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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烟外出拳，缔造帝国
褚时健的视野其实早已超越了烟草，望向了更辽远的天空，他决定在烟外出拳。而对于如何做企业，他从来都是信心满满的。
为钱寻找出路
红塔集团“谋局”：电力
红塔集团“谋局”：配套
红塔集团“谋局”：能源
红塔集团“谋局”：金融
为钱寻找出路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是“亚洲烟王”的褚时健开始考虑一个新的问题：玉溪卷烟厂存在银行的钱越堆越高，他得为这些钱找出路。
促使褚时健这样考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剩余；另一个是媒体采访褚时健时常常提出的问题：随着禁烟越来越厉害，人们都认为烟草是个夕阳产业，玉溪卷烟厂今日很红火，未来呢？褚时健也从来不避讳，他认为，现在发展卷烟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客观存在，仅中国就有三亿烟民，即使中国人不做，外国人也会来占领这么庞大的市场。而如果有一天香烟没有市场了，那是好事情，“我们可以转做其他行业”。
褚时健的视野其实早已超越了烟草，望向了更辽远的天空，他决定在烟外出拳。而对于如何做企业，他从来都是信心满满的。
1992年，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到玉溪卷烟厂视察，褚时健向***道出了准备烟外出拳的想法。玉溪卷烟厂准备投资一项新的产业：汽车。他认为中国人会越来越富裕，未来汽车市场不可估量。褚时健的计划是由玉溪卷烟厂投钱，从他青睐的德国引进技术合作，然后在中国生产、销售。但这位未来的国家总理告诉他，他不支持褚时健的汽车计划，因为政府已经选择了“一汽”作为支持的对象。但***并没有否定褚时健烟外出拳的想法，他建议投资交通、能源等领域。
对于这位国家经济管理者的建议，褚时健选择了接受，但他需要时间来思考究竟应该投什么。不久之后，他的思路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红塔集团“谋局”：电力
1993年秋的一天，玉溪水电厂厂长刘会疆正在昭通老家出差，有人告诉他有电话找他。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他跑到乡政府去回了电话，接电话的人称，褚时健要见他，刘会疆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从来没有和褚时健打过交道。
几天后，回到玉溪的他去见褚时健，褚时健告诉刘会疆，玉溪卷烟厂准备在澜沧江投资建设几个大型的梯级水电站，总发电量将超过三峡，希望他能加盟。刘会疆在大学里学的就是电力专业，正感叹这辈子不能在大型电力工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专业才干。而褚时健听人介绍说刘会疆是个人才，因此把他找来。经过三天的考虑，刘会疆告诉褚时健，他愿意加盟褚时健领导的这个新公司。
刘会疆是褚时健为烟外出拳招募来的最初几个人之一，此前，褚时健已经找了一个人，他就是褚时健委以重任、担任投资总裁的黄某某。褚时健回忆说，黄当时正在做一个纤维厂，遇到一些麻烦，没做起来，但人是很能干的，因此，他对黄说：“过来，过来。”黄就来了。
这时候，褚时健设想的烟外投资的蓝图已经基本清晰，他计划做的第一个板块是电力，在云南境内澜沧江流域上连投10级电站。他的规划是：在香港成立一家叫“云南电力”的上市公司，每年从香港资本市场募集40…50亿元左右的资金，玉溪卷烟厂那时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已将近60亿元，并且还在不断增长，如果再通过银行每年贷款四五十亿，那么，每年就有150亿左右的巨额资金投入电力。连投10年，全部投资额将超过1500亿，产生的电量将接近三峡电站的两倍，而投资还不到三峡的一半。按他的预计，20年后，这些投资每年贡献的净利润将会达到二三百亿元，并会真正带富一方百姓。
这是一个大手笔、大魄力、十分诱人的计划。
1993年11月28日，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68亿元，褚时健任董事长，黄某某任总裁。按当初的格局设定，褚时健的想法跃上了一层楼，这不是一项单纯的烟外投资，而是一个更宏大的设想：把玉溪卷烟厂整体纳入这个新设立的集团中，这个集团将是烟草、电力、金融等诸多板块的一个组合。这样，玉溪卷烟厂将由一个卷烟企业迈入一个多元的世界级集团公司。
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那么顺畅。
首先是玉溪卷烟厂内部人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既然做烟已经这么赚钱了，何必再去做别的什么投资呢？不单是那些普通职工这么想，就是部分高管，也拿同样的问题问褚时健。不过，褚时健早已习惯了在反对声中做事，这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与中国其他做主业外投资的国有企业不同——这些企业做投资主要是为了安置富余人员——褚时健决定新公司人员全部从外面招募，这无疑又招致了更强烈的反对：竟然把我们挣的钱交给外人来管！他不得不在一次职代会上对大家说：“不是我不要你们进来，而是你们不懂。我把钱交给懂的人，到时候赚了钱，你们只管享福就行了。”
进入这个投资公司的人，褚时健要求其必须在企业做过，至少做过总工或副总以上。因为他想搭建的是一个以资本和项目管理为主的投资公司，而不是人工密集的部门。
尽管中国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但电力投资却有很严格的壁垒限制。褚时健知道，只有得到电力部门的支持才能取得突破。于是，他让人去找相关领导，但得到的回应是冷淡的。
于是，褚时健决定另寻对策。1994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简直在以火箭般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46。8亿元，净利润达到了6095亿元。关于电力项目的投资，褚时健决定去找国务院，希望寻求支持，至少是碰碰运气。他要汇报的想法是：广东不是正缺电吗？国家不是在做“西电东送”的政策规划吗？能否由红塔集团在云南投资水电，然后纳入国家“西电东送”的政策规划？这样，国家不仅可增加电力，改善环境（把广东那些高污染的燃油发电厂关闭），还能促进GDP的增长。可后来几天一直没有等到机会，他只好返回云南。
但电力板块始终是褚时健心里打算一定要做的事，所以，尽管遭到了电力部门的拒绝，也没取得政策牌照，但他仍然决定去干。他认为，中国经济每往前一步都会受到能源问题的制约，退一步说，如果国家不让他投资的电上网，那么，可以把电卖到缺电的泰国、缅甸等国家。于是，在刘会疆这位电力专家到位后，地处澜沧江下游西双版纳境内的景洪水电站的开发就开始了。
红塔集团“谋局”：配套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布局并不顺利，由于各方利益的掣肘和政策的限制，加之有领导反对，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纳入一个集团公司的想法一直没有实现。在各方压力下，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后来被迫改为云南红塔实业公司，之后又改为云南红塔投资有限公司，在云南烟草整合失败后，公司又改名为云南红塔集团。但它的目标和格局，与褚时健最初的期待和构架已全然不同，后者的使命只是承担起玉溪卷烟厂的烟外投资。
红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为集团定下的投资条件有两个：高资金门槛、高技术门槛。他们为高资金门槛设立了下限，即低于5000万元的投资一律不做。不过，有两种情况例外：一种是属于扶植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是和卷烟配套的。而褚时健希望尽量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对于如何避免政府的干预，他们定下了一个可行的策略——政府定位、计委挖坑、红塔种树。这是一个规避政府权力风险的策略，就是在政府要求的投资中，红塔集团会要求提供更多的项目来选择，最后从上百个项目中选择一两个合适的来做。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个策略有效地对冲了大多数这类投资的风险。
中国的工业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依然非常薄弱，和卷烟配套的那些辅料还要依赖进口。褚时健希望通过投资来解决，于是，一批和卷烟相关的企业很快就上马了。褚时健布局烟草配套投资有两个考虑因素：一是解决需求；二是能得到确定的利润，这会为他大手笔的烟外战略实施减小阻力。这些投资涵盖了印刷、造纸（水松纸、白卡纸、卷烟纸）、滤棒等行业，它们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或者选择和有技术背景的外资合作。这些投资企业不仅为玉溪卷烟厂节省了30％的辅料成本，也成了全国几乎所有卷烟企业的供货商，并带动了中国卷烟辅料国产化的浪潮。经历了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接近98％的烟草辅料已经实现了国有化生产。在这些和烟草配套的投资企业中，有两家后来成了全国明星企业：一家是红塔造纸，一家是建水蓝鹰造纸厂，都成为当时全国同行业的第一名。
蓝鹰造纸厂原本是“二炮”下面一家濒临倒闭的造纸厂，“红塔”接手之后，引进了一家德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迅速振兴了这家纸厂，生产的产品行销国内外，并获得了中国国家科技二等奖。而“红塔”也通过和这家公司的合作掌握了核心技术。
到大规模投资珠海仁恒纸业的时候，“红塔”已经掌握了一些高难技术，但珠海这个项目的落地，黄某某可谓绞尽脑汁。这是公司组建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总投资额为4…5亿元。为了尽量节约投资，避免被那些反对烟外投资的人指责为铺张浪费，在完成细致的综合考察之后，他们在引进设备时采取了从八个国家分拆引进再组装的方式，这种方式为他们省下了一亿多元。
这也凸显了这批初来乍到的投资人当时小心翼翼的情形。
接着他们遇到了人才问题，高端人才都不愿意到玉溪来。在综合考虑之后，褚时健决定把这个当时中国最牛的造纸企业放在珠海，并全权委托德国人进行管理。这个项目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红塔”烟外投资利润的重要来源，并一度成为“红塔”烟外投资的象征性企业。
红塔集团“谋局”：能源
在烟草配套投资展开的同时，褚时健开始紧锣密鼓地在能源领域出牌，核心就是澜沧江水电站的开发。其实，在褚时健招兵买马之前，国家电力部门已开始谋划澜沧江水电的开发，第一个开建的是装机容量150万千瓦的漫湾水电站，1995年投产时，它证明了澜沧江是中国所有大江大河中最值得开发的一条，单位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漫湾水电站的单位投资成本，甚至不及三峡水电站的一半。
一条资源如此丰盈的大江，国家电力部门当然不会轻易“松手”。
但褚时健还是等来了机会。这个机会是这样出现的：云南省政府和云南省电力局正在联合投资大朝山水电站，但工程刚刚开始就没钱了。这时候，他们不得不请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他们希望“红塔”参与进来，成立一个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这将是中国第一家地方性非电力企业正式介入电力行业投资的公司。
谈判在刚刚投产的漫湾水电站进行，国家电力局局长、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云南省政府、云南省电力局和云南省计委领导都参加了，褚时健没有参加，派代表去参加谈判。他们按褚时健的部署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条，必须要占有比较高的股份；第二条，必须实行公司制；第三条，“红塔”要有一定的回报，褚时健要求回报率不能低于15％。实际上，回报率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褚时健当时的战略布局而言，虽然没能实现独家开发澜沧江的目标，但基本达成了一项协议，所以，具体回报率多高是次要的。
在他们提出的这三条要求中，第一条被接受了，但第二条——实行公司制，按股权发言——遭到了电力部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电力就应该由电力主管部门说了算，为什么要实行公司制？没有道理。但“红塔”的代表坚持要求如此，并且取得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支持。在现实和实力面前，电力部门不得不选择妥协。于是一家由几个公司联合组建的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它按比例分割了整个澜沧江水系的电力开发资源，最后确定的股权比例如下：国家开发投资公司50％，红塔集团有限公司30％，云南电力局10％，云南省计委10％。在后来的中国电力改革中，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云南电力局持有的股权划拨给了华能集团。
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还闹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确定了这个股权比例以后，这个公司就准备成立了，按出资股份多少的顺序在大会上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电力部主任，第二个发言的是“红塔”的代表。不过，为这个事情，电力局朱局长一直耿耿于怀。他对“红塔”的代表说：“我是电力局局长，代表云南，你代表谁啊？”本来是确定他当董事长，后来他一生气，说他不当了，叫了一个副总来当。这个局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如此。
“红塔”之后进入了大黑山电站，在和电力局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之后，算是真正踏入了电力投资的核心地带，并相继进入了阳宗海电厂和曲靖电厂。
在澜沧江水系，这个公司规划了13级电站，“红塔”自始至终是其重要成员。但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在褚时健遭遇牢狱之灾后，后任者不断割让、削弱“红塔”的电力板块。今天的红塔集团，只持有澜沧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12。6％的股权，不再具有褚时健开创时期的雄心，不过他们持有的资产净值仍然高达数百亿元。
在投资电力的同时，褚时健也在谋划着修建昆明到玉溪的高速公路，这是云南省第一条真正的高速公路。不过，如果从纯投资的角度看，这不一定是褚时健的兴趣所在。这条路是他经常进进出出跑项目的路，一百多千米经常要跑四五个小时。听说昆明到曲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