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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祐录》卷6《阴持入经序》。
③“安般”是梵音安那波那之略，指呼吸。
①《祐录。安世高传》。
对主义的方法，既把“性空”视作终极真理，又把“缘起”当作“性空”的表现，从而导向折衷主义的双重真理观，这又与《庄子》的某些思想相通。
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小的作用。
《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法的。“首楞严”意译“健相”、“勇伏”等，“三昧”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这种禅定，在于用幻想示现种种境界，种种行事，证明行者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从而激励勇猛精进，修习佛教，超度众生。所谓“般舟”，意为“佛立”、“佛现前”。修此“三昧”，在于使“十方诸佛”在虚幻想像中出现于行者面前。
此经中还特别宣扬，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沸，并在禅定中得见，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为中国的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但这种禅定也提供证明，“佛”不过是“心”的自我创造，本质也属空无，所以在理论上，与般若经类相互补充。以上二经自支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有多种译本，说明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这个时期，除了译经之外，也开始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佛教著述。
像《安般守意经》就保存有多家注解。上述《沙弥十慧章句》已佚，《四十二章经》也可能是汉末人所辑。比较完整反映汉魏之际的中国佛教思恩的，是《牟子理惑论》。①牟子本人“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又“翫《五经》为琴簧”，熟悉中国的正统思想。他的立论就是用“儒典”和《老子》，证成佛家学说，为佛教义理的发展斩荆披棘。其中反映当时攻难佛教的言论，主要有，佛经非儒典所载，乃“夷狄之术”：“出家毁容，不合孝道”：“妄说生死鬼神，非圣贤之语”等。对此，《理惑论》一一作了辩解。它说：“君子博取众善”，子贡亦曰“夫子何常师之有乎？”所以“书不必孔丘之言”。
至于华夷的界限本是相对的，何况“禹出西羌”，“由余产狄国”，“昔孔子欲居九夷”，对佛教“尊而学之”，决不意味着“舍尧舜周孔之道”。沙门“捐家财、弃妻子”，剃头毁容，属权变小节，重要的是，“修道德”、“崇仁义”，与圣人无异。“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更是大孝大仁。佛教讲“人死复当更生”的因果报应，最为当时所惑，《牟子》则以招魂的习俗和《孝经》所言“为之宗庙，以鬼享之”等证明这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事。总之，“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二者虽有出世和处世的差别，但都属“君子之迫”，不可使之对立。
佛教作为外来的一种宗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曾长期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特别是儒家观念的挑战，引起多次争论，虽历两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未曾停止。而就其涉及的根本内容言，大体不出《理惑论》的范围；从佛教立场解决中外两种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基本上采取《理惑论》这种既保持佛教的一定独特性，又依附或适应中国某些传统思想的路子。
假若说，两汉之际佛教是依附于儒学方士，到桓灵之世又成为道教方术的补充物，那么《理惑论》则同《老子》的五千文站在一起，依附儒典七经，重点转向抨击道教的神仙长生术。佛教在汉魏之间，已经与道教明确分家。
《理惑论》中提到“今沙门剃头发，被赤布”，又记问者言：“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说明在汉人中间，出家为僧者已不是个别现象，骨干则是落魄的士大夫，像临淮的严佛调，是早期的译家之一，广①此论亦有疑为晋来之际始出者，根据不足。
陵（扬州）、彭城（徐州）二相，则是佛经讲座的最早创立者。
佛教史
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公元320年，旃多罗。笈多一世创建笈多王朝，在华氏城建都，以恒河与宋河、朱木那河流域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张，经过沙摩陀罗。笈多和旃陀罗。笈多二世（超日王，380—413年）的武功与联姻，使原处于分裂的印度达到了近乎孔雀王朝那样的统一，经济和文化更加昌盛。
笈多王朝在西北部，臣服了贵霜人（大月氏人）和塞人的许多小国，但不久又受到了白匈奴的入侵。西方史学家称作白匈奴的，中国史称嚈哒，5世纪分布在阿姆河以南，建都巴底延城（阿富汗伐济纳巴德），势力大规模南下。笈多王朝虽然作了抵抗，但效果甚微；到5世纪末和6世纪初，他们已经稳固地占领了锡亚尔科特地区和东马尔瓦，中国的疏勒、于闻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笈多王朝退缩到摩揭陀，延续到7世纪中叶，史称后笈多王朝。
519—520年，北魏宋云在犍陀罗谒见嚈哒王，就是白匈奴的戈拉斯，也就是入侵的主要统帅米希拉古拉。6世纪中叶，嚈哒国势衰退，破突厥与波斯所灭。
笈多王朝强大期，声威远及隔海相皇的斯里兰卡岛，但始终没有在德干高地建立起真正的政权。这个广大地区，由很多不同的种族建立的许多小国分别统治。5世纪上半叶，在建志（马德拉斯附近）建都的帕拉瓦王朝兴起，6世纪下半叶统一了南方诸国，征服了斯里兰卡。这个王朝在发展南印的政治文化上，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建志城成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重要学术中心。
从总体上说，笈多王朝着力支持印度教的发展，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婆罗门教复兴的时期。其中对于毗湿奴（遍净天）和湿婆（大自在天）的崇拜尤其盛行。由此形成的两大教派，也得到北方嚈哒等外来统治者和南方帕拉瓦等王室的赞助。不过所有这些王国，大都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允许各种信仰并存，自由辩论和竞争。在这样的气氛下，佛教依然遍及全印，持续高涨。
这个时期，印度的对外交通继续扩大。北部经波斯，沿里海抵达地中海，与西方罗马帝国有商业和文化交往。东逾帕米尔进入我新疆和河西地区，往来日益频繁。南部沿海形成许多海上贸易的港口，西经亚历山大港驶入红海，也是沟通罗马帝国的重要渠道；向东则通向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与中国大陆的水上联系也紧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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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公元399年，东晋高僧法显发自长安，渡流沙，越葱岭，横穿印度，抵斯里兰卡，411年搭商船回国，经苏门答腊（或爪哇）的耶婆堤国，于412年飘回山东半岛，从崂山登陆，次年回到建康。从陆路到海路，完成了交通印度的旅行。著有《佛国记》。
法显在印度接触的是以商人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和僧侣，他在《佛国记》中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习俗和信仰。大致说，北印佛教依然以犍陀罗为中心，包括陀历（巴基斯坦奇特拉尔以南）、乌苌（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地区）、宿呵多（巴基斯坦境喀布尔河支流斯瓦特河流域）、■刹尸罗（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弗楼沙（巴基斯坦白沙瓦西北）、那竭（阿富汗贾拉勒阿巴德）、跋那（巴基斯坦班努）等国，伽兰众多，僧徒聚居，除个别大小乘兼学者外，多属小乘学者。有关佛的遗物，如佛遗足迹、佛齿、佛骨顶、佛剃发剪爪、佛钵、佛锡杖、佛影等，散布诸地，建塔供养，亦有僧众居止。其中佛本生故事，如菩萨割肉贸鸽、以眼施人、投身喂虎等，也有遗迹存留，所建四大宝塔，金银校饰，诸国王臣民竞兴供养。弗楼沙原是犍陀罗首都，传说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处建大塔，高40余丈，众宝校饰，壮丽威严，“阎浮提塔，唯此为上”。亦即宋云所记之“雀离浮图”。此地的佛钵，被视作佛法兴衰的象征，建塔及伽兰供养，有僧七百余。建塔已成普遍风气，那竭国城更有诸罗汉、辟支佛塔千数。其醯罗城的佛顶骨精舍，成为全民的崇拜中心，国王每早先诣精含礼拜，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
公元480年，■哒灭大月氏，据有犍陀罗，势力远及康居、安息、于阗、沙勒和三十余小国。518年，即法显自天竺回国百年后，北魏宋云、惠生，也游历了乌苌、犍陀罗等地。据他的记录，当时■哒国王“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犍陀罗由■哒贵族子弟为王，治国二世，“多行杀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但国中婆罗门种崇奉佛法，好读经典，当是大乘信仰者，与犍陀罗王矛盾甚深。该王又与罽宾连续进行了三年战争，不得人心。
罽宾历来是小乘有部的活动基地，没有发现因战争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所以嚈哒统治者的非佛态度，对佛教的发展影响或许不大。乌苌国亦在嚈哒势力范围，那里的佛迹崇拜依然兴旺，具有新的发展。国王笃信佛教，蔬食长斋，晨夜礼拜，日中以后始治国事。此等行事，显然是法显所记那竭国王奉佛的延续。该国寺院亦多，僧徒自50人至300人不等，戒行精苦。
乌苌国的佛教带有国教性质，国王奉佛列为每日三时的必修课；民众也把礼沸组织在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公元556年，进入北魏邺都的那连提黎耶舍说，他游历诸国，北背雪山，南穷师子，自所经见，唯马苌国主乃真大士。他描述的乌苌国处理政教关系的情况，与宋云所见大体相同。
在6世纪下半叶，游方来到中土的马苌国学僧，除那连提黎耶舍，还有毗尼多流支等，译出《月藏》、《日藏》等多属大乘经典，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吸收原始宗教，从咒术星象到天龙鬼神，向多神多信仰转化，其特点，集中强调诸神在护法、护国、护民中的作用。此类经典后被编入《大集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喀什米尔和我国新疆西部地区佛教信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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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佛教的黄金时代（上）（公元4—6世纪）
法显渡印度河，进入以朱穆纳河为中心的佛教发源地：包括毗荼国、摩偷罗国（马土腊）、僧伽施国（卡脑季西北）、罽饶夷城（卡脑季）、沙祗大国（卡脑季东南阿约底）、拘萨罗国舍卫城（北方邦拉普提河南之塞特马赫特）、迦维罗卫（尼泊尔境）、兰莫国拘夷那竭城（卡西亚或加德满都东）、毗舍寓（木札法普尔）、摩揭提国（巴特那与加雅地区）、巴连弗邑（即华氏城，今巴特那）、王舍新城（比哈尔西南之拉杰吉尔）、伽耶城（伽雅）
和迦尸国波罗捺城（瓦腊那西）、拘■弥国（阿拉巴德之西南）、达嚫国（德干高原中部）、瞻波（巴加尔普尔地区）、多摩梨帝国（加尔各答西南）等。
这些国家和城市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摩偷罗和摩揭提等为代表的中天竺诸国，这里的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文化宗教发达，佛法转盛，寺院众多，规模宏大，有的可住僧6、7百人。据说，“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包括居士在内。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卷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众僧住止房舍，衣食无缺。看来寺院经济已经普遍发展，僧侣生活方式有了根本性变化。众僧聚居和崇拜对象，按其信奉教条而有区分，所以其住处所作诸塔，亦有差别。阿难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所以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而诸沙弥多供养罗云塔，阿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供养“律”，而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他们每年各有自己供养的节日。这样，必然形成大小乘多种教派杂居的状况。
摩揭提国的华氏城，为中天竺最大的都城，其宫殿建筑神工鬼斧，雕文刻镂，被疑为非世所造。“民人富盛，竞行仁义”。时有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婆迷的，为国王师，举国瞻仰。僧众造摩诃衍伽兰，四方高德沙门及问学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法显于此寺得《摩诃僧祇律》、《萨娑多部众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可见大乘寺也是容纳小乘经典的。婆罗门子之师曰文殊师利，即住此寺，成为大乘比丘所宗。每年建2月8日行像，彩画诸天，上悬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侍立，可有20车，庄严各异。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请佛入城，通夜燃灯。长者居士各于城中立福德医药舍，凡贫穷孤独残破疾病等人，皆可诣此舍取得医药饮食供给。摩揭提国华氏城成了当时大乘学的重镇，也是以大乘理国的样板，不过小乘寺僧依然并存。5世纪上半叶，智猛西游至华氏城，“有大智婆罗门，举族弘法，王所钦重”，猛于其家得《大泥洹》、《僧祇律》等，仍是法显所见的情形。
另一类地方可以拘萨罗国舍卫城与迦毗罗卫国为代表。后者是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土地空荒，人民稀疏，道路怖畏，野兽横行。城中亦无王民，只有僧众民户数十家。但几乎处处都有释迹圣迹，从白净王故宫、太子入胎，到佛陀得道，父王说法等，迹址一一可指。释迦牟尼是当地人民的骄傲，人们给他创造的神话和指定的遗迹，饱含着对他的怀念。伽耶城的情况类似，佛得道处有三伽兰，仍有僧住，由民户供给。拘萨罗国有96种外道，各有徒众，于旷路侧立“福德舍”，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以求福祐。佛陀布道重地舍卫城，人烟稀旷；尤可注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