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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领土社对成员的吸收则相当宽松。它声明：凡投稿该刊“经发表一次以上者”，并经“自动备函申请加入”，即可成为该社成员。这样，《诗领土》尽管只出了5期，但是成员却增加到70多人，它吸收了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绝大部分的年轻诗人，不论在对年轻诗人的发现和引导，还是在诗歌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上，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新诗在其凋落时期惟一的阵地和营垒。
整个沦陷上海文坛基本上出现了由市场制约文学产品的局面，同人杂志及文学社团极为罕见。在旧派作家编辑的刊物上，旧体诗词风行一时，根本不见新诗踪影，新诗陷入五四以来的最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中，路易士始终坚持其现代派诗歌主张，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探索如何用现代汉语表达一个现代中国人此时此地的生存感。他的很多作品，总是给人一种清新而又怪异的体验，——事实上，它正在改变我们的“抒情”“审美”的诗歌传统，构成诗歌动力的因素由“情”变为“智”。它不再作用于读者的心灵的愉悦，而致力于思维层面的自省，以及认知上的野心与热情。
当然，路易士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他积极参与了汉奸文学活动：为悼念一名被抗日特工人员用斧头劈死的汉奸，他写了《巨人之死》一诗；1944年秋冬，支持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又写了所谓“政治抒情朗诵诗”《炸吧，炸吧》，来谴责美军；他更嘲讽中国政府的抗战，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他也曾写诗进行攻击。这些诗作的内容、情绪，都顺应了日伪政府扶植的“大东亚文学”的要求，是明显的汉奸文学作品，路易士对此难辞其咎——张爱玲谓此人种种“幼稚恶劣”的行为，大概与此有关吧。
这的确是—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一方面是对艺术女神的虔诚，一方面是对政治魔头民族仇敌的趋奉。这两种似乎不应该兼容的品质却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人性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1948年，路易士易名“纪弦”，离沪赴台湾。他依然坚持其现代诗歌主张，创办了《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代诗社，引起台湾诗坛关于现代诗的一次大论争，成为台湾现代诗派的开创者。在几十年间，他出版了《易士诗集》、《行过之生命》、《火灾的城》、《爱云的奇人》、《烦哀的日子》、《不朽的肖像》、《在飞扬的时代》、《摘星的少年》、《饮者诗抄》、《槟榔树》、《晚景集》、《纪弦诗甲集》、《纪弦诗选》、《纪弦精品》等十数部诗集，并有诗论集《纪弦诗论》、《纪弦论现代诗》、《纪弦自选集》等。在无论怎样的情势下，他都不断地提高自己——一方面是自我诗歌实践，一方面是对诗歌规律、理论的不倦探索。他对现代汉语诗歌有着持久的热情。写出“全新的”现代派诗歌、创造出真正属于“现代”——体现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主智”的汉语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成为他终其一生的不渝追求。他的诗歌功力提升到了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如何其芳、艾青等人晚年均无法企及的高度。
在自己七十寿辰的1983年，纪弦写了一首《七十自寿》，表达了回顾自己一生时那复杂然而宁静的心情：
“既不是什么开始，亦尚未到达终点，
而就是一种停，停下来看看风景；今天
在这个美丽的半岛做客，
我已不再贪杯，不再胡闹，
不再自以为很了不起如当年了。
让我独自徘徊，消磨岁月，
在这属于我自己的小小的后园里，
是好的：我乐于和十来棵
品种不同的玫瑰厮守着，默契着，
相看两不厌，无言以终老。
对于国家民族，我是问心无愧。
对于列祖列宗，子子孙孙，
以及毁我名誉我的同时代人，我想——
我也已经交待得清清楚楚的了。——
然则，你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你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今天？ ”
在宁静、安详之中仍透露着一丝隐隐的不安：或许晚年的路易士已经意识到，人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存在，他的潜能和深度就像—个猜不透的谜；但是人同时也是一种多么有限的存在，他总是生活在他的肉体、他的环境、他的时代之中，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的“问心无愧”、了无遗憾？
小议钱谦益
？ 邹纪孟
中国人特别讲究“节”，什么叫做“节”？按照孔子的说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就叫做节；按照曾子的说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就叫做节；按照孟子的说法：“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就叫做节。其实，节的核心内容，还是“从一而终”，你最初选择了什么，就要永远忠实于什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困苦危难，都毫不动摇；即使你后来发现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或者你所选择的东西本身发生了逆转，你也不能后悔，否则就是“失节”。比如女人，你嫁了一个男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东西，无论他怎么对待你，你永远也不能背弃他，即使他死了，你也不能改嫁另外一个人——这是在伦理道德领域。在政治领域，指的则是对于一君一主、一朝一姓的忠诚，无论这个君主是明是昏，是仁是暴，这个王朝是使百姓安居乐业，还是置百姓于水深火热，是蒸蒸日上，还是日薄西山，你都要毫无保留地效忠于他。如果你中途发现，你所忠于的东西与你最初信奉时所看到的、所希望的并不一样，或者原本一样，后来对方变化了，向着坏的方向变了，你也不能改变。这就叫“好男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你改变了，便叫做“大节有亏”。在夫妇关系上，便叫做“荡妇”，在君臣关系上便叫做“叛臣”，总而言之，是非我族类，人人得而诛之。
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节”的某些观念，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夫妇关系上，“烈女不嫁二夫”这个堤防已经突破了，现在，离婚、改嫁，已不再是有辱门庭的耻辱之事，甚至变得十分时髦；而“烈女”、“节妇”也不再是对女子的褒奖了。其实在这个领域，即使在古代，甚至在理学最为盛行的宋代，藩篱也不是那么严密，李清照不是改嫁了吗，唐婉（陆游之妻）不是也改嫁了吗，她们也并没有被当时的人所鄙视。
然而，在政治领域，“好男不事二主”的观念，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前不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写的是明清之际的一段历史，作者对其所写人物的评价，所持的便是这种标准。作品的主人公为大名鼎鼎的钱谦益。
钱谦益（公元1582～1664）生活在明清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改朝换代之际，处境最为尴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义、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出处行藏之则的大臣们。拉旗造反的头儿们，如刘邦、杨坚（隋文帝）、李渊（唐高祖）、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无所顾忌，成者王侯败者贼，豁出去赌一场。亡国之君们，如刘禅、孙皓、陈后主、李后主、宋徽钦二帝、明崇祯等，更是无可选择，气数已尽，在劫难逃，只好拱手将江山让给别人，至于自己的生死存亡，节烈点的，以身殉国，如崇祯，但几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的只好听天由命，完全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无所谓，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没听说有什么“忠民”，谁掌权，他们也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掌权者管得松点，使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点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被掌权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惟独大臣们，一个“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忠臣不事二主”，这是一个臣属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至于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是昏是明，是残是暴，可以不必管他；而在这个“主”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原来所谓的“忠”，只是忠于君，忠于上，而不是忠于民，忠于下。如果那些被暴君压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敢于犯上作乱，那就毫不留情地镇压他，扼死他。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臣属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得到官方和正统史学的肯定、赞扬。如果有人敢于对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响应，那就是乱臣贼子，会被官方和正统的史学所否定，被口诛笔伐。
这里所说的改朝换代，仅仅指的是江山易姓，如汉取代秦，唐取代隋，清取代明，至于一家一姓之内的帝位更迭，则不在此例。如韩愈、白居易等一生历仕多位李唐皇帝，谁也没有说他们不是忠臣。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的朱棣取代朱允炆，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你让做臣下的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作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光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名单，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二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为了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那景象，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作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如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竟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朱棣当上皇帝以后不久，就将首都迁至北京，南京成了“留都”。历史仿佛真的有着某种轮回，谁能料到，过了二百多年以后，明朝又会再一次以南京为首都呢？那是在崇祯吊死北京，明朝正式灭亡后，南方的一批明臣又挑出了个皇室后裔朱由崧充当皇帝（即所谓弘光皇帝），在南京又支起了摊子，史称“南明”。但这个小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公元1645年6月，清兵占领南京，这个小朝廷便宣告灭亡。这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不只易姓，而且易族，由汉族的朱氏王朝，改易成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可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为这个小朝廷殉难了，留在南京城中的大臣，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其中包括礼部尚书钱谦益。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很有点影响的人物。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
明亡后，他作为留在南方的大臣，参与了南明小朝廷的建立，此时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当时可供作为皇帝的人选，有两个，一是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祯之弟；一是潞王朱常膟，他是崇祯之叔。按资格，应当是福王朱由崧当皇帝，可此人早已以昏聩著称，有七大劣迹：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膟，钱谦益也同意这一主张，可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先斩后奏，抢先一步将朱由崧推上台。阮大铖原属阉党，是东林党人的冤家对头，此时重新得势，要寻机报仇，准备以反对朱由崧为由，对东林党人下毒手。当正义与邪恶又一次较量时，钱谦益表现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这样，他便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成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物。
而当清军兵临城下时，他又参与了开城迎降的活动，这更被视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而为青史所不齿。直到今天，依然被某些史学家视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
笔者无意也无力对钱谦益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他最为后世所诟病的降清一事，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呢？
公元1645年，清兵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大举南进。此时南明的小朝廷在干什么呢？皇帝朱由崧忙着选美女；马士英、阮大皐等忙着排异己，杀忠臣；几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江北四镇”的首领们，忙于内讧；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忙于向南京进兵；被倚为国家柱石的史可法，忙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苦苦周旋。谁也没有将抗清的大事放在心上，于是，清兵一路长驱直入，四月中旬，直逼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部下纷纷投降，他以四千人之众，抗击数万清兵，处于绝对劣势。他自知难免一死，事前曾写信给家人，嘱咐他死后将他安葬在朱元璋的陵旁，又嘱托部下，兵败后，将他杀死，不要落入敌手。这一场守卫战是惨烈的，使清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终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四月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国。扬州人的坚强抵抗，使清兵十分恼火，入城后，便以血腥的屠杀进行了报复，十天之内，杀人多达八十余万。后世将这一惨案称之为“扬州十日”。五月初一，清兵列阵长江，南京群臣居然向朱由崧说什么“北马畏热，必不渡江！”当初九黎明，清兵出现在长江南岸时，江防驻军全部溃逃；当京口溃兵逃回南京时，南京大为震惊，而那个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骑马逃出南京。十一日，马士英以四百贵州兵为护卫，挟逼朱由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