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诚反对侵略，从心底向侵略者发出“停止作恶，学习行善”的呼吁。虽然他们
也不免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殖民侵略，但毕竟与前一类人物大不相同。更
多的传教士则是介于上述两类人物之间的“中间类型”。
三宗齐聚
来华的早晚虽有不同，到鸦片战争前夕，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业已聚齐，在
短短几十年间，三大教派的势力得以空前发展，内部关系也空前地复杂化，呈现三
宗并立，两者争衡，派系纷然，教为国用，血缘虽一，面目各异的状况。
政重于教的东正教
其中东正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为俄国所独有，其驻京的布道使团，在《北京
条约》签订以前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且政重于教的组织，职能上相当于沙俄政府
派驻北京的一个代理机构，由官方提供经费，工作内容是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随时向本国政府报告。可以说，它是作为“特洛伊木
马”置入中国心脏的，所以并不注重传教活动。其教徒总共300余人，绝大部分集中
在北京，其中还包括定居中国的一些俄国人。该教团在教务方面远比不上天主教和
新教，但能作为官方机构早早地稳扎在清帝国的都城，这种优越地位是天主教和新
教有关国家莫能及的。
英法联军以后，俄国为适应其扩张政策的需要，将北京布道团的外交职能和宗
教职能分开，外交权归新设立的北京公使馆，神职人员不再由政府而由教务部门直
辖。布道团虽然从形式上脱离官方而成为专职的教务和文化机构，但实际上其政治
职能并未削弱，组织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它对教务较前有所重视，但直到19世纪末，
教徒人数仍不过500人，比之天主教和新教相差甚远。
老字号与新字辈
争衡的两者是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在中国资历最久，基础最厚，算得上“老字号”了。到新教的马礼逊入
华前后，天主教方面也大大加强了秘密活动，以求保持其在华的优势地位，这方面
法国表现尤为突出。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便把“保教权”从葡萄牙手中夺过来，
接着，又与意大利、德国展开角逐。意大利从实力上无法与之抗衡。德国是以新教
为主的国家，但该国的天主教士从本国利益着想，亟欲摆脱法国保教权的控制而接
受本国“保护”。法国乃至教廷当然不甘心对其放手，但德国的实力条件使其能坚
持竞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方面的目的达到，法国的保教权因此明显削弱。
及至20世纪初年，随着法国与梵蒂冈的绝交，其保教权也就彻底终止。不过，清季
的大多时间里，在华天主教势力仍以法国为首。
从清季天主教势力的发展规模看，其教徒数目一直领先于新教，19世纪60年代
初已达40万人，该世纪末增至约70万人，及至清朝灭亡前夕的宣统二年（1910年），
多达130万人。外籍教士数目，19世纪末和宣统二年时分别约有800人和1400人，不
及新教在华教士多。从教士、教徒所属修会看，以遣使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势力
最大。
如果从马礼逊入华算起，在耶氏三宗里新教到来最晚。并且，马礼逊辈在鸦片
战争前的一段时间里，也还不能公开身分，只能秘密地进行活动，传教成效有限。
鸦片战争以后，新教在华的布道工作才得以大规模进行，诸多差会和大大小小
的派系争先恐后派遣教士来华。19世纪60年代初在华新教教士约有百人，该世纪末
增至1500人，及至宣统二年多达5000余人，为当时在华天主教士的四倍。教徒人数，
上述三个时期分别为2000人、8万人和17万人。从新教传教势力所属国籍看，以英、
美两国为最强，而发展趋势美国尤为凌厉。与天主教方面相比，“新字辈”势力大
有咄咄逼人、后来居上之势。
不管是有教皇为统一领袖、实行“总体集权教务制”的天主教方面，还是没有
系统组织和统一领导机构、各差会派系各自为政的新教方面，其内部的争逐都是激
烈的。两大教派之间也是如此。从根本上看，这种“教争”的背后主要还是“国争”。
以“教”划线是表面的，以“国”定亲疏才是内在的，教争不过是列强各国争夺侵
华权益的一种形式而已。
传教活动各异
如果从传教活动特点上比较天主教与新教，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
天主教把不择手段地大量吸收教徒作为发展势力、扩大影响的主要途径。时人
言其“所到之处，不择莠良，广收徒众，以多为能”，是符合实际的。它往往整家
甚至整村地吸收入教，教徒之家繁衍的后代亦不断补充进来。再加以大量收揽或廉
价购买穷人家的婴儿施洗，所以教徒数量远比新教为多。同时，天主教的组织管理
系统比较严密，对教区有明确而严格的划分，其宗教实体的组织功能和政治功能与
中国的行政管理冲突严重。这样，它不但与基层接触面广，惯于涉足民事，而且惯
于干预清地方官府的政务，制造争端，所以，清季教案绝大多数是由天主教势力引
起的。
新教发展教徒的选择性较强，一般只给合意的成年人施洗。其相当的注意力是
放在借助文化事业“间接地”传播福音上，重视利用这种途径扩大影响，提高教徒
素质。并且，它也不像天主教那样实行严格的区域管理。因此，它对基层民政事务
的干预不像天主教那样严重，面目显得比较“文雅”、“温和”一些。故清季教案
较少涉及新教，而在文化事业方面，新教的成绩远比天主教显著。
调和与冲突
三宗齐聚引起的千变万化，最终体现在龙与上帝关系基本格局的变化上。固然，
不论鸦片战争之前或之后，龙与上帝的关系都既有调和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
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多时间里，不论是调和还是冲突，内容主要限于文化范畴。
鸦片战争以后，其间不论是调和还是冲突，政治因素都格外地突显，内容也变得更
加复杂。
其调和，一方面突出表现在清朝统治者通过政治上的被迫妥协让步，给予教方
分外的特权，缓和与教方的矛盾，维持一种苟和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的
融合。此时的文化融合，在同属两种文化的互相涵化这一点上，同鸦片战争以前并
无二致，但有两点区别：
第一，在接触和涵化的内容上，鸦片战争以后较以前广阔。除了基督教神学本
身外，其他非宗教内容，不再困于科学技术一个主要方面，而扩及教育、医疗、书
刊出版等多项事业。并且，随着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其水平更高，内容更为深
刻，对中国发生的影响也相对加强。
第二，这时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当中已不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媒介，中外接
触和联系的管道已大大扩展。中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被联进殖民主义
体系的全球网络，不管情愿与否，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和世界接触。联系的
多方位格局是注定了的，而与教方的联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位。
其冲突，一方面突出表现在教方对在华政治特权的得寸进尺，对中国人民不断
加重的压迫和剥削，引起中国的抵制和反对；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的抵触。政治
冲突呈一种时激时缓、大起大落的征象，处于较为表显的层次；文化冲突则呈一种
持续而又相对平稳的状态，处于较为隐深的层次。这两者相互激荡，形成一种合力，
制约着冲突表现的复杂事局。
教案与反洋教
从清季龙与上帝关系的情况看，“打”比“和”更具典型性。而“打”的状况，
又主要从“教案”和“反洋教”这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件事物中体现出来。
所谓教案，是指外国教会势力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中，诉诸官方以司法和
政治手段解决的案件。它是双方冲突集中而典型的体现，但并非冲突的唯一形式，
更不能囊括其全部内容。可以想见，双方间的冲突是经常的、缓急轻重不一的，不
可能都成讼，日常大量轻微、琐碎的事端已自然消解。只有事态激化才讼成案事。
教案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发生过多次，且有规模颇巨者。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是一
个主权国家，不管案件的具体起因如何，是非曲直怎样，中国的当权者完全有条件
和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案事。并且，从导致教案的实际根源上看，主要是文化
冲突。
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则，教案的发生虽仍有文化冲突的因
素继续起作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外国教会势力宗教外的侵略行为成为主要根
源。再则，由于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清朝官方已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依照司法
程序独立地审理案事，而要受外国的挟制，故不免成为不平等外交的产儿，殖民者
强权政治的猎物。“每逢一宗教案起，丧权辱国输到底”，这便是清季教案的根本
特征。教案的事局中，占主动、主导地位的是教方，此期的教案史，实质和主线上
即外国教会势力的侵华史。
所谓反洋教，不仅仅指反对作为文化范畴事物的基督教本身，而且包括反对外
国教会在华势力（机构及人员等实体）。清季的反洋教，包括了中国在文化上与教
方的对抗和政治上反对其侵略两个方面。与鸦片战争以前的反洋教相比，显然突出
了反侵略的时代内容，而在文化对抗方面，又有着继承和连续性。尽管这两个方面
是相互作用、密切结合的，但必须在概念上将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和中国传统文
化对基督教文化的抵制严格区别开来。
“世道如弃棋”，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也如同奕棋，阴差阳错地走到清季的这般
局势上，与昔日大大不同。不过，在教案和反洋教普遍发生之前，一个由中国人创
造的太平上帝，唤起千军万马席卷了神州大地。
太平上帝
第八章 太平上帝
一个原本礼拜孔子、笃信文昌的乡塾先生，一朝忽然改拜了上帝。他
以上帝次子的身分，唤起千军万马，创建了地上天国，并为这个天国的子
民创造了太平上帝。
就神的蹊径
鸦片战争爆发前的第四个年头，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春间，广州城里正
举行府试（考秀才）。这天，布政司门前的双门底大街上，有两个怪异的人吸引着
一大群围观者。一人从长相上看显然是西洋人，但长袍阔袖，结髻于顶。另一个是
本地人，给不能讲当地方言的西洋人当翻译。他们声称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不停
地宣讲着什么。
这时，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挤上前来，从其装束打扮、神情举止，
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一个亟盼榜上有名的应试童生。这种人要问什么，想听什么，似
乎早就在那个西洋人心里装着，没等年轻人开口，他便说道：“你将得最高的功名，
但勿悲忧，因悲忧令你生病，我为你有德之父道喜了。”年轻人脸上顿时露出满足
和欣喜。第二天，这位年轻人在龙藏街又遇到那两个人，他们正在散发着一种小册
子，年轻人也高兴地接受了九本一套的小书。
十四年梭，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南麓
的金田村，青天一声霹雳响，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率领着
数以万计拜上帝会会众组成的“圣军”，势如狂飙铁流，开始了斩邪杀妖的战斗历
程。
当年问卜受书的那个童生，就是后来成为“天王”的洪秀全，而与太平天国始
终息息相关的拜上帝教，正是以他得到的那套小书——《劝世良言》为第一触媒而
产生的。
《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宣传基督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个名叫梁发的中国人。
他是新教的第一个华人牧师，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有多种通俗的布道读
物，《劝世良言》即其中一种。
此书十余万字，其中一半是由当时的中译本圣经中整章整节辑录的原文，另一
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情况阐发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
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本神学内容，特别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
绝对性，而其他一切宗教之神灵、偶像都是应该扫荡的邪门外道，若崇拜它们便是
获罪于天。为了使神天上帝在中国获得独尊地位，《劝世良言》中对儒佛道“三教”，
对包括文昌、魁星在内的一切神灵、偶像崇拜和巫术风水之类的迷信习俗，抨击殆
遍。
《劝世良言》并非结构严谨、内容系统的神学著作，写作中所依据的中译本圣
经，文字表述上也多有不准确的地方，特别是梁发本人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实难透
彻，他的文字水平又不高，所以在对某些重要教义的传达上难免失真走样。譬如，
书中对上帝、耶稣和相当于圣灵的所谓“圣神风”的关系，就没有从“三位一体”
的意义上阐明，而给人以“三位三体”的印象。
梁发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信从基督教后，也无法尽然摆脱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他在议论中力求富有“中国味”，不自觉地在字里行间
掺进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基督教义。例如，说人
类始祖被蛇魔诱惑以前“性本全善无恶”；引“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之语宣扬报应昭然的观点；用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证“真经圣道”的教
化作用；将“合乎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