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
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
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
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
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
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
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
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
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第三章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
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
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
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
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
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绝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
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
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
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
—。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
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
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
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
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沮眼汪汪，满面凄苦，
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
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
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
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
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
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
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
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
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
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
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
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
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的尿布、三角裤、
床单、枕头，在黄漾漾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
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二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
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飞有
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
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
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
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
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
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
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
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
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
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
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吭嚓皖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
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
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讥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
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 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
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
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
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
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
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多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
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
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
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
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
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
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
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
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
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
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
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拚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
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
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
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
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哗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
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
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
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
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
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黯的灯下，一日
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
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
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自捏住他
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
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
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
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拚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
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起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
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
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啊——啊——被
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
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
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梦，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
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
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
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
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坜立不住脚，才到台北
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
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我是叫你
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孔下，连人也留下了！”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
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
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
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
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傍徨疑惧。有时侯，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
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
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
苍老灰败，满头白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
—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
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莱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年轻男人敞裸的胸膛，
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
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
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霉素白的小腿，不
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
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
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
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
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
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
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
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
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
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
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
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
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
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
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
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