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的论战和论辩中，墨子的论证和推理都注意遵守思维逻辑的基本规律，因而很有逻辑论证力量，容易使人信服。下面举例略加说明：
公孟子日：“无鬼神。”又日：“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日：“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墨子认为，公孟子既要人相信没有鬼神，又要人学习祭礼，这两个观点是矛盾的。这就象客人不存在，又要人学习各种待客之礼，就象鱼不存在，又要人制作捕鱼的网一样都属自我矛盾。公孟子承认两个矛盾的判断都为真，这违反矛盾律。墨子抓住公孟子论辩的这个矛盾，进行论证反驳，如果相信鬼神不存在，那么学习祭神的祭礼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认为学习祭礼是必须的，那么就应该相信鬼神的存在。这个例子说明，墨子在论辩时，注意思维形式的严密性，应用了矛盾律，揭示了论辩对方在思维逻辑上的自我矛盾，从而增强了自己论证的逻辑说服力量。
穆贺……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 ……墨子在论辩中，提出药农采草药，贵族大人食之可治病，农夫种谷制酒，贵族大人可用之祭祀。草药生于荒野，并不因为草药贱而大人不食。谷、酒为农夫所生产，并不因为是贱人之所为而大人不用。因为草药、谷、酒都于贵族大人有利，所以贵族大人并不嫌它们是贱人之所为而弃之。由此，墨子进行辩驳，既然他的思想、主张于君王有利，那么为什么只因为是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呢？这里，墨子在论辩中坚持了同一律，药农采草药，农民种谷制酒，墨子之言都是有利于大人的贱之所为。草药、谷、酒大人受而用之，那么拒绝接受墨子之言就不合思维的同一性和一贯性，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墨子驳斥公输般，认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同样是坚持了同一律。墨子认为杀一个无罪之人和杀众多无罪之人，其本质是一样的，都属不义之举。公输般承认，杀一无罪之人是不义，而愿去杀众多无罪的人，这种看法不合思维的同一性和一贯性，因而是不正确的。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不辩。 “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物，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墨子认为，在论辩过程中必须遵守排中律。如果对一个认识对象——狗，甲说这是狗，乙说这是犬。狗名和犬名的含义一样，两人的判断都对。如果，甲说这是牛，乙说这是马，牛名和马名都与狗实不相符，所以，两个的判断都错。墨子认为这两种情况属于无胜之辩，不合辩的规则。因为辩应该有辩胜者，两个矛盾判断一是一非，或是合乎事实，或是不合乎事实，这就是当者胜也的意思。“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 谓之牛和谓之非牛是两个矛盾的判断。辩论它们的是非，就是要在它们之中确定一个判断是真的，是反映客观对象的，此即所谓争彼，既然彼——客观对象是确定的，那么，两个矛盾的判断不可能同时成立，即不可能同时为真，或同时为假，即所谓“不两可两不可”。
墨子逻辑强调论证、推理等思维活动必须遵守思维的基本规律，这样可以增强逻辑说服力，使结论更有根据，更具确定性。同时，为了驳斥论辩对方的论点，墨子以思维的基本规律为基础和判别标准，揭示对方的逻辑谬误，从而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墨子关于逻辑谬误的认识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关于词语表达的混乱，其二是关于类属关系的混乱，其三是关于悖论的分析。
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在逻辑思维中，不能正确地使用同词多义或同语异义的词语，在某个特定的场合，词语的应用就会违反了其应有的内在含义，就会产生名不举实，辞不抒意，出现逻辑谬误。例如，“物尽同名，二与斗”， “为麋同名，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 词语虽然相同，但其内在意义并不一定都相同。两个麋有可能斗，也有可能不斗。所以，可说斗必二，但不能说二必斗。二与贰相通，贰有敌对之意，但不可与斗相混同。词语的错误应用也会使推理出现谬误。“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非入木也。” 在这个推理中，由于词语的重新组合，新构成的词语有其新的含义。如果乃用原来意义上的词语来进行推理，就必然会出现逻辑谬误。“车，木也。”是一个正确判断，而“乘车，乘木也”就是一个谬误判断。
墨子在《墨子。小取》篇指出，类有“殊类”，所以“不可偏观也”。例如，牛和马属于四足兽这一类，如果以牛有角，马无角为理由，否定它们同属四足兽类，就是犯了不知类的逻辑谬误。同样，因为龟、蛙也都有四足，就把它们归于四足兽类，也是犯了不知类的逻辑谬误。
《墨子》一书中有几条关于悖论的文字、论述。“学。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悸。“ 一方面认为学习无益，另一方面又把”学之无益“的道理告诉别人，要别人学习这个道理，这意味着学之有益。”以学为无益也“是个悖论。如果肯定它为真，则可以推出一个它为假的结论——”学之有益“。如果肯定它为假，则可以推出它为真的结论——”学之无益“。
墨子在这里是用悖论的方法批评老子“绝学无忧” 的观点。绝学无忧和学为无益意思等价。因为要别人懂得“绝学无忧”、“学为无益”的道理本身是个学习过程，因而也应无益，从而否定了“学之无益”的命题。
“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 一方面认为任何言都是错的，另一方面“以言为尽悖”这句话本身也是言，也应该是错误的。“以言为尽悖”是一个悖论，如果假定它为真，则可推出它为假——“其言也悖”。如果假定它为假，则可推出它为真——“其言不悖”。墨子在这里用悖论的逻辑方法揭示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多言数穷” 等命题的错误。
“知者不言”与“言为尽悖”意思等价，假定它为真，但“知者不言”和“言为尽悖”本身就是一种言，也应归于错误或不知之列，从而否定了“知者不言”、“言为尽悻”的命题。墨子并揭示了悖论就是命题本身所包含的自我矛盾。
“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悖。说在无以也。” 一方面肯定知道知之与否就足够了，另一方面又要别人知道你这个道理，这是在“知之与否”之外的知识，说明知道知之与否不够用。“知知之否之足用”是一个悖论。如果假定它为真，则可推出它为假——“其言无用”，即否定了“知知之否之足用”的命题。如果假定它为假，则可推出它为真——“其言有用”，即肯定了“知知之否之足用”的命题。墨子在这里用悖论的逻辑方法批判了老子的“智不足用” 的消极态度，也批评了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的命题。墨子认为，“知没有用”或“仅局限明白知与不知”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你说出了这些道理，就是要别人知道。这就说明了知有用，说明了知知之否之不足用。墨子由此否定了“知知之否之足用也”的命题。墨子并揭示了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命题本身的没有意义。
墨子提出的悖论是一种逻辑悖论，当然也含有具体的内涵，它通过逻辑推理得出了和原命题不相容的结论，从而否定了原命题。这种逻辑悖论，促使人们对思维形式及其语言的表述进行反思。一方面使人们在用词语、语句构成命题、判断时，尽量注意表达的准确性，使命题、判断有确定的内容，追求尽可能严谨的自然语言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对思维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应该深入、反复地分析，从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存在的逻辑矛盾，揭出矛盾产生的根源，从而使理论认识趋于完善。也就是说，悖论作为认识和思维活动不完善的标志，对悖论产生、消除的分析、认识的过程是从思维逻辑本身促使理论思维严密化，悖论的方法是常识性思维方式向科学性思维方式过渡的催化剂，也是理论认识从不完备逐步趋于完备的一种逻辑手段。
第八章 墨子思想的历史影响
墨子作为一代宗师，其开创的学派是与儒学并列的一代显学，然而这么一个显赫的学派，至秦骤衰，一蹶不振，几成绝学。二千余年来《墨子》被排斥在官学之外，注家无几。墨家作为一个学派是湮灭了，但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却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之中、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墨学的湮灭，也可作为一种比较参照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历代农民起义，中国传统科技模式的若干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墨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要比较明确地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图景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发展历史有数千年之久，但是有了个基本事实是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其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和主导方向的。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构成其理论核心，从社会思想的主体内容到民族的思维方式莫不如是。儒、佛、道相辅相成，三位一体渗透到社会意识的各个方面，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言行举止和民风习俗。其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这里，拟从这个角度简略地分析一下墨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积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衰落、沉淀、复起，影响弥漫，观念渗透，都表现为一个各种观念相互冲突、扬弃、凝结、淘汰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它的基本走向与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发展趋向一致，儒、佛、道互补，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理论的基本内容，“内圣外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其追求的理想境界。对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成就的毕竟不多，诸如周公、孔子之类的人物也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就是一般的仕途，也大都是坎坷艰辛，大部分名落孙山，潦倒一生，道家从清净无为，全真养性方面，佛学，特别是中国化的禅宗在修性寡欲，明性见心方面发展了一整套的理论和修养、锻炼方法，使知识分子从内在的心理平衡上抑制或泯灭内心对名利追求的欲念。在内向自我反省这点上，道、佛两家不仅和思孟学派的内圣之路相通，而且在理论内容和形式上表现的更优雅洒脱。因而道佛学说适应了失意知识分子自鸣清高，自我安慰的心理需求，也使得意的士大夫在充满倾轧、黑暗、阴谋的官场之外找到了一个心灵安憩的乐园。
中国的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曲折性，这两个历史事实表征了传统文化巨大影响的存在。认识它的长处和局限，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结合，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是历史传统、现实生活和发展趋向这三者的统一，是人在一定历史、地理环境中，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作为民族行为方式存在的内在依据，体现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民族性格和气质。
人际关系的认识和协调是传统文化研究的中心内容，它关心的是社会群体的稳定和协调。个人的思想和利益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宋明之后，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与其说是一种个体独立的意识，更不如说是一种社会义务。民贵君轻，社稷江山为重的政治观念，正是强调和谐、责任、义务、贡献的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映，它强调的是把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融为一体。传统文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内省体验，直觉领悟和付之言行实践规范的方法。天、地、人在一种统一的图式中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协调的群体和谐就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由于各社会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及活动方式的差异，对文化客体认识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统治阶层主要是用政策、法律、制度的形式将文化观念以强制的方式固定下来。知识阶层主要是用理论形态（思维的内容和形式）提炼文化观念，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教育、入仕的途径，广泛影响到社会意识、行为、生活的一切领域。平民百姓主要是通过行为方式的规范（民风习俗）表现出民族文化的表象特征。这三种外在形式只是基本文化观念：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不同层次的文化主体上的展开。
社会心理反映了人对生态环境（社会和自然）的主观评价，是行为方式的内在稳定机制，持中、冷静、和谐、克制是传统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从现实的利害关系出发，对生态环境的一种评价尺度，表现力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是行为方式的直接动力。“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传统的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传统的价值取向。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理想人格的社会塑造，使这种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上升为社会的价值理想，成为社会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精神力量、道德榜样的感召往往会掀起一股广泛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时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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