举办过一次对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进行评价的征文比赛。我父亲给了我一份竞赛通知，然后打通了《大西洋月刊》的编辑特德•；威克斯，让他答应在比赛截止日期之后收下我的文章。在没有新近素材并好几年没有读报的情况下，我的投稿其实只是对一篇根据印象中《波士顿先驱报》报的文章做了番评论而已。威克斯没有发表它。毕竟，除了曾经在《比华利晚报》当过几个月的送稿工之外，我的简历不会引起报纸编辑的任何兴趣。
我找不到工作来逃脱当时的困境。至少，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纽约报社的编辑们对于我这个拥有几枚勋章的海军上尉毫无兴趣。在这里，做送稿工的位子很多，而报道的核心工作都留给了战争之前就把持着这些饭碗的人。我本来对做什么工作并不介意，可是我也是有在太平洋战场指挥驱逐舰，肩负过300多人生命安危重任经历的人，我还不能适应夹放复写纸和给记者端咖啡的工作。不管怎样，《纽约时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工作环境和编辑都让我望而生畏，当他们解雇我的时候，我也松了口气。在波士顿的报社工作，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况且我不想在家乡工作，我期望那种在异乡工作的惊奇、挑战和兴奋。
最后，《波士顿先驱报》一位名叫乔治•；弗雷泽的人给了我一份低级记者的工作，工资是每周30美元。然而，《波士顿先驱报》的发行人，人称“小便帽”的罗伯特•；乔特却停发了我的工资，理由是他是我第三代或第四代上的表兄。他还搬出公司的规定，说不能雇佣自己的亲戚。我可真是霉运当头，回到波士顿本来就是我和琼生活中一个可怕的错误。
洛格•；鲍德温看在玛莎葡萄园海滩上我们裸裎相对的交往情分上，给了我一份工作。为了避免绝望之苦，我接受了。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图书馆中工作，具体的工作就是图书目录分类和粘贴封皮，每周可以领到25美元的薪水。虽然做个小职员比做送稿工的身份还要低微，这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像样的职业，但毕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洛格说我“对民权不够了解”——这是在战争早期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我对民权基本上一无所知，只能分清一点大是大非而已，而这也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因此，洛格觉得，如果我要到位于第5大街23号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图书馆，去做图书目录分类工作，还应该多读些书，了解一下这些书主要谈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图书馆很小，洛格本可以找一个专业人士来，用几天的工夫就能整理好书目，而我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工的时候，我了解到很多干涉政治的极端分子和个人自由受到限制者的故事，比如萨科和万泽提的案子，美国共产党未来领导人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反对改革者杰拉尔德•；L•；K史密斯神父和通过广播布道的库格林神父，他们都曾向洛格•；鲍德温寻求过帮助，希望保护他们可以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
有一次，我得到允许，旁听了洛格•；鲍德温与一些人的对话，并记录下来他们所处的困境。我尤其记得与一个军人的谈话。他收到了一份退伍解职单；这是一种介于荣誉退伍和撤消军职之间的证明。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同性恋。由于他们的退伍解职单，他们得不到履约保证来证明他们的信誉。如果没有履约保证，他们连卡车司机、电工、售货员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我对于歧视之类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是我不会忘记洛格•；鲍德温给所有人的宽容、耐心和关怀。洛格告诉我，他害怕与伊丽莎白•；格利•；弗林见面，因为伊丽莎白身上发臭，而且在重大问题上，他与伊丽莎白的观点相左。在史密斯神父和库格林神父大谈仇恨的时候，洛格只是摇头，但是他在倾听。洛格的做法给了我很深的启迪。
在我等待机会实现抱负的日子里，我需要不停的忙碌。于是我在格林威治村的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报了几门夜校的课程。其中一门是小说写作，授课人是詹姆斯•；T•；法雷尔老师，他就是《斯塔兹•；朗尼根三步曲》的作者。在我生命的那段时光里，我向各种可能性敞开了大门。有可能伟大的美国文学作品就封藏在我的身体和灵魂之间。可是，在学习中我发现，做小说家的大门向我关闭了，因为我们的作业是写1500字的故事，每周写两次，可我每次连15个字也编不出来。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经历夸大，但是夸大其词的描写让我自己感到不诚实。我笔下的“小说”缺乏对灵感与情感的探求，在一次简短的师生交流中，法雷尔评价我说：“你可以把自己可以看到的事物描绘得很好，但在感情描写上，你的技巧很贫乏。”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这样评价我的人。
我听说一些退役老兵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曼彻斯特开一家日报社，与归弗兰克•；诺克斯上校遗孀所有的实力雄厚的日报相抗衡。弗兰克•；诺克斯上校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的海军部长，之后成为《芝加哥日报》的发行人。选定曼彻斯特作为创业地点的人是伯尼•；麦奎，他是新罕布什尔州人，曾经担任过《芝加哥日报》的海外通讯员。日报主要的资助人是菲利普•；索登士度•；韦尔德，他刚与另一位《芝加哥日报》的同事从缅甸的莫瑞尔掠夺者部队回来。韦尔德是琼的远房表亲，但彼此并不认识。第三个公认的报纸创始人不是别人，正是“头发干着去教堂”的布莱尔•；克拉克，他以前在《圣路易斯邮报》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又作为历史学者，跟随巴顿将军的欧洲第三军出征。办报的事业离最终目标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已经将自己当成这条长征道路上的第一个编辑人员，还劝说琼也来曼彻斯特试一试。我的工资是每周50美元，其中一半由联邦政府根据士兵福利法案支付。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工作仍是一个“小职员”，尽管他们承诺我报纸一旦开始真正发行，我就能成为记者。正是他们的承诺让我觉得曼彻斯特的日子比纽约好过些，其实曼彻斯特这座破旧的作坊小城本身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纺织工业厂商（非工会的）为了寻找更温暖的气候和更廉价的劳动力，早已遗弃了这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新罕布什尔（2）
1946年2月，我和琼搬到了新罕布什尔的一栋旧校舍，旁边与一个单间的修鞋店连着，位置在干地亚，位于曼彻斯特以东几里远的地方。这座房子我们只花了2700美元，大概是因为没有自来水（没有室内管道）和任何供暖设备的缘故吧，所以才会这么便宜。离我们的报纸真正发行至少还要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都在打扫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