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阴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
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阴
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
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国人
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国，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
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注＇
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
“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国接踵而来的别国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
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
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
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国新教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说，美国几乎
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
国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
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面勒逼清
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
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
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
保留，声明仍不准外国人赴内地传教。
门户全面洞开
中国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
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
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国官
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国又分别强迫
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
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
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
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
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
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
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注＇
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
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
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
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
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
“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
中国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
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
文化使者的角色。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
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色，由单一
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动的传教
士，不再仅靠教会组织，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资助和供养，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商务
活动。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人马礼逊，就是以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为公开身分支
薪的，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曾说到，这样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差会的负担。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本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
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的主动倡议下，直接促使了差会向
中国派遣教士的行动。第一个入华的美国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
活费，全由奥立芬负担，甚至还为他专门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编的大型英文刊物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由奥立芬承担出版的亏损，并免费
专拨一座楼房作为编印场所。
商界如此热心慷慨地以财力支持传教士，传教士也当有所回报。德国新教教士
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曾为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们卖力地搜
集、提供经济情报，协助走私。他曾帮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净赚价
值达53000英镑的银元。
传教士与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总体上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商战”、
“教战”，声威并壮。传教士认为：“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
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
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
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注＇
商界的代言者则大声疾呼：“从商务的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
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
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注＇
一方面是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对十字架的推动；一方面是十字架对商旗的引
导。这种两相维系，从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来看固然行之已久，但在中国土地上得
以公然实践，始自鸦片战争。
特种部队
言其亦军，是指传教士与侵略战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如果说，商人主要是从武
力开辟市场的角度进行侵华叫嚣，那么传教士的一个既响亮又有自己特点的口号则
是：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稗治文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是主张采用“有力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
其人于道光十年（1830年）来到中国，两年后办起《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进
行武力征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呼吁，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果不使用武
力，就没有一个体面的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
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他们的政府当然更懂得这一点，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就范，多次发动战争。对
此，美国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 AIexander Parsons Martin）发明了这样的逻
辑：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看是必须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
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
不仅做武装侵华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有的传教士更充当直接配合和参与战争的
“特种部队”，或搜集和提供军事情报；或投身军旅，效力戎马。
鸦片战争之前，郭实腊对上海吴淞口清军的防务情况就提供过十分详细的调查
记录，内容涉及炮台的结构，武器弹药的规格、质量，兵并素质及军队管理情况等
各个方面。据此他断言，如果西方军队发动攻击，这里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战争期间，传教士们随时提供的许多情报，更成为英国军方进行作战部署的重
要依据。譬如，俄国东正教士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提供了有关京津布防以及
清政府动态的重要情报，英法联军指挥机关送据以作出进攻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作战
部署。
战争期间有些传教士直接委身军方。鸦片战争时，郭实腊参与了战争的全部过
程，充任英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他还曾被
封为管理当地的“官员”。英法联军中，丁韪良和另一个美国新教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都参与过军务。卫三畏竟宣称：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
京城，是我们对中国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无法估价的顾问
言其亦政，是说传教士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有些传教士直接充任侵略军的官
员，至于以各种借口和身分参与政务者更”是司空见惯。仅从胁迫清政府订立不平
等条约的事局当中，即可见其一斑。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郭实腊即以英国政府官方翻译的身分参与其事，极
尽为虎作怅之能事，结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计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事后，因“功”
被委任为香港英殖民当局的秘书。
美国遣使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与伯驾等传教士的鼓动和直接参与分
不开。此约的谈判中，伯驾联同种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专使顾盛的翻译兼秘书，
不但为顾盛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进行讹诈。顾盛称赞说，伯驾等人
所提供的服务，既非不可缺少，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
使其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伯驾因“功”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的中文秘书，
及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更升为公使，是美国政府在传教士中正式任命的第一位
驻华外交官。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则与法国天主教士直接相关。事先，教士们也曾大力
对其政府进行敦促。专使拉萼尼（Theodese de Lagrene）来华时，就有以葛必达
（stanislas Clavelin）为首的六名天主教士偕同。谈判期间，教士们一直予以密
切配合。
在英法联军期间的签约谈判中，也多有传教士介入。据说卫三畏为了将传教宽
容条款塞进中美《天津条约》，在条约议定的前一夜通宵未眠，推敲计策。第二天
一早便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参加与清政府代表的谈判，结果如愿以偿。中法《北京
条约》中文本中关于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就是由担任翻译的
天主教士擅自加入的。
在中俄《北京条约》的议定中，东正教士所起的作用，俄国政府代表伊格纳切
夫（H．fi．I4tl’xrbe。）这样评价：“由于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对汉语、
满语精通，不止一次地使我摆脱困难的处境。修士大司祭对于中国当局心理和政策
的熟悉程度，使我们的行动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天主的保佑和
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才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
广大地域和很多中国特权。”＇注＇
传教士的参政，不仅仅限于签约谈判以及供职服务于各国政府，还表现在以多
种身分和方式对中国政务的直接干涉。这在以后的教案中表现得很明显。
相倚以行而各异用
显然，此时传教士的角色已经变了，十字架被严重扭曲。“传教”已作为对华
殖民侵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方自己也毫不隐瞒地供认：“传教士已成为世
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
要对中国起作用。”＇注＇在教方看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教士，甚至比在那
里设立兵营还要重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但“传教”在当时殖民侵略中，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系统，有自己特殊的
功能。十字架尽管被扭曲，但毕竟还是十字架。对于高擎它亮相于中国的传教士们
来说，它还不完全是道具，仍有着真实身分标志的意义。
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商人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外交
官和军人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唯有传教士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
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注＇对传教
士的这种评估固然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但也有着把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军人
等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区别开来的合理成分。实际情况正如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即已
认识到的，这各类人物是一种“相倚以行而各其用”＇注＇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
说就是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一种关系。
传教士中也有不同类型，有些人，传教基本成为幌子，实际从事的主要是超宗
教的侵略活动。有些人，则以传教士的身分主要从事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甚至有
的真诚反对侵略，从心底向侵略者发出“停止作恶，学习行善”的呼吁。虽然他们
也不免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殖民侵略，但毕竟与前一类人物大不相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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