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 第31部分

　　九州，又广及日本各地。　

　　　　　　　对葡萄牙人来说，无意中漂流到日本，使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扩展自己　

　　势力——传播基督教和进行贸易——的空间。当时，明朝正实行海禁，但走　

　　私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葡萄牙作为走私活动的中间人，统制了日本和明朝间　

　　的生丝走私，获取巨额利润。　

　　　　　　　1549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人弥次郎带领下进入日本的鹿　

　　儿岛，经领主鸟津贵久许可，开始传教。沙勿略建议耶稣会派有能力的传教　

　　士来，他认为，在日本传播基督教大有前景。　

　　　　　　　基督教与贸易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走进日本的。1545年，葡萄牙人到丰　

　　后地方从事贸易。1550年，葡萄牙商船在中日交通要地肥前平户，这个地方　

　　从此开始不断繁荣起来，1561年后，由于当地领主松浦隆信对基督教不感兴　

　　趣，平户的贸易地位被长崎代替。1562年，肥前的大村纯忠接受洗礼，成为　

　　天主教徒，这是日本最早成为天主教徒的诸侯。大村纯忠因此在经济上获得　

　　不少实惠，在他的领地内，贸易发达起来。这引起北九州各诸侯的嫉妒，派　

　　兵围攻之。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大村纯忠对基督教的信仰，反而使领地内的　

　　信徒大为增加。　

　　　　　　　1564年，葡萄牙传教士在肥前平户建天主教堂，称“天门寺”，这是日　

　　本有天主教堂的开端。　

　　　　　　　1559年，加斯帕·维莱拉到京都，获准传教。稍后，他与路易斯·弗洛　

　　依斯一起谒见将军，希望在京畿地方传教，时值战国之乱，传教活动遭禁止，　

　　传教士们只得离开京都。　

　　　　　　　织田信长结束了战国之乱，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愿望。他采取一系列措施　

　　消除战乱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保护基督教。织田信长亲自会见被迫离开京　

　　都的弗洛依斯等人，允许他们在京教传教，并建教堂。得到这个方便，基督　

　　教发展很快。到1582年，教徒已达15万人，有大小教堂200多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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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人，各地还出现不少神学校、修道院等　。就在这一年，成为基督教徒的　

　　诸侯大村纯忠、大友宗麟、有马晴信三家在传教士瓦利纳尼的建议下，向罗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参见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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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教廷派出4名使节，正式谒见教皇格历高利十三世。1590年，这4名最早　

访问欧洲的日本使节回国。　

　　　　　继承织田信长霸业的丰臣秀吉开始对天主教也取保护态度。不过，在他　

征讨九州地方时，天主教的活跃对他是个刺激，觉察到这是一股难以驾驭的　

力量，于是，便转而开始禁教，驱逐天主教传教士。另一方面，为了尽快恢　

复遭到战乱破坏的经济，丰臣秀吉又不想割断与国外的贸易联系。在传教通　

商一体化的情况下，他的禁教令也就不可能彻底执行。并且，对教士们的迫　

害反而提高了信徒们的信教热情，新的受洗入教者也大有人在。　

　　　　　短短几十年时间，伴随基督教而来的，许多西方的文化因素传入日本。　

为印刷基督教经书，从葡萄牙引进了活字印刷机，为了画圣像，油画艺术也　

传入了日本。　

　　　　　江户时期，德川家康对基督教一直无好感。但是，迫于贸易上的需要，　

似乎也拿它没什么办法，基督教的影响还是不断扩大。虽然各地方屡有禁教　

事件发生，仍有不少传教士隐藏下来，并有新来的传教士着日本服装，留日　

本男人的半月式头饰，潜入进来。到各地的传教士，不仅有耶稣会的，也有　

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会的。有些地方领主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　

实力，也私下与天主教传教士们有接触。东北地方的实力人物伊达政宗为开　

展与墨西哥的直接贸易，就曾在方济各会士路易斯·索泰洛建议下，派出使　

节，前往谒见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要求派遣传教士和通商贸易。到1605　

年时，日本的基督教徒已达70万之众。　

　　　　基督教势力的膨胀，引起德川幕府的恐慌。佛教势力和儒教势力也出面　

攻击基督教。稍晚来到日本的荷兰人和美国人出于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争夺贸　

易利益的需要，极力中伤依附葡西两国的天主教势力。这时，日本的天主教　

徒内部也发生内讧，暴露出德川家康身边竟有几十名天主教徒。德川家康此　

时则不惜牺牲贸易利益，生出禁教念头。　　1612年，首先在德川家康的直辖　

领地内发布了幕府最早的禁教令。第二年，禁教令推广到全国，随之开始了　

大规模的驱逐教士、毁坏教堂、强迫改宗的运动。此次禁教，德川幕府的决　

心很大，因为它已经把损害贸易的顾虑抛到一边了。幕府想依据日本作为一　

个岛国的地理特点，通过海禁断绝一切与外部的联系，希望能把基督教关在　

国门之外。　　1633年，幕府规定进出日本的船只必须携有经批准的许可证，　

称为朱印船。朱印船以外的船只不准出海，在海外居留5年以上的日本人不　

准再回国。1635年，又规定禁止一切日本船、日本人航行海外，不准侨居海　

外的日本人回国，违者处死。对于外国船只和人员，规定英荷两国只许到平　

户、长骑进行有限制的贸易活动；中国的船只只许到长崎；在长崎港辟出一　

小块地方，由葡萄牙商人居住，他们的子女则一律驱逐出境；对于西班牙，　

幕府曾打算远征吕宋，以便根绝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的基地，并已要求荷兰　

借用军舰，准备实施该计划。只是因为发生了岛原事件，事情才被搁下。　

　　　　　1637年，岛原半岛知天草岛的基督教徒发动起义。这次起义以基督教徒　

反迫害为旗号，实则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两地原来的领主有马晴信和小西　

行长都是基督教徒。按德川幕府的藩主轮换制度，换为新领主松仓重政和寺　

泽广高。这两个人都是禁教派人士，开始大肆镇压基督教，激起两地基督教　

徒　（主要是农民）的强烈反抗。幕府派特使纠集临近各藩兵力，到第二年，　

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对幕府的震动很大，决心采取更严厉的禁教措　

施，包括在前面提到的“踏绘”、“寺请证文”等，同时开始全面的“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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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由此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间，是为日本近代史上的锁国时期。　

　　日本之所以实行锁国，除为了扼杀基督教外，也是幕府要削弱地方藩主的势　

　　力，由幕府垄断全国贸易。因为，各地方藩主一直没有放弃积蓄自己力量的　

　　机会，特别是西日本的大名们，通过对外贸易而逐渐强大起来，他们为了贸　

　　易的顺利进行，不少成为基督教徒。所以，禁基督教，一是针对地方诸侯的，　

　　二是针对农民的。总之，是为了强化幕府的集权统治。然而，禁教也好，全　

　　面的锁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地根绝天主教的影响，各地仍有天主教徒在活　

　　动。　

　　　　　　　19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国内政界和知识界的思想　

　　发生了变化，开始松动锁国政策，并逐渐转为所谓开国。1854年3月，日美　

　　两国签定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1854年10月，日本与英国签定“约定”；　

　　1855年2月，日俄签定友好条约；1856年1月，日本与荷兰也签定了条约。　

　　这是经200年的锁国，西方国家敲开日本国门的开始。不久之后的1858年，　

　　日本先后又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些条约的基　

　　本内容大体相同，主要包括：第一，相互承认外交使节驻于首都和领事、总　

　　领事驻于开放的港口；第二，同意开放日本的5个港口　（箱馆、神奈川、长　

　　崎、新潟、兵库）和2座城市　（江户、大阪）进行贸易；第三，承认自由贸　

　　易原则，不允许日本独立决定关税，5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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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为居住日本的外国人建立教堂，废止“踏绘”。条约中关于基督教的条　

　　款还算不上解除禁教令　（正式解除禁教令是明治时期的1872年，1889年制　

　　定帝国宪法，承认宗教信仰自由），在日本人中间传教仍然受到压制。但是，　

　　基督教在日本国土上必竟已成为合法的事情，基督教新教各派也开始进入日　

　　本，俄国人则带进了东正教。这些教徒按条约规定只能在规定的地域内活动，　

　　但是，他们带来的经书还是流传到日本社会上。日本的新教史学者小泽三郎　

　　写到：“锁国被解除，长崎的会所贸易被破坏，各港口自由贸易的出现，从　

　　根本上破坏了作为禁教政策的命根子——对舶来书籍的检查制度，……这　

　　样，关着的大门被打开，在华耶稣教传教士的著译源源流入日本，这对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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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的日本文化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些中译本的《圣经》、《圣经　

　　选》以及其他的西方科学和学术著作，培养了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观念的新　

　　一代日本人，新岛襄（1843—1890年）就是他们中著名的一个。他不认为日　

　　本与5国的通商条约规定的开港开市就是开国，而是怀着追求自由的愿望，　

　　于1864年冒险偷渡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学习神学，重回日本后，曾创建同志　

　　社和同志社大学，从事育英传道工作，作为日本人基督教会的创始人。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近代史上，基督教的传播过程大体如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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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史研究中，不少人喜欢对中日两国做比较研究，直到现在，我们　

　　国内也常见到运用这种方法的情况。如果将两国应答基督教的历史比较一　

　　下，确能发现不少有益的东西。　

　　　　　　　表面上看，中日两国对基督教的反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传入的时间大　

　　体同时，将基督教最先带入两国的传教士都是那个耶稣会的沙勿略。随之，　

　　两国都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　



①　参见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266—267　页。　

①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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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两国对待基督教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围绕基督教而对西方文　

明的态度也不一样，因而后果也就大不相同，这到中日甲午战争时已明白无　

误地显示出来。　

　　　　　从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基础上看，在日本，最先接受基督教的是地方诸侯　

和农民。后来，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构成了接纳基督教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像　

新岛襄那样的一些人，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研究，而不是在家里坐等上门。　

　　　　　这些社会势力所以接纳基督教的心态，农民们主要因经受战国之乱后，　

寻求摆脱现实苦难的出路。其次，基督教所宣扬的世人平等的观念，迎合了　

农民们反抗封建的等级身分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心理。至于那些“基督教　

大名”，他们多是出于贸易的需要才信奉基督教的。这些地方诸侯扩充自己　

的势力（他们绝不会放弃这个心愿），在幕府的严格控制下，除了与国外保　

持贸易联系，简直就没有其他的途径。因此，西方国家在传教问题上就完全　

可以打出贸易这张牌。想进行贸易吗？你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你要拒绝基督　

教，就不与你通商。不但对地方诸侯，就是对幕府，这张牌也很有效。　

　　　　　近代日本的知识阶层很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在佛教和儒教的　

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江户时代之前，是佛儒并举，以佛教为主。江户时代，　

是佛儒并举，以儒为主。不过，日本历史上的各代都是将佛儒当作知识的总　

汇来看的。德川幕府支持儒教，将它树为官学，主要是看重儒教的纲常伦理　

观念，认为它能加强幕府确立的封建等级秩序。而知识分子们还从中发掘出　

一种自立自强的正统观念。他们力图摆脱佛儒的荫庇，在政治实践上，则要　

摆脱臣服于中国，自为东夷的历史，与中国　（明、清）分庭抗礼，甚至要颠　

倒过来，企图高居于中国之上。所以，日本国儒学绝不同于中国的儒学。后　

来，干脆就连儒学这种形式、语言也不想要了，国学和复古神道的影响越来　

越大。这种被称为日本主义的思潮，是支配江户时代以至明治时代日本历史　

的基本精神因素。日本主义已对儒学取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腐儒庸医，　

无实用价值。开始时，儒学家们还曾利用儒家的正统华夷观念，说明日本是　

世界的中心，中国则是“西藩”。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知识分子，就抛弃了这　

种井蛙观天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每一国都可称为中心，实际上就　

否认了华夷之分，承认各国平等竞争的观念。而竞争要靠实力，提高实力，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靠对外贸易，二靠新的知识和实用技术，这两条都离　

不开西方国家　（中日官方贸易自明后期就已中断）。对基督教，日本主义者　

不感兴趣，这可能因为他们根据接纳佛教和儒教的历史，担心再会受制于人，　

这当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