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慢慢揣摩母亲嘱咐的含义，终于豁然开朗。母亲这句话对他处理各种矛盾具有启发意义。
１９５２年，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列车在车站受到围观，母亲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去看望儿子。可是人群太乱，过于紧张的警察把艾森豪威尔的母亲拦在人墙外。母亲不停地大声喊道：
“我是艾的妈妈，我是艾的妈妈！”
就在这一年，艾森豪威尔凭着他的聪慧和业绩当选了美国第３４届总统，并获得连任。
艾森豪威尔终于一步一步地从一个无名小卒成长为中校、盟军统帅，直至成为美国历史上第３４任总统，母亲在他身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部分卡耐基之母（伊丽莎白）：信仰的力量
信仰比理智更有才华。——菲·贝利
戴尔·卡耐基是全球知名人士，他的工作影响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他的教学构想则更改了成人教育的方法。
１８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戴尔·卡耐基诞生于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小市镇。他的
父亲詹姆斯·卡耐基是一个小农场主，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位信仰基督的乡下教师，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坚强并富有同情心。她相信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因为上帝不会放弃任何对生命怀有敬畏的人。
母亲的信念影响了卡耐基的一生。
幼年的戴尔与他的同龄小男孩相比，显得特别淘气。小时候，他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小卡耐基非常瘦小，头发也不是白种人那类美丽的金色，而是淡黄中略显灰褐，加上一对与头部不很相称的大耳朵，显得平庸和猥琐。也许正因为如此，幼时的戴尔常常郁郁寡欢。
母亲伊丽莎白对戴尔寄予厚望，鼓励他读书，但她只希望他将来做一名传教士，或做一名教员。
距卡耐基家的农场一里之处，有一所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校名叫玫瑰园。小卡耐基就在这里读小学。
有一个冬天，戴尔把一只死了的兔子带进玫瑰园。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只兔子放进一个圆形铝桶，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把这只桶放置在教室后面的火炉上。
恰巧当天老师讲授的是修辞学，女老师叫史密斯太太。她讲道，特殊而生动的语言修辞可以使人们从文字中看到形状，听出声音，闻出味道。
话音刚落，一股肉香弥漫了整个教室。
史密斯太太诧异地四处张望，却不知味道来自何处。
忽然戴尔站了起来，说道：“老师，我知道这股香味从哪里来。”
“是吗，戴尔，快告诉我，这气味浓得让人难受。”史密斯太太紧捂着鼻孔，一副十分难受的样子。
“在我们这本书的第５１页上，那上面写道：卖火柴的小女孩梦想到了烤鹅。”
“什么？什么？你住嘴！你这个捣蛋鬼！你，你——”史密斯太太气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戴尔的恶作剧后来被他母亲知道了。本来母亲一直认为戴尔是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忧郁而不自信的孩子，但通过这件事她看到戴尔其实有一种别人不易觉察的灵性和气质，这种灵性和气质可以使他变得坚强和自信。
她对戴尔说：“孩子，你在课堂恶作剧是不对的。你必须向老师道歉。但是，你要记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任何困境中都要相信自己是出色的。”
戴尔睁着大大的眼睛，然后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第二天他向老师道了歉，老师原谅了他。他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过。
戴尔的自卑多少受到他父亲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他父亲的悲观来自灾难对家庭的沉重打击。
１８９８年夏季，暴风雨席卷密苏里平原，泛滥的洪水使城边的河水上涨。瘦弱的小戴尔穿着布满补丁的破烂衣服，站在农舍外围略高之处，可怜兮兮地看着棕色的河水汹涌而来，漫过河堤，席卷农田。
农田被淹，丰收的希望破灭了，父亲一脸沮丧，到处借债以渡过饥荒。而每当父亲灰心丧气的时候，母亲总是鼓励他振作起来，因为她相信，只要不消沉，每个人都会时来运转。
许多年后，戴尔·卡耐基对这些经历仍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说，洪水过去后，他操持家务的母亲即使在失望之中还是坚定地唱着圣歌，母亲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而父亲詹姆斯沮丧的愁容也逐渐换成一副顽强与不屈的样子。这些情景在卡耐基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根，使得他以后能一次又一次坚强地面对挫折与失败。
真是祸不单行，丰收在望的作物淹没于洪水，养肥的肉牛也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而一只只猪又因霍乱而死亡。
这种种的不幸对戴尔一家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它使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一家人的努力就此破灭，那是上苍的诅咒吗？
戴尔的母亲伊丽莎白尽管坚强，但在经历了这一连串自然灾祸之后，她也变得胆小怕事起来，她主要是担心脆弱的丈夫会崩溃。
戴尔后来在他的《摆脱忧郁》中写道：“我常听见母亲忆起，每当父亲去谷仓喂马及乳牛，没有在她预计的时间归来时，她总要赶去谷仓看看，她时常害怕会突然发现他的身体倒吊在绳端晃来晃去。”
也是在这一年，戴尔还遇到一件事。有一天，戴尔和他的三个伙伴莫得·伊文思、莫得的弟弟盖·罗伊及格兰又聚在了他家田园附近的那间破木屋。
戴尔他们约定，谁从窗户上向下跳的次数最多，其他人就得听命于他。戴尔跳下的次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伙伴，只见他双手抓着窗棂，脚踩在窗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其他伙伴嚷道：“使劲呀！”
他又跳向地面，但这次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吵大叫，他觉得左手食指一阵剧痛，接着整个左手都麻木了。原来，戴尔左手食指上的戒指被窗棂上的一枚铁钉钩住了，他跳落地面时，食指已被扯裂开来，鲜血迅速从伤口涌出，连左边的衣袖也被浸渍得一片鲜红。由于及时止血，伤口并没有感染，但戴尔的左手却从此少了一根食指。
自从那次大暴雨过后，又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父亲詹姆斯·卡耐基患了精神崩溃症，当时才４７岁，显然，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倒了这个倔强的农场主。由于债台高筑，詹姆斯的沮丧和忧郁与日俱增；为了改变命运，他又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由此导致詹姆斯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停止进食，变得极为憔悴。当医生告诉卡耐基太太她丈夫詹姆斯的寿命将不会超过六个月以后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戴尔·卡耐基还不足１０岁。
戴尔呆呆地看着母亲，他看到母亲的眼中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闪动，终于，两行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
戴尔鼻子开始发酸，把头扭了过去。一会儿，他听到母亲唱起了圣歌。
幸运的是，父亲活了下来。
１９００年，戴尔１２岁时，卡耐基一家迁移到距曼哈尼教堂一里处的莫瑞农场，但窘迫的生活处境并没有为之丝毫改变。
在偏僻狭窄的农村生活久了的小戴尔，最害怕每月一次或两次与父亲一起乘运木头的货车进玛丽维尔，因为城市里的许多新奇东西使他感到眼花缭乱和不可思议。
有一次，詹姆斯·卡耐基负责运送一车肥肉给圣约瑟市的屠夫，小戴尔有机会随父亲去圣约瑟。
圣约瑟市有６万多人，比戴尔以前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大十几倍，是他中学前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当戴尔看到六层楼的建筑时，担心地问父亲：
“天哪！住在这么高的楼房上，摔下来可怎么办？”
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说：“傻瓜，怎么会呢？”
父亲笑过之后，心头又是一阵酸楚：我们真是委屈孩子了。于是父亲完成工作后，又带着戴尔欣赏了一阵街景，才搭乘火车回密苏里的家乡。
有一次，父亲送完货后竟给了戴尔１０美分，让他自由自在地随意花销。这对当时的戴尔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真的吗？这些钱真让我支配？”
“是的，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困窘。这是你母亲所希望的事。”
戴尔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钱，飞跑出去。一阵欣喜过后，戴尔开始犯愁了：
我怎么花掉它们呢？买一盒巧克力？买一件小玩具？买一件衣服？哈，衣服显然是买不起的。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突然变得忧郁起来——他什么都不想买了——他不愿意走进商店，因为那里的镜子会照出他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他会为此而感到羞愧。
戴尔曾经过早地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总觉得自己犯有多种罪行而且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更害怕死后会进地狱。
有一次，已经１３岁的戴尔从学校回家时，突然发现密苏里上空火光四射，雷声隆隆。戴尔被这景象吓懵了，脸色苍白地跑回家中，一下子扑进母亲的怀里。
“妈妈，快救我，我要死啦！”
母亲被弄得莫名其妙，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惊惶起来。
但戴尔这时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瞪大双眼，捂着耳朵，只管一个劲儿往母亲怀里躲。
“怎么啦？孩子，怎么啦，太太？”父亲詹姆斯推门而入，他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见到家人在这个时间哭哭啼啼，便预感到当年的农作物又将被洪水卷走。
费了好一番功夫，卡耐基和他的太太才明白自己的孩子是被雷电吓坏了。
因为贫穷和生理的某些缺陷，少年戴尔比其他孩子更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忧郁。
其实，在戴尔的一生中，忧郁和自信有时是结伴而行的。但是戴尔最后战胜了忧郁。
戴尔１３岁时，一个叫尼克拉斯·梭得的教师住进卡耐基家。戴尔从这位外来人身上了解了不少东西，视野大为开阔，也增加了不少的自信。
有一天，小戴尔放学回家，经过梭得先生的房间时，被一阵“嗒嗒嗒”的声音吸引了。他蹑手蹑脚走向房间，看到梭得先生在敲打一个键盘，而桌上的一个屏幕竟显示出与课本上一样工整的字来。梭得先生告诉戴尔，这是一台打字机，可以写文章。
戴尔感到太神奇了，他对梭得先生说：“先生，你能不能送给我一部这样的东西？”
小戴尔强烈的求知欲望博得了梭得先生的喜爱。工作闲暇的时候，他便给戴尔讲一些新鲜的东西。
戴尔·卡耐基后来回忆说，“我永远记得这位高瘦的大胡子教师，当时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新东西，他开辟了我生活领域的新天地，也启迪了我的智慧。我至今记得，‘直觉’和‘心理学’这两个名词就是他教给我的，当然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
可惜梭得先生在卡耐基家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他搬出去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戴尔总希望有一天那位大胡子、戴宽边眼镜的先生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进入瓦伦斯堡师范学院前，他一直怀着这一梦幻般的期望。
然而戴尔的自信却常常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在校园里，戴尔那对又宽又大的耳朵经常是同学们嘲弄的对象，左手少一根食指也成了别人冷嘲热讽和揶揄的缘由。戴尔为此烦恼不已，经常一人暗自悲伤流泪。
有一次，班上一个叫山姆·怀特的大男孩与戴尔·卡耐基发生了矛盾。怀特极不友善地恐吓戴尔：“总有一天，我要剪断你那对讨厌的大耳朵。”
戴尔信以为真，为此事而连续几日不能入眠。母亲知道孩子的恐惧，对他说：“戴尔，你想想，这可能吗？你的同学打打闹闹的有的是，可你看到过谁的耳朵被人剪掉过？”
听了母亲的话，戴尔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然而随着青春期的来临，戴尔又没有逃过另一种忧郁。
那时的戴尔非常渴望能和女孩子交往，然而他在与女孩子交往及交谈时又显得异常局促不安，他为自己缺乏吸引力的外表而伤心恼火。因此，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在结婚典礼上怎么办。
对当时的忧郁，戴尔·卡耐基回忆说：“我想像着我们在某个乡村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搭乘车顶缀有饰品的四轮马车返回农场。我无法想像我在返回农场的途中该说什么，我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谈话得以继续下去。”
直到１９４８年，戴尔·卡耐基还这样向世人表白：“当我微微举帽向她们打招呼时，我担心女孩子们会由于我笨拙的动作和不敢恭维的外表而嘲笑我。”
１９０４年，卡耐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密苏里州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这个时候，母亲已把原来的农场卖掉，全家迁到瓦伦斯堡师范学院附近。戴尔负担不起市镇上的生活费用，就住在农场的家里，每天骑着马到学校去上课，他是全校学生中五六个住不起市镇的学生之一。
在学校里，戴尔瘦弱的身体和不合时宜的服饰也常使他尴尬不已。
有一次上数学课时，戴尔·卡耐基被老师叫到黑板前解答问题。
当戴尔走上讲台后，教室里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霆般的大笑声，老师连续做了几个安静的手势都无济于事。
戴尔·卡耐基尴尬地呆立在讲台上，深深地埋下头，然后异常窘迫地回到座位，仿佛是上了一次审判台。
戴尔·卡耐基下课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