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时期，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仁人往往会成为社会崇拜的偶象和精神支柱。审美情趣反映了人的情感和美感的角度。对理想的生态环境（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一种追求，使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具有理想和幻想的色彩。
对意境和神韵的追求，忽视具体和结构的分析，是传统审美观的基调。这一基调使理论思维趋于超脱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材料，而追求一种玄秘朦胧，超脱尘世的意境。老庄思想，魏晋玄学对知识阶层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除了自我修养完善，心理调节平衡的原因，传统审美情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载体，中华民族的言行交际将传统文化表象化，具体展开为民族的情、知、志、趣、理。
情是指情感和情调。传统文化体现的民族情感是含而不露，喜怒不形于色，温良恭俭让是民族情感的基本情调。个人的激情被抑制在冷静的群体理智的规范中，轻佻和狂妄是对个人激情和意志表现的判决书。持中，稳重，现实是传统文化情之三昧，它排斥了六合之外的幻想，社会正是在人际关系冷静的协调中否定了有超越人际关系规范之外的人的情感的存在，主体情感的自我意识消失在长幼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情感之中。喜怒哀乐只能在礼的规矩中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知是民族的知识结构，知识发展的趋向，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佛思想的主要发展阶段看，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理论形态，其中的内容无外乎一是修性养身，二是经世方略，治邦权术，三是关于仁、礼的各种理论思想，作为修身和经世的指导原则。从孔子到龚自珍历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学问家都是伦理道德家或政治家，而没有一个是自然科学家。从《吕氏春秋》到《四库全书》，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中国历代的百科全书和史书的编纂看，其目的和内容部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为主旨的。瀚如烟海的典籍亦以文史哲著称，关于律历、农艺、技艺方面的书籍所占的比重远较逊色，有关天文、律历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一是强调其实用，二是不能犯“仁”、“礼”规范之忌，三是关于这些知识的理论说明都归结到论证以“仁”、“礼”规范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关系的合理性。传统文化对社会秩序的安排从底层平民到上层统治者都作了各方面的研究，从起居饮食到待人处世都有一系列的规定限制，从而对人际关系在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一整套的概念范畴。这一套概念范畴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传统文化表现的民族智力结构是民族价值标准的反映，是社会需求在价值追求上作出一种判断的凝积物。科举取士的仕途制度将民族知识的发展趋向固定强化，是传统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社会知识阶层皓首穷经在四书五经中领悟处世为人的人生哲理和齐家治国的经世方略，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主榜题名的终南捷径。先秦科学知识的结晶《墨经》“后世莫复传习”。与“仕途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初刊不久即失传，湮灭了几百年。
志是指民族的道德和情操。对传统文化来说，自汉以来三纲五常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忠孝双全是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士可杀不可辱”是民族所乐道的情操，这种道德情操的标准和具体内容是由社会整体要求所决定的。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念体现在民族的气质上，一方面是唯唯诺诺的平庸气息；另一方面是慷慨悲歌的死谏精神。体现在民族的行为上，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死板作风，空话连牍的俘夸习气；另一方面又是任劳任怨的苦干精神，艰忍不拔的执着追求。平庸和死谏，死板、浮夸和苦干、执着部是在忠孝道德规范下，人主体价值和尊严沦丧的表征，人只是在长幼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中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忠孝两者相通，都是提倡一种盲目的信仰，这种盲目的信仰可以是狂热的卫道，亦可以是麻木的愚昧，人的行为被外在强制力量所支配，人们的自我意识消失在迷信和偏见之中，既不能对客体自然作出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又不能将主体人作为自我意识的客体发掘出自身的需求和创造力。
趣是指民族的心理选择，是价值取向在爱好和习惯上的表明，反映了民族在具体文化形式上的所长所短；传统文化在医学、天文、数学、农艺等领域，其理论认识有自己的思想特色，其基调就是天人感应。一方面否定六合之外神低的存在，强调天道自然；另一方面又浮在表像，将天象、人事、自然万物相互类比，相互解释、说明，自然始终没有成为认识活动的独立客体，一方面是细致人微的观察描述；另一方面又是玄秘虚幻的空泛理论。一方面是强调实用技能技巧的经验性，另一方面又是沉耽于荒诞无稽的推演类比中的玄思性。表现在处世为人的人生哲理和治国安邦原则的选择中，也是一方面表现为充满现实忧患意识的格言警句，另一方面则是超越现实关系的虚无图景和五德终始的迷信框架，客观全面的观察，深入局部结构的实证分析，通过经验材料的归纳整理，用概念、范畴、命题等构筑理论的逻辑结构，对这些方面传统文化完全缺乏兴趣。兴趣的缺乏是因为社会没有这种需求，传统文化没有这方面的动力。这种社会心理的选择使民族的兴趣不能在由技艺实践发生的物理、几何问题上得到彻底的发展，也不能在思维规律的研究中形成科学的逻辑分析和构成理论逻辑结构的能力。
理是指民族对是非、美丑的理性判断，是社会价值尺度表现为人的言行依据的准则。它既表现为政策制度的具体框架，严格地划分出是非美丑的界限，又有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理论，形成一种普遍的观念规范，无形地支配着的人的言行举止。传统文化是以礼和仁的规范作为行为的准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仁作为一种规范其基本内容就是克己，即要求人个服从于社会群体的秩序。这一基本内容以礼的各种外在形式加以制度化，成为人行为方式的规矩方圆，“规矩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 。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有过非常光辉的灿烂的历史，至今仍具有迷人的魅力和引人的研究价值。不加分析，不顾事实的一味贬斥是无济干事的。它的存在，它的落伍，它的影响，它的更新，它的生命力自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土壤。否则，我们在距“五四”运动70余年后的今天，仍不得不再面对这庞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再估价。
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自有其与历史、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合理性，它对在广阔的国土上，以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为单础的社会结构起了一种粘合剂和凝聚力的作用。它对中华各民族的交流、团结，在心理上的彼此协调，在情感上的彼此沟通起了一种稳定和促进的作用。文成公主的入藏，王昭君的入蒙，满清统治者的崇儒，都是传统文化起作用的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它是抵御外来野蛮的军事侵略，维持庄严的民族自尊的强大精神支柱。它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经过合理的加工提炼，能成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来源。它的群体协调的社会意识，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等等，对现代中国社会都有某种启示和借鉴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农业经济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几千年来较为稳定的发展，到后来，使它带有凝重、迟滞、沉闷的特征。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使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物质生存环境，它的弊端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阻碍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和生产淡薄的功利要求，压抑了社会每一个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创造力，使一度相当辉煌的技术成就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既没有物质动力，又不能吸引、动员广大的知识力量去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的经济活动囿于同样的生产工具、同样的生产方式，同样的经济结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往复循环，绵延几千年。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是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犁、耙等主要生产工具的形式、材料和制作方式延续到近代中国，和汉唐没有重大差别。同时，在宋明之后过于强调社会的群体意识，抑制了个体的独立性，束缚了他们思想的自由和创造力，过于凝重、迟滞、取中的社会心理特征，使其趋于保守，容易形成一种信古、恋古、托古的社会心态。这阻碍了社会对新技术、新科学、新观念的接受和消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序上延缓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新旧观念的冲突给社会带来的震动也较大，延续的时间也较为久长。
（二）墨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图式的奇点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现为一条连续的平稳起伏变化的光滑曲线，那么墨子思想是这条曲线图式的一个奇点，即墨子思想在内容和思维形式方面与传统文化基本不相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方向。
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人际关系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伦理型文化。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融为一体。它是和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宗族宗法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历史产物。因此，文化观念中仁、义、理、礼、和，就成为其核心内容。在思维形式上，它更注重表象的直观类比，总体的笼统把握，自我体验的直觉领悟。墨子思想从总体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其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与表现形式和传统文化相左。因此，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说，它很难融入于传统文化发展的曲线图中，它既不能长久地凝聚分散的小农生产，又不能维护宗族宗法的社会秩序。相反，它促成了与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统治相抗衡的另一政治权力中心。墨学千余年被视为异端，诟为禽兽之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两者的对立在内容上，表现力兼与礼，义与利，理与欲，和与同的矛盾；在思维形式上，表现为实证分析的逻辑方法与直观类比的笼统把握的分歧。
儒学谈仁者爱人是以克己复礼为前提和目的的。礼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个人命运融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中，加重了人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华文化的绵延。但从另一方面看，礼的存在和加强必须以牺牲个人主体独立性为代价，个人对物欲和思想自由的追求被消融在贵贱有差，尊卑有等的天理之中。墨子讲仁者爱人，是爱无差等，是兼爱，是体爱，是以每个人的平等生存和平等获利为目的的。墨子认为应兼爱天下，平等的爱在无穷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是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子的仁者爱人更多地是强调个人存在的平等，忽视了社会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必然形成的物质利益和目标追求的差异，忽视了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墨子由于强调爱无差等，在理论上只能以尚同作归结，认为只要一同天下之义，便能使各个独立的个体协调和谐了。因此，可以说墨子缺乏从社会的现实出发，强调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群体意识。儒学的仁有它的社会现实内容和生存发展的土壤，儒家各派对仁的释义和引伸见仁见智，但万变不离其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点在现代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个人是社会的分子，个人的存在必须依赖于社会，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必然需要牺牲个人的某些利益和追求，社会的群体和个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从这个角度看，墨子的仁，打个不很确切的比喻，有点象一口袋马铃薯，各个马铃薯彼此独立，互不联系，最后靠一个口袋将它们装在一起。
孔子讲义，大者是讲治国平天下之仁政，小者是讲个人的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杀身以成仁。其总的倾向都是超越个人非分的自然物欲享受和个人现实物质利害的关系。提倡、发扬了孔子的这个思想，逐步形成了一种重义轻利的社会倾向，熏陶了历代一批批高风亮节的志士仁人。君子之儒往往将自己奉行的一种社会、政治、道德准则看成是至高的信仰，将社稷、国家利益看成是成义之所在，认为这才是义的完美体现。对个人来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义之大端，能行大义是个人道德修养自我体验、内省、磨炼和躬行践履的结果，是思想境界提高、完美的标志。墨子讲义，以利为核心，直接给义下定义：“义，利也” 。墨子强调利是义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符合小生产劳动者对自然物欲和生存权利的正当要求。但是，墨子讲利，一是强调其以温饱为足，缺少一种鼓舞人生的物质推动力，二是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情感的协调、和谐，其道俭、苦、劳、忧。虽然墨子的思想能激励一小部分人，但缺乏使社会群体能氏期稳定的吸引力。说墨子学说“俭而难遵”，确不为过。
儒学在理欲之辩中，承认人的自然物欲的存在，“食、色、性也” 。但儒学更强调只有在社会群体的理性的协调中，人欲的存在才有其合理性。在这点上，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加强道德践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界，也即“人皆可以为舜尧” 。儒学区别了人的自然生理属性和社会道德属性，并将人的社会道德属性的存在作为人与动物在本质属性上的根本差别，否则，“然则犬之性优中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人的社会道德属性的存在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是自然的人化。这使得人类的行为受到一定理性规范的约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