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 第32部分

不感兴趣，这可能因为他们根据接纳佛教和儒教的历史，担心再会受制于人，　

这当与日本主义的目标不符。　

　　　　　德川幕府基本上是认同日本主义的。不过，它还得顾及另外的问题——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幕府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的，一是地方大名，二是　

农民，三是天皇皇室。幕府采取一切措施尽力消除这些势力。它让皇室专心　

于学问，这学问不是实用知识和政治，而是指佛教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它鼓　

励皇室念佛诵经，建寺院，吟歌观舞，但不允许皇室干予政治。对地方诸侯　

和农民，幕府制定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而垄断贸易和禁基督教，也是为了削　

弱这两股力量的。　

　　　　　日本200多年的锁国不是中断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它的岛国的地理　

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可以说，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本就不能生存，　

整个日本的历史就表明这一点，更不要说提高实力了。对此，德川幕府也是　

很清楚的。所以，锁国只是由幕府统制与外部的联系，包括贸易和信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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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地方势力单独与外部世界接触。　

　　　　　　　贸易，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禁止基督教，这是摆在幕府决策者们面前　

　　的三个棘手问题。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幕府取了禁教一头儿，为此，　

　　就不得不在贸易上有所损失。弥补的办法是力图达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　

　　对了解外部世界，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一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　

　　强了。彼得大帝学习西方，振兴俄国的例子，满清政府固步自封，对西方势　

　　力盲目抵制—退让—再抵制—再退让，逐步丧失主权的情况，对日本人的振　

　　动都很大。他们想效仿俄国，避免中国的结局。所以，即使锁国，也要尽一　

　　切可能了解外部世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新井白石，甚至不放过审讯被捕传　

　　教士的机会，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知识界中也普遍出现一股兰学　（学习和　

　　研究荷兰）、洋学　（学习和研究英、美等西方各国）热。西方近代的科学知　

　　识，包括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都引　

　　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幕府决策者大概也发现严厉的锁国政策给学习外国、获　

　　取新知识带来很大不便，在禁教不禁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放宽了书籍的进　

　　口，允许与基督教无关的洋书进入日本。这一措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但　

　　表现在经济上、技术上，近代科学知识和学术思想渗入人们的心灵，慢慢地　

　　冲击着传统观念的大坝。新岛襄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他对社会上暗杀争斗　

　　的混乱状况很不满，对等级身分制的不平等更感到可厌。通过兰学，新岛襄　

　　接触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他看到荷兰的军舰，对比日本的，受到极大刺激。　

　　他说：“诸如为风波所弄翻之日本船，与此相比，诚不堪入目。噫！制造如　

　　此大船之外人之才能，甚胜于我国之人不亦甚远乎？远望军舰之壮丽，遥想　

　　外人之进步，遂慨然奋起一念，欲成为日本之改革者及日本文明之先导者。”　

　　①进而，新岛襄由对等级身分制度的厌恶，发展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他说：　

　　　“予前往他乡，丝毫不受拘束，不断为对自由之新思想所驱使。虽曾希望作　

　　为航海者供职于幕府，但仔细观察当时航海者生活，皆十分放荡不羁，终于　

　　不能与彼等为伍。予又为自由之新思想所鼓舞，不愿在藩主之下受其束缚。　

　　　　　　　　　　　　　　　　　　　　　　　　　　　　　　　　　　　　　　　　　　　　　　　　　　　　　　　　　　　　　　　　　　　　　　①　

　　终于坚决违命，即使被命携枪带剑而为兵卒，亦断然拒绝之。”接触中文的　

　　基督教书籍后，新岛襄追求自由的观念似更强烈，并认为孔子孝道之说失于　

　　狭隘，遂决定出逃日本，到西方国家学习。他的思想已不是日本主义所能容　

　　纳的了。　

　　　　　　　与日本相比较，面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没有深刻地反省自　

　　己，激发起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在中国，农民是接受基督教的重要社会力量。但是，农民最初只把基督　

　　教当作招福免灾的实用巫术。知识分子也曾对基督教抱有很大兴趣，利玛窦　

　　们也希望依靠知识分子传播基督教。但是，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热情未能持　

　　久，更没有广泛地理解接受新知识的必要，除了明末徐光启等人之外，到林　

　　则徐、魏源时才感到有睁开眼看世界的必要，开始研究新的世界。中国的知　

　　识分子一直未能挣脱以科举进仕途的人生道路。科举不考近代的科学知识和　

　　学术理论，当然他们也就不会去学习研究这些东西。信夫清三郎在他的《日　

　　本政治史》第一卷中说，在接受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影响这方面，中国的农民　

　　比日本的农民要先进一步，他以太平天国为例证明这一点。而中国的知识分　



①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7　页。　

①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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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却落后于日本武士一大截。这话也许有一定道理。　

　　　　　　　清廷也没能从基督教中发现可供学习研究的新东西，只把它当作教人孝　

　　亲、忠于朝廷、安分守已的类似于儒家名教的教化手段，而一旦觉察到有背　

　　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时，就开始禁教了。耶稣会士们为了取悦中国知识分　

　　子和朝廷，曾运用使实用知识带动传教的策略，传入不少近代的科学知识。　

　　徐光启们对此很重视，康熙皇帝也显得较为开明。但是，即使是开明的帝王，　

　　也大多将这些怀有新的科学知识的传教士当作御用文人使用，将他们带来的　

　　新知识只服务于朝廷的生活享乐方面，并不鼓励民间学习研究，更未考虑将　

　　其运用到广泛的社会生产方面去。清朝历代帝王似乎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西　

　　洋人带来的新东西不少，电灯、汽车、照相机、洋枪，什么时髦的东西，宫　

　　里都有，但只作玩物，帝王们自己可以享用，一旦传到民间，就被视为破坏　

　　祖宗礼法了。　

　　　　　　　面对新的事物视而不见，全无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　

　　民族，都是一个悲剧。这意味着已经失去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适应新　

　　环境的可能，而这恰恰是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信夫清三郎在他的那本　《日　

　　本政治史》中曾提到好奇心问题。他说，日本人对新东西，譬如枪，马上仿　

　　造。而清朝时的中国人却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新玩艺儿，四大发　

　　明中的火药是我们祖宗发明的，枪不过是它的改进而已。他还进一步探讨了　

　　丧失对新事物对奇心的更深刻的原因，认为是华夷秩序的正统观念在作怪。　

　　中国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是文明人类，其他都是未开化的夷人，不知纲常礼法，　

　　类同禽兽，因而就觉得中国之外完全没有值得学习的新东西。这位历史学家　

　　的见解是值得深思的。直到清朝前期，中国似乎确实有傲视世界各国，包括　

　　西方的理由。对西方的贸易来说，中国一直是出超，西方国家需要大量的丝、　

　　茶等，却不拿出什么东西与中国交换，后来，它们想向中国出口棉毛织品，　

　　中国却不需要。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嗄尔尼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　

　　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　

　　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　

　　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　

　　　　　　　　　　　①　

　　物件。”西方国家对日本可以打贸易这张牌，但这对中国却行不通。按乾隆　

　　帝的意思，天朝无所不有，英国拿点方物来进贡，可以收下，以显皇帝的恩　

　　泽，只此而已，但清朝统治者似乎忘记了“居安思危”，这也是祖训。中国　

　　虽然在贸易上暂时占有优势，却未看到自己面对的是正在蓬勃上升的工业文　

　　明。马嗄尔尼带给乾隆帝的礼品已不同于利玛窦、汤若望等，而是工业革命　

　　的成果，如天象仪、地球仪、数学器具、经纬仪、光学器械、望远镜、测量　

　　器械、化学器械、电气器械等。可这一切并未引起清朝方面的兴趣，连马嗄　

　　尔尼也看出这种愚昧保守态度对中国的严重后果。他写到：“如当时之耶稣　

　　会士所述，不管康熙皇帝对科学表现了怎样的兴趣，但他的后继者却没有把　

　　一点儿同康熙皇帝的其他优秀品质和财产一起继承下来。……试图阻止人们　

　　　　　　　　　　　　　　　　　　　　　　　　　　　　　　　　　　②　

　　知识的发展，却是无益的。”　人们常说，那个时候，中国错过了一次发展的　

　　机会，但这绝不仅仅是失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如果对问题的认识仅停留在这　

　　里，那么，将会失去的机会就不只是一次了。　



①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96—97　页。　

②　同上书，第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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