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面提出让我去给他当指导员。我说，自己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当指导员不合适。他说，不怕，你先当着，入党好办。就报上去了。后来打仗紧张，大家都没有时间管这种事，我也觉得，入不入无所谓，只要是干革命工作就行。”
11月，边纵13、14团在路南县圭山区大水塘与国民党481团打了一仗。褚时健所在的3营担任警戒任务。双方摆开阵势，但谁都没打第一枪，呈对峙态势。连长李国真安排战士们守前沿阵地，大家可以轮流休息。
褚时健一见有空闲，带上连队的一个麻子勤务兵和几个要换岗的战士一起到村后小学校打篮球。中午刚打算吃饭，一发追击炮弹不知从哪里飞来，带着啸音落在了他们身边。麻子勤务兵是个老兵，众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只见他飞起一脚，炮弹落在了土埂后，爆炸了。这一脚救了大家的命，可也把带来的干粮踢飞了。眼见吃不成饭，褚时健说：“不吃了，走，上阵地。”
爬上阵地后，褚时健心里有些疑惑：“不对呀，咋个静悄悄的，什么动静都没有？”虽说当兵时间不长，但褚时健打起仗来有种天生的直觉。他马上摸到阵地后的箐沟去察看情况。这一看，他大吃一惊，45度角的沟里有一片穿着黄色军服的敌人，离阵地不过四五十米。来不及多想，褚时健示意身边的战士掏出身上所有的手榴弹，照着沟里甩了下去。敌人在沟里，因而这几颗手榴弹显得威力很大。见偷袭不成，敌人丢下几具尸体，撤走了。
战斗结束后，老连长听战士们讲了整个战斗过程，对这个学生兵更是刮目相看。对这个比自己年长一半的老连长，褚时健也十分钦佩。他觉得，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尤其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里，一个经验丰富的连长能教给人的东西比军事学校的教官还多。
四十多年后，褚时健回到了当年战斗的地方。站在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他想起了堂哥，想起了老连长，想起了麻子老兵……他们都已成了故人，只有山水依旧。
征粮组组长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宣布云南起义。促成这次起义的原因很多：解放大军挥师南下，中共中央的积极筹划，蒋介石的紧紧相逼。不管怎么说，起义为云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远在北京城的毛**、朱德即刻发出贺电：“昆明卢汉主席勋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950年2月20日中午1点，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将军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部队进入昆明。20万昆明市民载歌载舞迎接这个历史时刻，鞭炮锣鼓声中，人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昆明城大街小巷插满了五星红旗。
在部队乘火车到达宜良沿线时，褚时健正在宜良为迎接大部队奔忙。当时在云南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进行了整编，褚时健被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离开了部队。
陈赓兵团10万大军入滇，加上将从云南西行入川进藏的部队、起义部队、云南原有的地方部队两万余人，近40万兵马的粮秣供给，成了新政权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在大会上说，40万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要从3月起，用4…6个月时间，把10亿斤公粮和税拿出来，把人民币发下去，这样就好办了。
云南各地的干部开始了颇为艰难的征粮工作。刚分配到宜良县工作的褚时健，成了南羊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
平衡利益，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这次征粮被老百姓称为“二次征粮”。这一叫法不无道理，因为政府已经向百姓征收过当年的粮税，百姓不管政权变更，他们只觉得一年应该就交一次粮。当时省委下达的全省新征的公粮数为7…8亿斤，对刚刚迎来解放的云南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云南和平解放，各种势力的角逐如高原江流，表面波澜不惊，底下暗流汹涌。当时的地方政权主要由部队接管。云南不是老解放区，对民众的教化还没有开展，可以说，群众基础比较薄弱。
可几十万大军等着口粮，征粮刻不容缓，部队服务团的人员也加入征粮的队伍里。这些人在征粮工作上存在先天的缺陷：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不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不通，和农民谈不到一块儿，用部队的模式处理农村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有些人看不起云南本地的干部，认为自己觉悟高、党性强，遇事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征粮方案由上面决定，任务逐级分配，一直到村到户，农户田多的多出，田少的少出，说白了，重点是有田有地的富裕户。说是富裕户，并非全是大地主，不过家境稍好些，存粮也有限。加上征粮干部对政策的把握有差异，群众基础薄弱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反征粮举动。
征粮开始不过三个月，云南全省发生大大小小的动乱就达到几百起，参与人数达到了几万人。小规模的行动就是干扰征粮，制造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大规模的就形成了暴动武装，攻占政府机构，抢走公粮，杀害征粮干部。在一些地方，每征收一万斤粮，就有一位征粮干部惨遭杀害。春天开始的征粮工作，到了初夏就发展成了对暴动分子的武装镇压。
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将军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这究竟是为什么？
褚时健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征粮组组长，他无法回答这个大大的“为什么”，可他心里很清楚，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怎么完成，脑子要有办法，办事要有章法，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褚时健认为，征粮最关键的是确定每户交多少粮，有多少田，是什么样的田，单产有多少。扣除每家的人头粮，余下的才能交为公粮，搞不清，你就收不上粮，收少了，完不成任务；收多了，农民根本交不起，这不就产生对抗了吗？又黑又瘦的褚时健挨家挨户摸情况，和农户们聊得很热络。农民喜欢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也不藏着掖着，谈天说地间，褚时健心里有了数。村里的干部对褚时健说：“你样样都搞清楚了，我们糊弄不了你，你说多少就算多少。”就这样，褚时健的第一次征粮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弟弟褚时候被杀害
和褚时健所处的环境一样，他的家乡华宁县也处在征粮引发的动乱中。当时，西南服务团一名姓朱的干部，分配在糯禄乡（原禄丰乡）征粮。糯禄乡的政府主席正是褚时健的好友周兆雄。这位姓朱的干部是南京人，大高个儿，工作热情很高，就是不注意方法。征粮过程中，他动用武力，此举激怒了本来就对征粮心存不满的人。当地的民兵队长黄庆华造反了，他和江对面的叛匪联合，偷袭了乡政府。周兆雄身负重伤，而这位姓朱的干部则被黄庆华拉走，最后被袭身亡。
情况紧急，周兆雄派褚时健的弟弟褚时候进城求援，报告乡政府被袭、枪支弹药被抢的情况。19岁的褚时候当时在滇越铁路跨江大桥大花桥警卫班当战士，这段时间正好抽到征粮队工作。他装作捡粪的农民躲过了叛匪，找到了县政府。当时华宁全县的局势严峻，县里抽不出入力驰援糯禄，只好指示周兆雄等人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先隐蔽起来，等待解放军剿匪部队救援。
褚时候返回糯禄乡，向周兆雄转达了上级的意见。周兆雄看乡里也不安全，让褚时候也出去避一避，褚时候决定返回自己所在的大花桥警卫班。临别时，周兆雄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多个心眼儿，情况不对的话就赶快到乡里来。
褚时候并不知道，警卫班的班长已经决定参加叛乱了，据说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乡下被人捆起来索要公粮。他这一回去，等于落在了叛匪手里。他昔日的战友把他五花大绑起来，逼他参加暴动。褚时候只有一句话：“我的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我绝不当叛匪。”
“我绝不当叛匪”成了褚时候留给亲人最后的话。当天晚上，警卫班参加暴动的人员带着褚时候和另一个不愿参加叛乱的战士一起沿铁路撤退，准备到西山和暴动的土匪会合。此时，解放军的护路部队已经发现了匪情，一路追踪而来。叛匪逃到大桥上，过了桥就要爬山了。他们觉得带着褚时候不方便，便把五花大绑的褚时候从几十米高的糯租大桥上扔进了南盘江。知道褚时候水性好，叛匪还残忍地砍断了他的手和脚。
褚时健回忆：“那是1950年7月份，我记得当时南盘江涨水，水大得不得了，他那时刚刚19岁……现在玉溪东风水库烈士纪念碑上，还刻着褚时候的名字。”
当天晚上，杀害褚时候的叛匪就被剿匪部队歼灭了。周兆雄得到了褚时候牺牲的消息，他不敢告诉闻讯赶来寻找儿子的褚王氏，只是托人带信，让褚时健赶快回来。
悲痛欲绝的褚王氏知道儿子是从铁桥上被扔进了江里，她站在高高的铁桥上，向着江流一遍遍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没找到儿子的遗体，母亲不相信儿子已经离开，她沿着南盘江边一路寻找，一直走了很远。
褚时健回忆：“我妈妈沿着江边寻找，一直找到开远这些地方。这条江是从曲靖发源的，从我们这里下去，一直到开远，又向北转过来，到师宗、罗平，又绕回来，才出百色，从广西流到广东。雨季水最大，到哪里去找？所以小弟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谈征粮经验：果真有一套办法
儿子的惨死将这个操劳半生的母亲彻底打垮了。见到匆匆赶回来的大儿子褚时健，母亲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只有疲惫和悲伤。面对憔悴的母亲，褚时健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话语。
当时的形势由不得褚时健待在家里，征粮任务如泰山压顶。华宁县的负责人听说褚时健在宜良的征粮工作进展顺利，要求他留在华宁负责一个区的征粮，并告诉他：“组织关系我们去给你办。”褚时健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新的工作地点，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干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讲条件。”
褚时健搞征粮，果真是有一套办法。他和队员们说：“征粮首先要确定每家该交多少公粮，田地就在那儿，走不了，拿尺子拉着一量就出来了。所以关键是要确定亩产是多少。”队员们反映，农户不讲道理，你要他们自己讲，他们说每亩只收300斤。褚时健笑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户的脾气我摸得清，我来和他们谈。”
褚时健和农户怎么谈呢，队员们很好奇。褚时健对农户说：“你说一亩只收300斤粮，你哄人是哄不过去的，我种过地，我知道，你们这个田，八九百斤粮应该收得到。”
见农户不反驳，褚时健接着说：“如果我给你定900斤，可能你们的口粮就紧了，要饿肚子；定600斤，那么我的任务完成不了。我给你们定成700斤，你们的口粮绰绰有余，我们的征粮任务也可以完成，这个情理上说得通。你们看怎么样？”
农户一听，觉得这个标准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规定交粮的时间，农民把粮食都交了上来，褚时健小组的征粮任务又一次顺利完成。
县里的领导听说别的组还不知道粮食在哪里，褚时健小组的粮就已经入库，就让他给大家谈谈经验。
褚时健结合实际，讲得有声有色：“做群众工作，要讲得出道理来，你说征粮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肚子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的肚子不饿。他要拼命地报低，你要拼命地争高，僵持着，只会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个教训。我说，我们做工作不能这样，双方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产党的反对者是存在的，但农民不是政府的对头，不要逼他们。我们打游击，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也活不下来。做事情要讲个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大家都有好处，事情才能办成。比如说，老解放区已经搞了‘土改’，农民分田分地，这是基础，用土地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要保卫胜利成果，这才会有推着小车送军粮的事情。你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据褚时健回忆，县里有关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各地征粮组的工作方法有所调整。指标定高的压了下来，农民接受了，全县的任务也完成了。
就在这时，褚王氏因背上的毒疮发作，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
新区长上任
褚时健正在为刚拉开帷幕的“清匪反霸”工作没日没夜地忙碌，突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像当头挨了一棍，眼前一片漆黑。要知道，母亲的离世和弟弟的牺牲，仅仅相隔了几个月时间。
等他赶回家时，母亲已被舅舅家草草埋葬。妹妹时英和小弟时佐暂时寄居在舅妈家。
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青龙区工作，一来青龙区需要褚时健这样既有能力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青年干部，二来他可以照顾成为孤儿的弟弟妹妹。
褚时健到舅妈家接弟弟妹妹，决定自己抚养他们。在舅妈家，他遇见了王兰芬。几年工夫，小表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上过学，此时也参加了工作。
妹妹褚时英告诉他，母亲临终前还牵挂着大儿子的终身大事。听到褚时英的话，褚时健扭头看了看表妹，王兰芬低着头走进了里屋。虽然双方父母都希望两人走到一起，但两个年轻人心里明白，这辈子他们注定只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兄妹。
弟弟妹妹虽然住到了区委，褚时健却没有工夫管他们，他买好了饭票交给稍大一点儿的时英，此后，就由她带着弟弟，到食堂打饭、到学校上课、回家做作业。褚时健的全部热情和时间，都用在了交给他的一件件任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