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骑马逃出南京。十一日，马士英以四百贵州兵为护卫，挟逼朱由崧的母亲及妃子逃往浙江。此时的南京，上无可忠之君，下无主事之臣，内无守城之将，外无勤王之兵，已经成为清兵的囊中之物。十五日，多铎进驻南京，于城北扎营。
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大臣们，应当如何是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二是逃命，三是出降。抵抗的后果是显然的，个人的牺牲固然可以博得个“忠贞”的好名声，如史可法，但南京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将可能遭到同扬州人同样的结局，甚至更悲惨；逃命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即使个人捡得一条命，南京城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难道应当置之度外吗？出降是可耻的，个人的名节从此扫地以尽，在历史上也会留下千古骂名，但南京城近百万百姓的性命也许可以得到保全。
以京营总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包括钱谦益在内的数百名文武官员选择了后者。他们何以作这种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贪生怕死，有些人甚至还想以此为契机，改换门庭，在新主子那里重新谋求功名富贵，但有没有避免扬州悲剧重演这个因素在内呢？至少在钱谦益那里是有着这种考虑的。南京百姓保住以后，钱谦益在给苏州等四郡长官的亲笔信中提出，如今是“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有人以为这是为虎作伥的劝降书，钱谦益自认为此举有保全江南百姓生命财产之功。我们又如何来评价其间的功过是非呢？
让我们还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吧！儒家说过“君君，臣臣”，这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的核心。首先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然后臣才应该和能够尽到臣的职责；如果君不君呢？臣也就难以为臣了。钱谦益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历仕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帝，这四个人，哪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国君？万历、天启向来以昏聩著称，我们姑且不论；就是那个自诩为“朕非亡国之君”的崇祯，他初时了了，后则不佳，听信谗言，用人一再失误，枉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的灭亡他难辞其咎；至于朱由崧，他连称昏君都不够资格，他根本就是一个出身皇家的流氓无赖。这样的君，难道还应该忠、值得忠吗？
有的论者以为，“在当时，南方半壁江山尚在，江南各地军民都在浴血奋战，共同的信念是宁死不做亡国奴。那么，钱谦益以江南缙绅文人领袖与降清大臣的双重身份，写信差人到各地劝降，究竟是在帮谁的忙呢？即使他当时的动机确实是保护民力生齿，而客观上则起着瓦解南方抗清志士的斗志的作用。历史上每次爱国保卫战中，都有举城投降与血战到底两大类型。主动请降则可保生齿，血战到底则全城遭屠，对这两种方式几乎无法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主动请降固然有保全民生的客观效果，但我们能说这比血战到底更明智、更可取吗？何况在钱谦益晓谕四郡速降免戮之时，还很难说当时的抗清斗争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了。”（张仲谋《贰臣人格》）
的确，南京沦陷后，又一批明朝大臣先后拥立了几位皇室后裔唐王、鲁王、桂王，在浙东、福建、云贵一带，各自称帝，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达十几年之久，钱谦益的得意门生郑成功、瞿式耜便是这些抗清势力中的中坚力量，直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桂王朱由榔被俘身死，这场抗清斗争才算最终结束。
对这场斗争，钱谦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钱谦益降清后，被送到北京，清廷授他以礼部右侍郎之职，可他投降而未投靠，只干了半年，便借口有病还乡，从此隐居不出，一直到十八年后病逝。在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倾全部的财力物力，支持抗清势力，以及那些在抗清斗争中牺牲者的家人。他本来有个颇为殷富之家，到他临死时，竟然家徒四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操办后事的钱财。他在自己的诗文里，更是抒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清政权的敌对情绪，也正是因此，使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令为明朝降清的官吏创修《贰臣传》。中国的“二十四史”没有“贰臣传”这个名目，直到清朝才出现，而这可以说是专为钱谦益等人而设的。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钱谦益所说的“为保全百姓之计”，并不是一种自辩，而是可信的。亚圣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儒家要义之一。笔者以为，对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像样的，到了崇祯，它也该寿终正寝了。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弘光帝朱由崧，在明朝皇帝系列中，是一个编外人物，却集中了明朝皇帝的一切劣根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在那国难当头的严峻岁月，他毫无抗击清兵、重整帝业的打算，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宫中有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是一个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小朝廷，连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都没有，只是一派尸居余气，难道还应该要求人们为它而殉葬吗？为保留它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保留黑暗，保留腐朽，这难道值得肯定吗？如果那种节操是值得肯定的，那么，独擅南明小朝廷大权的马士英倒应该算是一个具有节操的人了，因为他始终没有投降清人，南京危机之时，他挟弘光帝的母亲出逃，最后被清兵捕获，斩首而死。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奸臣。
孙越会谈始末（上）
？ 黄修荣
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举行的会谈，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孙中山革命一生中的重要一页。
（一）
孙越会谈出现在陈炯明叛变大约半年之后。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而且也导致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陈炯明叛变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北洋军阀政府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从而达到使陈炯明同北洋军阀政府合作，共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英国政府更是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变。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它们的幻想。
其次，陈炯明的叛变促使苏俄、共产国际实行同孙中山友好的政策。1922年8月，维经斯基发表文章指出，陈炯明叛变后，“国民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个党内的劳动分子将会聚集在最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分子周围，形成党的左翼，最后再经过分裂；可能在中国南方组成工人政党；中国南方的运动是同国民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他认为，陈炯明和孙中山斗争的结局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
第三，孙中山既然已经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也就不再对帝国主义抱什么幻想，不必因担心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而不敢公开实行联俄。因此，陈炯明叛变后不久，孙中山便主动通过陈友仁向当时还在中国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明确表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2〕。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他要离开广州到上海继续进行斗争；如果斗争失败，他就去苏俄。他还托达林代向列宁转致友善之情，并交给齐契林一封信。孙中山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并表示他不会停止斗争。
1922年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离开永丰舰，登上英国摩汉号炮舰，4时起航，7时驶出虎门要塞，经香港前往上海。
8月14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很快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达林通过陈友仁向孙中山表示，社会主义苏俄永远与他站在一边，支持他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交谈了与苏俄建立联盟和国共合作等问题，表达了与孙中山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
这时，孙中山不再对帝国主义干涉他与苏俄建交有所顾虑，坚定了与苏俄建立联盟的决心。他曾用一段十分形象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3〕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俄国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于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年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末，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夏，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事外交工作。
1922年7月，由于苏俄裴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分来华。7月27日，越飞率随员24人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于8月5日到达赤塔，8月9日到达哈尔滨，8月12日到达北京。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8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授李大钊、胡适等十余人在东方饭店宴请越飞。李大钊代表中国知识界致词欢迎越飞。蔡元培对远道而来的苏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讲话中肯定俄国革命对中国的良好影响。他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接着越飞致答词，他说：“以先导之尊称赠予俄国，吾人实不敢当。中国有极深的文化，实为人类之先导。……俄国代表团来华之目的，希望中俄两国国民建设良好之友谊。”胡适等人也于席间发言。主宾热情交谈，至午夜方散〔4〕。随后，许多团体也都为越飞举行欢迎会。8月21日，北京的《新潮月刊》等14个团体又欢宴越飞。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各界的欢迎表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惨遭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在宣言中表示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俄寄予的希望。
越飞来到中国时，广州政府因陈炯明叛变已不复存在，越飞把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作为主要的任务。由于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苏俄政府不愿履行在两次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双方分歧很大。俄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指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但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他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从而使苏俄对华目标比较容易实现。
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的国家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
由于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著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此，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取的。
1922年4月底至5月上旬爆发的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遂完全落入直系军阀之手。越飞抵华后，改变了裴克斯的做法，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谈判，另方面积极物色实力派人物，同他们建立联系，期望这些人掌握中央政权后，能同他们谈判中俄问题，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越飞采取的策略是极力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越飞认为，孙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是中国的思想领袖；而吴佩孚是军事领袖，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本着这样的意图，越飞来华后很快致书孙中山。双方通过信函和使者往来，揭开了会谈的序幕。
（二）
越飞在中国期间，虽然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 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5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