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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底，毕加索完成卡恩威勒肖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如何分解人的形体，同时忽略掉深度、体积、颜色、感觉和透视图以期获得纯粹的现实。这些分解形体的探索在卡恩威勒的肖像画中达到顶峰，然而在新的一年里，毕加索却越来越焦躁不安。迷信的他觉得绘画中分解的形体仿佛会有神奇的力量，能加祸于画师和画中人。这也许是毕加索从来不画立体主义的自画像的缘故。就连布拉克的肖像画，他也找了个长相相似的人来代替布拉克做模特。
卡恩威勒后来写：”那时的毕加索桀傲不群，这种人的英雄主义难以形容、令人震撼。“而毕加索对英雄主义的后果也并非不知。他曾经说：”如果纵身一跳，有可能误落到绳子的另一头。可是如果不敢冒险摔个头破血流，又有什么用呢？你连跳都没有跳。你得唤醒民众，必须完全改变他们认知事物的方法。你得创造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形象。让他们目瞪口呆。强迫他们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当怪诞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并不可靠。这个世界也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可是毕加索又因为与从前一刀两断而疑虑重重。尽管自信于自己作品的颠覆性，尽管想要的就是惊世骇俗，毕加索孜孜以求的是大众而不是孤芳自赏。毕加索曾说：”我从没想过给’快乐的少数派‘绘画，我总认为绘画要让那些哪怕不懂欣赏的人也能唤醒些什么。就好像莫里哀的作品，既能让那些文化阶层会心而笑，也能让那些不甚了了者乐不可支。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如此。我的作品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常常包含着一些可笑而鄙俗的东西。就这样我能俘获每一个人。这倒不是我公然迎合观众，而是我拿出了一些能适应各个层次口味的东西。
毕加索画卡恩威勒肖像时，竭力想让艺术避免陷入孤芳自赏和怪诞不经，她曾描述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这幅画原本是在烟雾中袅袅升起的样子。可是当我画烟雾时，就想让你能把它看出来。于是我加了一些东西——暗示着眼睛、波浪状的头发、耳垂、交握的手——这样你就能找出来了。…… ……若是你还想要更进一步探索内涵，就得别施妙法了——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这样强的消化能力的。这就有点像是面对一个小孩不厌其烦地说教：你得先教一些粗浅的东西勾起他的兴趣，然后再说些难懂的东西。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创新精神。就好像黑格尔说的，大家只知道些家喻户晓的东西。那么，又如何指望教会他们新的东西呢？这就只能把未知的东西掺到已知的东西里面去。那么，大家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心里还想着：’哈，我明白了‘，这就离他们说’哈，我全都明白了‘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他们朝着不明白的方向思考，开始意识到之前哪些地方不明白，然后理解能力就增强了。”
然而，在收藏家、画家和画商之间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脑袋瓜“不肯迈向未知”。连沃拉都从1910年起不肯买立体主义作品了。而毕加索都认为富有创新精神的马诺罗，也都怀着这样的想法离开：“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搞懂立体主义，也不明白它是什么东西。看着毕加索最早的立体主义画像，我问他——要是明天他去火车站接他母亲（姑且这么假设），发现母亲以立体主义的形象出现，他会怎么想！”
毕加索很快就不耐烦给这些人说教了。他对这些看不懂的人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毕加索曾经就自己不懂英文说道：“要是连我自己都一无所知，我又怎么能去责怪别人呢？”他性格中的诡秘的一个侧面是：喜欢建立极少数人的亲密小圈子，喜欢那些暗号式的称呼、暗语和术语，以区别外人。麦克斯的小说《圣·玛托内尔》（Saint Matorel）于1911年2月出版，给毕加索的献辞就是对他俩隐秘关系的赞美：
献给毕加索
为我所知道的他知道的一切
为他所知道的我知道的一切。
终其一生，毕加索的内心始终都处于孤芳自赏和普及艺术的两难境地。他普及艺术的对象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西班牙农民和朴实的巴黎工人，毕加索认为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毕加索有时也避免自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一心沉浸到自我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有极少数的几个知己始终伴随他。毕加索的选择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他曾经说：“我凭着喜好程度来衡量事物。”事实上毕加索似乎是凭着急需程度来衡量民众。自从毕加索认识了布拉克（这是继麦克斯皈依基督教之后的又一桩大事），他就不再需要依赖麦克斯来满足友情的空缺了。麦克斯不久搬迁到了昆佩（Quimper），与父母住在一起。他十分不安地给卡恩威勒写信：“毕加索怎么不给我写信了？他生气了吗？”麦克斯总是很紧张和毕加索之间的风吹草动，他在感情上需要朋友之间的爱，或者赞许。毕加索没有生气，只是暂时不需要他了。一般毕加索的生气、激怒和沮丧都是因为不如意，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哪个人——尤其是麦克斯，这个一贯支持和帮助自己的挚友。
毕加索搬离“洗衣船”才不过一年而已，“洗衣船”现在已经被他渲染上了一层浪漫色彩的金色光环，这金色光环一年比一年加厚。毕加索常常回到这里的旧画室（现在是储藏室）来作画，以逃避克里奇大街上的费尔南黛、白围裙女仆和笨重的桃木家具。
毕加索比往年提前离开巴黎去度假，带着猫、猴子、画布和画架，不过没有带费尔南黛。这次度假的地点是塞雷（Céret）的一个18世纪的修道院弃地。这是在法语区卡塔卢尼亚境内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个小镇。马诺罗携妻子托托特已经在这修道院里住了3年，托托特是一个爽快大方的女人，声音低而沙哑。布拉克和麦克斯很快赶到那里和他们会合。毕加索不在那俯瞰樱桃园的大画室里作画的时候，他便以卡塔卢尼亚人的名义作东道，请朋友们去主街上的大咖啡馆（Grand Café）吃饭，要不然就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山麓杏林或葡萄园里散步。然而8月初的时候，毕加索开始想念费尔南黛了。时间和距离都冲淡了他俩之间的种种矛盾。8月8日毕加索用磕磕巴巴而又稚嫩的法语给费尔南黛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
我亲爱的费尔南黛
昨天一整天我都没盼到你的来信，今天也是如此。希望今天下午会给我带来惊喜。
今早布拉克拿给我的信中，我看到那个“吻”已经到了巴黎，我希望过几天你会来这里。
这里比巴黎冷多了，而晚上却温暖舒适。
你别太担心钱的问题，没事的。你最好赶我坐的那趟火车。此刻我深信你会很快到来。布拉克说你下周会到。
我的家人现在已在玛洪（Mahon）了。你要是白天出门一定要带着阳伞。
猴子真让我们开心，我们给了它一个锡罐头盖，它成天就在锡盖上面照镜子，它真聪明。
我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还在画那些东西。
吻你爱你到永远
帕布罗
这封信取得了意想中的效果，费尔南黛终于赶来了，陪他住到9月5日。他们从田园诗般静谧的塞雷回到了巴黎，却赶上了法国媒体上演的一幕好戏，目光焦点是卢浮宫和《蒙娜丽莎》（Mona Lisa）。
8月21日，《蒙娜丽莎》从卢浮宫中被盗。全国最大的博物馆中发生这样的盗案，引起了举国上下对安全设施的愤怒。毕加索一到巴黎，这场好戏比他抢先一步抵达家门。8月28日，一个名叫盖里·皮耶雷（Géry Pieret）的比利时青年拿着一件从卢浮宫偷来的伊比利亚雕像来到《巴黎日报》（Paris Journal）的报社，并且吹嘘打劫卢浮宫是如何轻而易举。这种莽撞之举真是不计后果，又过于招摇。阿波利奈尔读到翌日的《巴黎日报》头条新闻，心惊胆战起来。盖里·皮耶雷有段时间曾给阿波利奈尔当过秘书，他家里就曾摆放过皮耶雷从卢浮宫偷来的这个雕像。更糟糕的是，数年之前，皮耶雷曾卖给毕加索另两尊伊比利亚雕像，这也是他用类似手法从卢浮宫偷来的。毕加索对这两尊雕像非常喜欢，他听从了皮耶雷的建议，把它们藏在一个旧诺曼狄橱柜底层。直到“卢浮盗案”上了法国各媒体头版头条，毕加索压根儿就没怎么去想这两尊雕像。
在克里奇大街，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慌作一团。他们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起诉、坐牢，甚至驱逐出境——毕竟现在大环境中蔓延着排外风气。他们决定有所行动。出于内心恐慌，他俩已开始想要逃离出境。不过好在费尔南黛还保持冷静，阻止了他俩。然后他们就决定把雕像扔进塞纳河（the Seine）销赃灭迹。费尔南黛多年后回忆道：“他们还没搞清楚自己在这出戏里扮的是什么角色，就像两个流浪汉一样装模作样地打牌，内心却在煎熬着等待出门去塞纳河边——其实他俩谁也不懂玩纸牌。”
午夜时分，他俩把雕像装进手提箱里，拎着就去了塞纳河。可是他俩心里鬼鬼祟祟的，一路上看什么也都觉得鬼鬼祟祟。他们来来回回沿着塞纳河畔找寻销赃灭迹的合适地点，每一刻都战战兢兢。最后弄得疲惫不堪还是决定放弃，便回到毕加索的家，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翌日一大早，阿波利奈尔就携赃来到《巴黎日报》报社，在保证不透露赃物来源的条件下，把雕像转交给了报社。报社很快答应条件，继而又很快食言了。9月8日晚，警察来到阿波利奈尔家搜查文件，结果发现了盖里·皮耶雷写的信，于是就把阿波利奈尔逮捕起来，指控他包庇、盗窃并涉嫌卷入一个国际艺术品盗窃团伙。与此同时，皮耶雷已经逃离巴黎，南下途经每个城镇时都给检察官写信，写信的盗案内容也越来越离奇不经，并且自我传扬《蒙娜丽莎》就是他自己偷的。
阿波利奈尔后来写道：“随着桑代监狱（the Santé）大门砰地一关，我就感受到死的气息。然而月色清辉，我可以看见庭院墙上长满了爬藤植物。当我进了第二道门，关上门后我知道那片植物已经关在门外了，我觉得像是到了无人之境，突然涌上失落的伤感。我接受了几次审讯，看手法给我一套’牢服‘：一件粗布上衣，一条毛巾，两张床单，一条羊毛毯。然后穿越长长的走廊，我被带到我的牢房，2区15号。我脱得光溜溜的接受搜查。我睡得很浅，因为牢房里的电灯整晚都开着。”
两天之后，早晨7点，毕加索家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黛回忆说：“女仆还没来，所以是我去开的门。门口是个便衣警察，给我看了看证件，自我介绍了之后就要毕加索跟他走，还得赶在9点钟之前审讯。毕加索吓坏了，哆哆嗦嗦衣服都穿不上，我得帮着他穿…… ……他乘坐的公交车往返于皮加勒（Pigalle）和葡萄园（Halle…aux…Vins）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梦魇回忆。便衣警察是不允许传讯人自己出钱坐出租车的。”
这几天来的惴惴不安，警察局里漫长的等待，终于在审讯官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耷拉着衣领，没扣子没领带，憔悴不堪又弱不禁风，瘦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难过。”毕加索完全失控了，他已经考虑不下丝毫的友情、忠诚和诚实了。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哪怕是对不起朋友，他也干。毕加索当着无助的阿波利奈尔，只顾给自己洗脱，毫不留情地声称不怎么认识面前这个人。阿波利奈尔哭了起来，毕加索仿佛一心要超过他似的，也开始发着抖放声大哭。审讯官当庭释放毕加索，但是警告他不许走远，得随时配合案件调查。而阿波利奈尔则被送回了桑代监狱。
阿波利奈尔蹲了5天牢房，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他不光被怀疑盗窃那几尊雕像，连《蒙娜丽莎》也被怀疑是他干的。指控人说他是“前来法国洗劫我们博物馆的国际盗窃集团。”9月12日，阿波利奈尔终于被带出桑代监狱，送上了审判席。翌日，《巴黎日报》上登着：“下午3点钟，阿波利奈尔穿过记者、摄像以及前来慰问的报界、文艺界朋友的层层包围，来到审讯室。身边陪着一个警察。阿波利奈尔戴着手铐——监狱的残酷真是没有人情味。
这是诗人阿波利奈尔一生中最难堪是时候。他戴着手铐，衣冠不整地被人拍下犯罪档案照片，经历了自己最贴心最挚爱的好友的背叛，然后于9月12日上午7点被释放。一场噩梦攻陷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他苦心经营的社会威望和知识分子的自尊一蹶不振。就在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报纸上、在沙龙和咖啡馆里叫骂”国际精神“，声称”扞卫本土人才，反对外来人的入侵“，还一直揪着”雕像事件“做文章，来搞臭阿波利奈尔、前卫艺术圈，以及那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阿波利奈尔被释放3个月后，给少年时代的好友写信：”我现在还没缓过气来。我心里难受，还在等待着解决的方法……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要是被驱逐出境，我会怎么样呢？这些疑问塞满我的脑子，我无法工作。我只求变得平静、低调，而现在我却成了一系列攻击的靶子…… ……“就是到了1月份案子结案了以后，元气大伤的阿波利奈尔还不能置身事外，仍然遭受着辱骂。安德烈·萨勒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噎住了，就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更加如鲠在喉的是毕加索的背叛。然而毕加索、毕加索的生活和作品对他而言如此重要，他不得不独自咽了下去。画家埃尔伯特·格莱茨 （Albert Gleizes）写道：”阿波利奈尔被审讯案一事搞得元气大伤。尤其是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的一个挚友在法庭上心神大乱，竟然当面装作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矢口否认认识他，难道不是吗？阿波利奈尔跟我说起此事的时候，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沮丧。“然而在大家面前，阿波利奈尔还得装成若无其事，把自己的沮丧和痛苦掩饰起来。即使他把这件事情在一封信里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也没有提到毕加索的名字，而是用”某人“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