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伙尝尝自己的厉害。
经过方才的一阵折腾，又一些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剩下的一天没有先前那么难以忍受了。三张年轻的脸看起来很愉快，仿佛这日子有了指望似的。
吴红巾家的客厅几近于简陋，除了被邱大立和杨波占用的一单一双两张沙发外，还有另外一张单人沙发孤零零呆在邱大立的右边，中间隔了一只八十年代式样的小木茶几；此外，便只有吴红巾坐着的那把油漆斑驳的椅子了。灰色水泥的地面映着雪白的墙壁和同样雪白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纯粹的天花板，没有任何装饰物，一个小小的圆木做成的灯座扣在天花板的四边对角线的交界处，光屁股的白炽灯泡从那儿探出它圆乎乎的大脑袋，像一颗马上就会滴下来的大水珠。没有衣橱、没有桌子、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盆栽植物、没有空调、没有吊扇、没有暖气管道和暖气片、没有地板砖、没有地毯、没有垃圾篓、没有电话、没有微波炉、没有电熨斗，没有一切。吴红巾的父母似乎要将生活消灭在这间清心寡欲的屋子里。
这是不是有点残忍？
第一章清心寡欲的屋子（2）
假如你认识那对朴实可亲的中年夫妇就不会这么以为了。
吴红巾的爸爸身材魁梧，黑黝黝的脸膛上总是挂着笑容，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连噩梦都不忍心找他的麻烦，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搞男女关系，自从十七年前跟吴红巾的妈妈结婚以后，每天都会准时在晚上十点钟搂着妻子睡觉；有时候，他们会在入睡前欢娱一番，但是相当克制。他的妻子，也就是吴红巾的妈妈，除了个头不如他高，力气没有他大，皮肤没有他黑以外，其他任何一方面都不比自己的丈夫逊色。俩人拥有同样出色的勤劳、简朴、诚恳、忠实等品质。看看那两张圆满的脸，你就全明白了。古希腊有句精彩的谚语——只有思想人道，身体才会健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句谁说的话来着——道理都写在脸上，这个说法简直一语中的。站在大街上，放眼望去，那一张张的脸就像一个个心灵开出来的花朵。不管他们将内心隐藏得多深，他们的脸都会巨细无遗、一笔一划地将他们抄写出来。邱大立想：幸亏有了脸，要不人们交往起来还真是挺难办的。
二十一世纪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豪华型的脸，因为这是一个日渐豪华的社会，在这个日渐豪华的社会中生活着若干日渐豪华的心灵，一枚枚豪华的心灵争先恐后地开成一张张豪华的脸，他们在怒放，怒放。有时候，邱大立又这么想：即使什么也不干，就只是坐在大街上看这一张张脸是如何开出来的，也足以快活地把这一生打发掉了。
人类社会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为什么还会让吴红巾的父母这样的人诞生，而且要他们结合在一起呢？
这是一个谜。
这对辛勤的夫妇本来开着一家小吃店，为了不让自己挣钱太多，他们只卖包子。还有粥，粥是免费的。每天凌晨，太阳还在地平线以下很远的地方时，吴红巾的妈妈就醒来了，揉揉眼睛，第一个念头就是：又一天来到了，这可真不错！接着，蹑手蹑脚地从被窝里钻出来穿衣服，以免吵醒睡得正香的丈夫。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些动作，到如今她的手脚轻盈得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这么说，就算邱大立的爸爸醒着，只要不睁眼，也不会发觉刚刚还跟自己躺在一起的妻子已经不知不觉地出门了。
带上卧室的门之前，她总忍不住要看看酣睡的丈夫。一望见他那蜷在被窝里憨憨的样子，她心里就会有一种让人舒服的湿漉漉的感觉。这么大的一整块肉，一个人，一个男人，一整个男人，全是自己的，每天晚上都可以搂着他，或者被他搂着，还可以跟他说话，把心里能想到的事情都让他知道；想到这些，邱大立的妈妈就觉得活着真是一件神奇的、了不起的事情。
一般得到吴红巾的妈妈将包好的荤素参半的包子在笼里蒸上之后，吴红巾的爸爸才会赶到店里。这时候，天几乎要亮透了。几个早锻炼的老顾客坐在板凳上，一边聊天，一边等包子出笼。吴红巾的爸爸像所有的早晨一样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嗨，老张，早啊。”“陈师傅，你的胃病有好转吧，你的脸色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当目光与妻子相遇时，他习惯性地做个鬼脸，为自己的贪睡感到害臊。尽管夫妻俩早就将分工明确，可这个小动作总也改不掉，而今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思，成了他们早晨见面时的问候。就像跟认识但又不怎么亲密的人见面要握手一样。
有一阵子，吴红巾的爸爸不顾妻子的反对，执意要跟她起得一样早。吴红巾的妈妈只叫醒过他一次，第二天便不忍心这么做了。为此丈夫埋怨了他一整天。妻子信不过，他决心靠自己，反正不管怎样，两人一定要同时起来忙活，他才不会自责。接下来的几天，睡觉时他竭力让自己保持在最浅的那个睡眠层次上，一旦睡神从很深的地方伸手试图把他拽下去时，他就会警觉地抖擞起精神，掐掐自己的腿。他知道，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那个地方真是舒服极了，可是万万不可往里闯。一进一出，天就亮了。
这样坚持了几天，吴红巾的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吴红巾的爸爸大白天老是打瞌睡，两只本来炯炯有神的眼睛几天间就光彩尽失。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么做的结果其实得不偿失，一整天倒是总在店里晃荡，可脑袋稀里糊涂的，什么事也做不好。
再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吴红巾的妈妈认为有必要跟他好好谈谈了。她给丈夫分析了一下这种行为里面的不合理性，说服了几乎要坐在板凳上睡着的丈夫。吴红巾的爸爸满口应允往后由他在晚上将面和好并切出次日所用的馅，而早晨的一切事务均由妻子去操持。邱大立的爸爸睡了一个好觉，脑袋又清晰起来，他很纳闷，这么简单的解决办法，为什么自己就想不到呢？真是笨呀！
日子又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了，美满的生活找不到任何瑕疵。可天有不测风云，几乎是眼都来不及眨的功夫，小镇上便出现了第一批从厂里下岗的工人，一开始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头重脚轻地过了几天，心绪稍稍稳定之后，翻开做工考究的下岗证，一寸黑白免冠照片上的人呆呆地望着正跟他（她）面对面的另一个自己，眼睛一眨都不眨，看着，看着，对面那个自己就留下了眼泪。几天下来，他们的脸色像黑白照片一样了无色彩，这才终于明白：不是梦，的的确确不再是工人了，只是人，没有任何多余的身份，从此之后注定要过上黑白照片般的生活——只有轮廓，没有形体。念一至此，有的人选择了继续流泪，有的人毅然决然地擦干眼泪，走出家门找出路。
第一章包子才是硬道理
8
时隔不久，便有一个脸上刚刚恢复血色的下岗女工在吴红巾父母的小吃店隔壁做起了生意。当然是卖包子。还有粥，粥是免费的。
第一批工人下岗成功后，各工厂的领导试探着把第二批工人也请下来了。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
这就跟生孩子一样，只要头开得好，再生多少都感觉不到了。就这样，那些迷惘的下岗工人相继在吴红巾家的小吃部两侧和对面卖起了包子。在工厂浑浑噩噩混了若干年，一旦脱离工厂的子宫，他们马上就开了窍——只有包子才是硬道理。
这几家的包子无论色泽、形状还是体积都各不相同，而且悬殊很大。每当他们架在门前的蒸笼上冒出热气时，五花八门的味道便会随着风向在这条街上弥漫开来。
他们的包子几乎无人问津。当自己家门前顾客络绎不绝时，吴红巾的父母都不得不把头低下来招呼客人，夫妻俩谁都没有勇气抬头正视那些一不小心便会碰上的正从左右两侧和对面眼巴巴望着他们的眼睛。那些人的包子也已经出笼了，正冒着同样出色的热气。尽管吃起来可能略有逊色，但人家已经尽力了！
即使是新婚之夜，吴红巾的爸爸妈妈也没有这么难为情过。为了把顾客从自家店里赶走，他们狠下心来提高了包子的价格，但是客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准时到来，而且有增无减。晚上，夫妇俩痛苦地数着那些他们以为本不该属于自己的钱，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他们想到了关掉小吃店，可他们也要生活啊，而且还有孩子。无奈之中，吴红巾的妈妈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店还是开着，但是包子咱再也不买了，改为玉米面的窝头。吴红巾的爸爸本以为妻子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听他这么一说，刚刚散去的愁云又罩了上来。都什么年代了，谁还会吃这种东西呢？
“正因为如此，咱们才卖这个呢，只要一天能挣个几十块钱，够吃饭，能交上店租就可以；反正红巾也不念书了，只要没有学费这份花销，再节省一点，怎么都能过得下去。”
只能这么办了。
第二天，包子就从吴红巾家的小吃店里消失了，换上了黄灿灿的窝头。让夫妇俩始料不及的是，窝头大受欢迎。一批先富起来的群众吃够了大鱼大肉（包子当然更不在话下），正终日发愁找不到吃的呢。吴红巾的父母无意之中帮了他们一把。单是窝头的颜色便让富人们胃口大开，一旦将它们掰下一块填到嘴里更是赞不绝口，富人们开着车嘴里嚼着窝头奔走相告，以至把问题弄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三天之内所能蒸出的全部窝头三天前已经完全被抢购一空。最让吴红巾的爸爸妈妈担心的是，有些不怎么富的人也开始打起窝头的主意来了，而且人数正在以倍数增加。
其他的包子铺依旧生意冷清，有两家已经扛不住走人了。夫妇俩很伤心，简直觉得没脸见人。他们拒绝接受新的订购，蒸完最后一笼已经许诺出去的窝头后，这间小吃店便永远地关闭了。
他们承包了两亩地，就是邱大立家那四十亩地的一部分，那块地闲置了多年，里面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旧的没人除，新的每年都会从去年已经枯死的蒿草缝里长出来，年复一年的积累，那儿的蒿子秆已经密得跟一大块木板差不多了。
邱大立的爸爸一直拒绝动用它，也不让别人沾它的边。当别人企图说服他时，一句完整的话都讲不完，他便会恶狠狠地使劲一摆手——他只会摆一下，决不重复——用一口令当地人生畏的新闻联播播音员发怒时才可能发出的普通话告诉别人：那是我的地，就算我把它挖出来喂狗，你们也管不着。
这次破天荒地让别人用，而且是无偿的，多亏了邱大立。儿子信得过的人，他也信得过。尽管他不说，但心里一直是这么想的。吴红巾的父母听邱大立的父亲说让他们免费使用两亩地时，显得很不安，吴红巾的妈妈刚要开口说点什么，邱大立的爸爸便一摆手说，种，就种；不种，就拉倒。边上的邱大立赶忙示意吴红巾的妈妈不要再说了。邱大立记得，自从妈妈走了之后，这些年爸爸总共说的话不超过一千句，还不如一个饶舌的人在一次普通的聊天中说的话多，每次都像掷铅球一样往外砸。尽管用意各不相同，但听起来，他们的质地毫无区别。
吴红巾的父母决定一点一点把那块地清理出来，种上小麦。他们只想做个本分人，再也不做生意了，哪怕是一根针的买卖。生意简直害死人。
吴红巾父母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上帝——或者随便怎么称呼的那个管理着这个世界的人——是很不严肃的。你不妨说他有幽默感，但他的幽默早已超出了幽默本该恪守的边界。这个人只顾自己找乐子，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第一章毕业的前夕
9
从吴红巾身上，随处可找到他父母的影子。若不是真有这么一家人活生生地演示着他们的生活，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今这种世道上，居然真的有人拒绝融入社会，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瞒过了社会的耳目。
他们活下来了！
活得挺地道。
吴红巾的父母不喜欢有文化的人，吴红巾的妈妈看到长得很有学问的人以后，都会远远地躲开。他们不鼓励自己的儿子好好学习，当初让吴红巾念书，只是为了找个人多的地方让他能过得开心一些。邱大立记得，吴红巾是全班惟一不背书包的学生。每个学期新课本发下来之后，大多数同学都会爱不释手地边翻边忍不住抚摸那些带着新鲜油墨味的干净纸张，有的还会仔细地给每本书都包上一个厚纸做成的假书皮，放学时整整齐齐地把好几本书摞成一摞放进书包里。可是吴红巾呢，他只会把刚到手的课本随便往课桌一塞了事，在塞进去之前能够漫不经心地翻翻，掂掂分量，就算是给它们极大的面子了。这样，最多一个月后，吴红巾的课本便会统统地不翼而飞。再上课时，他只能跟那个叫吴小丫的女同桌看一本书。吴小丫很慷慨，在老师还没讲课之前，就会主动把课本放到两个人都能看见的位置上。
即便如此，每个期末考试的成绩公布出来后，仍然会让那些高度近视的知识狂们大跌眼镜。估计他们倾尽一生也不会搞懂，那些殚精竭虑被自己拼出来的分数，怎么会让这个连书包和课本都没有的小混混轻而易举地超过呢？
吴红巾曾自豪地说过，他们家没有一支笔、一本书。杨波证实了这一说法绝对真实无讹，有一次他特意去吴红巾家搜查过，从客厅到卫生间，不仅没有书和笔，就连写了字的纸都找不到半张。他怀疑吴红巾做过手脚，几天之后，搞了次突击，乘吴红巾不备又抽查了一遍，结果跟上次是一样的。
初三那年的初夏，到了参加中考的时间了，吴红巾、邱大立、杨波和另外几个人却拒绝应试，他们谁都不想继续跟另一拨陌生的年轻人坐到高中的教室里了。
接着读那些该死的书，对他们来讲，就是对自己智力的侮辱。吴红巾在父母的观点上又加进了自己的看法，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