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里，也有自己重要的信息来源。他不惧于质疑任何权威，即使已经是同侪中的佼佼者了，他自己海是愿意每一个人更努力地工作。但是正如一句俗话说的那样，人要将心比心。
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到1954年初才会离职，并成为助理海外编辑，他说在《新闻周刊》里没人能比我更适合接替他的工作了。他准备向海外编辑推荐我，海外编辑就是拍板的人。《新闻周刊》在五十年代时可没有现在这般规模。它的老板文森特•；阿斯特让美国商人麦尔肯•；米尔来替他管理这家杂志社。麦尔肯•；米尔想要与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名望的人并肩协力，但又不想让他们在自己的杂志里占到什么便宜。当时人们只谈及《时代周刊》，很少有人将《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相提并论。提拔我的海外编辑是哈里•；克恩，他对国际政治的兴趣只限于日本、德国、中东石油以及一位名叫塔莉的埃及肚皮舞女。按阿尔诺•；德博什格拉夫给我的简要介绍来看，他并不真的有多关心法国，除了那些能买到妇女贴身内衣和美酒陈酿的地方以外。我喜欢巴黎的酿酒业，但是我之前刚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用在和日本和德国作战上了，对石油我又一无所知，更别说中东和肚皮舞了。当我们最后见面时，克恩好像很喜欢我，但是当他听到我们的老板娘波姬•；阿斯特和我母亲、我姨妈阿尔玛•；摩根是孩提时代的密友时，他就分外喜欢我了。当我终于得到这份工作后，我一直都认为是波姬•；阿斯特在中间出了一把力，我一直对她心怀谢意，因为这件事，也因为很多别的事。
当我告诉使馆，我将要离开时，可没人会肝肠寸断。他们还窃喜没必要为遣送我们一家回华盛顿，再花上一笔路费。其实《新闻周刊》也因为不用花钱把我们送到巴黎而高兴。那时，《新闻周刊》一直是以小家子气而臭名昭著的。我的新年薪是9000美元，我必须立刻开始工作。实际上我再一次在圣诞前夜开始了工作。我搭乘了一辆前往蒙蒂普尔的火车，去采访一位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立传的作家。
我为什么总是在无人必须工作的假日里开始工作呢？我很想知道。可能那时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寄身，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吧。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
我的新办公室比起原来在美国大使馆新闻随员的豪华办公室，简直是相去甚远。原来的那间办公室正对着协和广场。现在，我的办公室位于百利街，在破破烂烂的《先驱者论坛报》大厦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大厦的墙上，从上往下写着报社的名字《先驱者论坛报》（H…E…R…A…L…DT…R…I…B…U…N…E），我的办公室在四层，办公室的窗户正好在第八个字母R的旁边。我的办公室只有三四平方米大小，三面都是四处漏风的窗户，正好对着加利福利亚宾馆。除了有一年，在一片死寂的冬天，我在位于北大西洋的驱逐舰上感到过严寒之外，我从来没有这般冷过。
我们有供暖设备，但只是有时会供暖，而且，在下午五点之后，几乎都没有供过暖。中饭之前，纽约的编辑要么在等稿，要么就在催稿。戴着手套在小小的手动打字机上打字，可比想象中要难得多。身为驻外记者，我们的打字机就放在自己类似制服的军用防水服的大口袋里。要是你靠瓦斯灯取暖器（使用气瓶来提供燃料的一种取暖器）来取暖，那么在离它一米左右之内打字，那么它还是会有点作用的。我们都祈祷能尽快有一个不带漏风窗户的办公室。当然也有例外，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机会，透过对面旅馆的窗子，偷窥到里面男女的鱼水之欢。美联社的办公室在七层，他们的送稿工因为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临街的旅馆房间看，而受到了严厉指责，因为他们这样目不转睛的偷窥，让很多游客都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我手下有个职员叫吉恩，他是个65岁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已经退过两次休了。他每周只工作五个上午，他的主要工作包括收一下邮件，发发几封信，将法国的报纸分类，外加咳嗽。我曾遇到过很多烟瘾很大的人，但谁都无法和他相比，他抽的是那种散发着霉味，让人嗓子眼里堵满浓痰，而且不带过滤嘴的高卢香烟。他也负责和我们的黄牛打交道。我们的黄牛是个衣着邋遢的阿尔及利亚人，他每天都会去黑市，按黑市价给我们把美元给换成法郎。9000美元的年薪可能撑不了多久，但是如果不按官方牌价1美元兑换350法郎的比例，而是以1美元兑换450或500法郎的话，那这笔钱数可就不小了。
在这个污秽的地方，一连待上十二小时对我来说可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会读读报纸，打电话找新闻，将资料分类，和我的老朋友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打打金拉米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的“走出阴霾的巴黎”专栏供稿。有一天，我一个住在纽约的姨妈来欧洲旅行，她可是我最喜欢的姨妈，她特意在自己的度假旅途中抽出时间来看我。和她吃过午饭后，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到办公室的时候，就只有布赫瓦尔德一个人在，他在等着和我打金拉米牌。“我真希望你从前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都说好，别来打扰你在办公室的生活。”我后来才得知，这家伙竟然跟我姨妈说，我去德国了，至少得两个礼拜才回得来。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往事，我和布赫瓦尔德对金拉米牌真的有着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这种牌对我来说极为有用，我就靠它来赚点钱补贴家用。《生活》杂志杰出的编辑部主任弗兰克•；怀特，在退休返回纽约时，把布赫瓦尔德作为送别的礼物留给我。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他也说要在自己的书里披露自己对当时的看法。
我刚开始《新闻周刊》的生涯没多久，就遇到了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丑的一个人。一个没挂胡子的人走进了我在百利街的办公室，他头上缠着绷带，穿着肮脏的双排扣斜纹呢子西服，西服上还残留着血迹。他一言不发地就走了进来，这种情况在下午很常见，因为那时我们65岁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就不在了，经常有人混进来。他递给我一张发给刑满开释人员的身份证明。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弗里根提，身份证明显示他曾因谋杀岳母，而在新生监狱里度过了铁窗生涯。后来他被作为诱饵被派到了西西里去，刚好又遇到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恶棍，比如人送外号“幸运儿”的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和“大迈克”吉赛普•；斯宾勒利。弗兰克•；弗里根提显然麻烦惹大了，挨打只不过是前奏曲。他说，要是我给他10000法郎（20美元），他就跟我说说“幸运儿”和他手下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并且告诉我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他透露说“他们真是无聊至极，过得真是让人恶心透顶，亏他们怎么想得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题材，所以我“借”了他10000法郎，同时等待纽约那边批准我开始这项采访。看上去纽约永远也不会批准，在我最终得到许可的时候，他已经从我身上刮走了150美元。那时老弗兰克不从我身上再多捞点油水，就不肯跟我透露更多鲜活的细节。我终于写完了有关“海外暴徒”的报道，但是和弗兰克之间的纠缠并未就此结束。他就是不肯离开我的办公室，而我也不想一脚将他踢出门去，毕竟他生性残暴，曾经因为杀人而被判刑蹲过监狱。
我在绝望中告诉他我有一个给专栏供稿的朋友，会比我对他更有帮助。这样我就把他一脚踢给了阿尔特•；布赫瓦尔德。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没精打采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眼弗兰克•；弗里提根还裹着绷带的头，带着血迹的西服，就立刻转身离开了。即便布赫瓦尔特不比我聪明的话，至少他比我更有商业头脑。他带上了弗兰克•；弗里提根跟他一起离开，将他安置在了旅馆里，给他洗了个澡，然后让他坐下来，详细地采访了他整整十天。根据这段采访，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来自男孩们的礼物》（这“礼物”是指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被流放到意大利西西里去之前，那些狐朋狗友的“男孩们”送给他一个性感金发美女）。那本书后来改编成了电影，阿尔特•；布赫瓦尔德赚了五万美元，这是他平身第一次发财。五万美元在1958年当时可不是笔小数目，我打那以后一想到弗兰克•；弗里提根就懊悔不已。
1954年4月，当时我当海外通讯记者还只有几个月的经验，那时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获取别人的信赖身上。当时，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会议，“第无数次”地开始讨论在法国和印度支那之间停战并维持和平现状。我得到指示，想办法在那场会议中混个地方坐，作为目击者，写一篇有关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报道。这篇文章将作为下一周杂志的封面新闻，文中还要援引这个无趣而又严肃家伙的原话。我吓得灵魂出窍，因为不像报道这一次会议的其他通讯记者，我和杜勒斯的随从们一点交情都没有，而且这位国务卿是众所周知的冷面观音，特别难见到他热情的一面。我只见过他一面，而且确信他肯定不认识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2）
为了碰碰运气，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谁凑巧能帮得上忙，我去日内瓦机场等候国务卿的专机降落，这更让我更心灰意冷了。在那儿准备迎接杜勒斯的是我的偶像，人称“苏格兰人”的詹姆斯•；莱斯顿，他是《纽约时报》最好的记者之一。几秒钟之后，当时即将出任苏联大使的波伦走下了飞机舷梯，向莱斯顿问候。詹姆斯•；莱斯顿将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信息来源。我听到波伦用亲兄弟般的口吻亲热地对莱斯顿说：“怎么样啊，老苏格兰人？”，而莱斯顿也开玩笑地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而我却只能在一旁阿谀逢迎。这些家伙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而我还在一边试图引起“嘟嘟囔囔”的卡尔•；麦卡德的注意力。我就只能不断地说，“您好，麦卡德先生，我是《新闻周刊》的本•；布莱得利。”同我相比，波伦和莱斯顿却像哥们似的，两者间的差异也太大了，真让我灰心丧气。
回到了日内瓦的黄金海岸宾馆后，在海外新闻编辑哈里•；科恩的建议下，我送了一瓶陈年波本威士忌到麦卡德的套房。这终于发生了点作用，卡尔给了我十五分钟采访杜勒斯的时间，正好赶在了发稿截止时间的一小时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能让人敞开心扉的人，特别是当我不触及别人敏感之处的时候。但是我几乎无法让杜勒斯打开金口，甚至是当我问及他的旅途和健康状况时，他都没多说什么。在下一期的《新闻周刊》上，我收集的材料完全没有派上用场。但是这一点真得使我确信，我应该在酒吧多转转，并且看看我能从那些撬开了杜勒斯嘴的人口里套出点什么来。
在第一天晚上，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在酒吧里泡到很晚，我看到了赫斯特出版帝国的继承人小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他那国际新闻部的明星记者约瑟夫•；金斯伯利•；史密斯、传奇人物鲍勃•；康西丁三个人一起拉拉扯扯地走进了宾馆。这个组合刚刚因为采访了约瑟夫•；斯大林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我还没对他们“瞻仰”太久，小威廉就和康西丁就在宾馆干净的大理石地板上摔起跤来了，这引得大堂酒吧里的客人们乐不可支。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要想获得普利策奖，我身上的潜质还远远不够。
也是在日内瓦，我和《新闻周刊》的同事泰迪•；温铎会合了。泰迪是《时代周刊》长期派驻华盛顿的外交新闻通讯记者。三十年代时，他曾在波兰大使馆担任外交官，后来他“叛逃”了，那时候对叛逃的观点，可与很久之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不同。他交际甚广，因为他曾经无所事事，后来参过军，再后来又当上了通讯记者。他对于初入新闻界的人来说，可算不上是个好朋友，而且他无法用英语流利地写作。几年后，当我接替肯尼思•；克劳福德，出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的主管，成为泰迪的上司后，肯告诉我应该怎么搞定泰迪。“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甚至别在他的稿件上浪费时间。只要找一个周五的下午把他带过来，榨干他所知道的一切，从他口袋里掏出些什么来。这样你就能写出最好的报道来。”
我还记得在我采访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结束时，我发现，除了担心以外，我们还有可以享受生活。一个周日上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那个叫比尔•；斯通曼的记者邀请我和他共度周末。我们分享了早餐，那是他姑妈杰迈玛做的薄烤饼。周日下午，我的好朋友洛斯比•；诺伊斯和我驾驶一艘单桅帆船出海，我们前往日内瓦湖享受美妙的微风。他是《华盛顿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在周日晚上，我有幸和一位刚与瑞士老公分手的老友共度良宵。这样的生活真是太与众不同了。
我和琼依然在一直努力挣扎，我们甚至向法国的心理学家求助，希望能解决我俩之间的问题。这用哪种语言表达都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但是用不是母语来说会更难。对于我来说，我一直比较洒脱，很会享受生活，但是我和琼已经不再相爱了。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都困在了一个僵局之中，而对我们双方来说，我们都越来越有可能，会想要和别人分享心中的热情和欲望。我之前的行为其实让我了解到，与琼分手后的生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1954年的夏天，我和琼、洛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