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固然，皇帝年幼，首辅出身的门第不高，需要借助祖先亡灵来稳定统治，这是不得已的方式。但是寓革新于法祖这种思想模式的出现，并不决定于改革家的个人品格，而是隐藏在这思想后面阶级关系的制约。在16世纪的地主阶级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可以说是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然而就开始走向下坡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而统治阶级的眼光也是愈来愈开始向保守的方向发展，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凋零的现实给了他今不如昔的教训，国初的兴盛局面又常常令他心醉神往。“每思本朝立国规模，章程法度尽善尽美，远过汉唐。”其后“法之不行，人不力也。”他把明初的法制看得尽善尽美，只是由于不肖子孙违背祖制，才逐渐败落。所以他努力的目标是“守成业而致盛治”，“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这就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所以“法祖”对他而言又不仅是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寓法祖于革新”的思想较之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气魄，革新精神大为逊色。这种守成的社会理想，前进而又怀旧的精神状态，使他袭用进取不足的旗号，致使他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没有鲜明的旗帜，甚至给对立面提供口实，御史刘台就此责难改革说：“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以祖宗法正之。”洋洋洒洒反对新政，用的就是法祖的名义，这就在实践上增加了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所提出的打击不法权贵是也是新政们最多的一个也是一个重头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严治为善爱”，还告诫他们“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长保爵禄。”贯彻封建法制，打击当时的那些不法的权贵，是为了地主阶级的能够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保全权贵们永远的荣华富贵。改革体现的是以朝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其中也包含权贵的利益。这种性质决定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争，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缓解。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保守，能够体恤王朝整体利益的社会力量愈来愈加单薄，即使地主阶级中最有为的政治家，其革新精神也相应地减弱，所以改革是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这也决定了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往往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以清丈土地为例，补税的范围只限于自置田地中非法占有的部分，对大批钦赐的田地，不纳粮税的不在清丈之列。凡是清出的土地，一经交税，就可以合法所有，这虽然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却不能解决土地高度集中的弊玻清丈也不彻底，欺隐舞弊的弊端，犹如鼠穴，此塞彼通，难以堵绝。
权贵的不法行为在经营后不久，盘根错节，对他们打击而又虎头蛇尾，不能真正铲除，只会刺激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以致贻留后患，一朝反扑，反遭其害。张居正身后罹难一大罪状就是“假丈量遮饰，骚动海内。”而他的一番苦心招来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寸石望补天
张居正是不愧有杰出的才干和坚强毅力的一个改革家。在治学方面，人们称他是“最称严核”；在治家方面，人们又称他是：“教子极严”；在治国方面，人们又称他为：“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他是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在改革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而不群的风采。可是，他又是骄横、专断、偏狭，喜奢华，且好听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新政的破灭，这也是他在改革中失败的一个主观的原因。
张居正在生前也起用了一批得力的改革派，但他在用人方面唯一，也是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及时物色一个能肩担重任的后继者。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没有深谋远虑的人，但他从没有想到由于他威权独揽，气势夺人，以至没有第二个能够取代他的继承人浮出来，以取代他的声威。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考察人眩更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58岁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三个月即告病危。弥留之际，匆促接受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保举原礼部尚书潘晟入阁，潘本是平庸之辈，还未上任即遭弹劾而辞职，继任者是一向受到张居正垂青的张四维，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攀附权势，曲意奉承，“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起用一批被张罢职的官员。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废除乘驿之禁也是他的授意。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于万历六年入阁，协理政务。但他的为人正如明末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评价：“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张四维回乡奔丧，他继任首辅后，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报废。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新政尚可延续时日。英明一世的张居正，他却偏偏毁在了偏好奉迎，不能发现埋伏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心异分子，才导致于他改革的如此失败。
熟读经书史籍的张居正，他不研究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只是一意孤行，有明人在史书记载说，他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仍然矢志不移推行改革，一再嘱告下属：“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充分表现出他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蕴有的脆弱性质。而个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而呈现在新政之中的。
也可以说这样说，张居正的失败也是他的成功招致的必然结果，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改革家很难幸免的悲剧。他以一农家子弟，登上宰相的宝座，推行皇亲贵戚难以容纳的新政，自是困难重重，他也不是没有沮丧的时候，在遭受困扰时，他仰天长叹：“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种种努力无异是“顾涓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自述“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最大当权派，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像是狂风中的孤焰，摇摇欲灭。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改于发展的颓势，但他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也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王朝复苏的通途。
张居正不顾一切的代价，来自已的改革来点燃新的火花，为衰败的王朝去赢取一点光华。但是这个“救时宰相”，也是在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在他死后的到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之中，明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够力挽狂澜了。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痼疾，即便是有识者也只不过是尾随张居正的后尘，梦想“循居正成规”，要求各衙门按照万历十年前的规章行事，只是一些东施效颦。在当初改革推行时，邹元标大骂张居正是禽兽，因此而被致残，而现在他竟然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改革奔走呼号，还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而这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当年诽谤新政的那些人，又怎么会料到在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那又是不再可能的呢？由此也可见，张居正的改革是功大于过的。
第五章 鳌拜
鳌拜的这一生可以说是有喜有悲，早年战功赫赫，虽偶有波折，但还算是荣庞一时；又历事有三朝，辅佐幼主，忠心耿耿。晚年的鳌拜可算是善终，辅佐年幼的康熙，保全令名。但最后只因为鳌拜擅权而被革职抄家，死在禁所里面，可叹可惜。鳌拜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历史上，不仅确有鳌拜其人，而且鳌拜还是清朝初年政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在一个武将世家，出生年不明，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康熙帝早年的辅政大臣之一。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掌握权柄、结党营私，是影响清朝初期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鳌拜跟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还是皇太极的心腹。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1646年鳌拜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大破大西军军营，斩张献忠于阵，因此以首功被顺治皇帝提前高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朝廷大政。
1661年顺治帝崩，爱新觉罗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由索尼、遏必垄苏克萨哈、鳌拜四位大臣辅政。当时鳌拜在辅政大臣之中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曾是摄政王多尔衮旧属，为其它辅政大臣所恶，因此鳌拜才得以擅权。
身经百战的巴图鲁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与当时的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是离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的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后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当中生活过来的。
在努尔哈赤的统治时期，鳌拜目前还没有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也就是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因此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出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表现出了自己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皮岛非常的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于鳌拜做出的表现非常的高兴，并提升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后来，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以后统一全国的战争当中屡次立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加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备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事上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最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之后，并为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奠定了基矗这年底，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达西充一带，鳌拜再一次的充当先锋，率领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到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农民政权的大小官员有一千多人，大概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繁，几乎是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定会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去逝，由谁来继承皇位现在是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做出安排，所以皇太极之死便引起了“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势力的非常的大、地位相当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