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各国大力改革传统的伊斯兰教法，教法改革的特点是在教法之外建立
了世俗的法律体系，作为调节新的社会关系的依据，以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
发展。
伊斯兰教在近代中国继续其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德新、马联元等一批著
名的伊斯兰学者的努力下，伊斯兰教又进一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
道思想结合起来，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清政府
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在云
南、陕西、宁夏、甘肃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反
动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在1840—1911年间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许
多新的门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道堂、伊赫瓦尼派等。
3。佛教的复兴
19世纪前的几个世纪中，佛教一直处于沉寂状态。19世纪后，信奉佛教
的国家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此同时，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佛教国
家。西方的政治、宗教侵略，刺激了亚洲各国，佛教国家的民族主义蓬勃发
展起来。这些国家的一些先进分子以复兴传统的佛教作为复兴民族文化、抵
御西方侵略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佛教的复兴包括几乎所有的佛教国家。锡兰、缅甸、越南、柬
埔寨、泰国、中国等国的佛教都逐渐复兴。在南亚、东南亚，佛教的复兴与
这些地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佛教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旗
帜、精神象征。不仅如此，许多佛教徒还直接参加了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为反抗外国侵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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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宗教之一，佛教与儒、道并称，共同构成了中国
文化的主干。1840—1911年，中国佛教在教义和仪式上发展不大，但佛教思
想的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主流。它的复兴与在家居士有极大的关
系，同时也与清朝帝室提倡佛教有关。杨仁山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在家居士。
他继彭绍升之后掀起了居士佛学的新高潮。在这高潮中，许多中国近代思想
家都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佛教思想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如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对佛学的发展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日本德川幕府后期，佛教拥有很高的地位，神、儒二道也要受其管辖。
但是佛教僧侣沉溺于僧位的争夺和寺院的华丽装饰，使佛教教义的发展陷于
停顿，因此遭到神、儒二道的反对。在“王政复古”的大潮中，日本发生了
“废佛毁释”运动，将佛教当作“夷狄之教法”加以排斥。明治天皇即位后，
1868年颁布了“神佛分离令”，强迫在神社中的佛僧还俗，使佛教在日本的
发展遭到巨大的打击。直至1889年日本宪法中确定了信教自由的原则，佛教
才又获得新的生机。
在佛教国家遭到西方侵略的同时，佛教也逐步传到了欧美。佛教在欧美
的传播经历了从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到了解佛教的全貌再到吸收与信
仰佛教三个阶段。近代后期，佛教在欧美的传播主要包括佛教典籍文献的搜
集和佛教文献的整理、佛教理论的研究。由此，佛教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之一。
除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世界性三大宗教外，世界近代后期的日本
神道教、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也在不同的环境下开始了复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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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近代后期的基督教
18世纪整个说来，是基督教没落的时期。理性主义、自然神论等冲击着
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基石。按照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是一切世纪
①
中最非基督教化的世纪”。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基督教经历了一场复兴
②
运动，“又取得了它在18世纪似乎已永远失去了的地位” 。基督教神学，
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各个宗派，基督教的海外传教活动都有了巨大的发
展。基督教的复兴与伊斯兰教、佛教的复兴构成了全球宗教复兴的高潮。这
一宗教复兴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现代。
1。世界近代后期基督教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在19世纪基督教开始其复兴的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没有面
临着挑战。相反基督教的复兴是在一种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挑战从另
一方面刺激了基督教，促使它在迎接挑战中不断发展。
（1）科学的发展
19世纪是科学时代的开始，科学第一次摆脱了作为神学婢女的地位，反
过来对神学提出严峻挑战，动摇了基督教长期以来作为基石的那些神学理论
和基本教义。
首先是物理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新的宇宙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使人们更
加明确宇宙本身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不停
地运动。
其次是生物学的划时代发展，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此
前，生物学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描述性科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研究生物由
最低级的单细胞到人，也就是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
其后，1863年，生物学家赫胥黎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采
用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方面的科研成果，进一步阐述人与猿的近亲关系，
提出了人猿同祖说。而生物化学的进展更力图揭示生命起源的最终秘密。
近代科学的发展还包括物理学在光学、电学、热力学理论和实践应用方
面突飞猛进的发展。还有近代化学的发展。首先，道尔顿建立了原子理论，
后来，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到19世纪末，又产生了有机化学。
近代科学的发展及基于此上的工程技术的兴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
展，而工业革命则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的面貌，并间接地改变了人们的世界
观。工业革命的发展使人类开始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运用人类自身的力量去
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外来力量的控制，成为自己命运的
主宰。科学的进步对人类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
史上的重大革命之一。
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科学的发展已经对基督教教义产生了影响，但《圣
经》的权威和人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冲击。流行的观点是：宇宙万物都是由上
帝创造的并按照上帝安排的次序存在着，就如同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那
样；对 《圣经》的字面意义不加分析地接受；创世的六天，被附会为地质演
① C ·F·穆尔： 《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304 页。
② 同上书，第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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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六世”，要不然就视为寓言或一种象征性的记叙。总之，没有一条《圣
经》的基本教义遭到挑战。人的地位也仍然稳固，人是上帝的特殊创造物，
人的独特地位是无可非议的。“直到19世纪初，自然神学家们都坚信人类理
①
智能够毫不含糊地在生物界秩序中发觉上帝智慧所实施的仁慈计划” 。
近代科学的兴起，导致了科学与基督教的尖锐对立。这些尖锐对立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圣经》中，宇宙是由上帝创造的，并按上帝的意志运
行的；而近代科学证明宇宙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按照一定的规
律不断地运行。②基督教认为万物由上帝创造并保持不变；而达尔文的生物
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的起源以及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
程。③基督教宣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状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亚当违背上
帝的意志而堕落和由此而来的他的子孙的罪和死，这是基督教原罪和救赎的
教义的基础；近代生物学证明人类并不是上帝的产物，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
的结果；人类也不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只不过是地球上无数生物之一，人类
的祖先是类人猿，因此，人类既不存在原罪，也不需要救赎。
近代科学的伟大成就给基督教的传统信条和信仰以沉重的打击。作为一
种科学原则，上帝观念在19世纪被明确地摒弃了。随着对世界如何产生这一
问题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启蒙运动时期的上帝——时钟制造者一般的创世
主烟消云散了。即便有些宗教信徒还相信在那些漫长过程背后有一个创世
主，他们也是基于宗教，而不是科学的理由持有这种信仰。这就是科学的伟
大力量。
（2）《圣经》考据学
近代科学的发展无疑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但更直接更为致命的打
击来自《圣经》考据学（又译为“《圣经》批判学”或“《圣经》评断学”）。
《圣经》考据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它用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考
据、训诂、比较的方法，研究《圣经》各篇的真伪、联系、年代及可信性，
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时期的早期历史。
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促使人们开始把《圣经》作
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并在此基
础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资料汇编、专论和专著促进了 《圣经》考据学的发
展。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杜宾根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
杜宾根学派是以杜宾根大学为中心，由该校的神学教授费迪南德·克里
斯丁安·包尔（1792～1860年）倡导的从事教会史和《圣经》研究的一个学
术派别。这个学派运用黑格尔的哲学研究方法，对基督教的信条史、教会史、
《新约》和早期教会文献作出分析；同时，他们利用历史学、古文字学和典
籍考证学等方面的知识，对 《圣经》卷册的正误、真伪和资料来源作了大量
的研究。该学派还包括希勒根费尔特、施维格勒、施特劳斯等学者。
包尔1815年毕业于杜宾根大学神学系，担任牧师职。从1826年起担任
杜宾根大学神学和教会史教授直至去世。包尔把黑格尔的学说用于 《圣经》
考据学，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包尔认为一切历史进程都必须通过正题、反题、
合题三个阶段。因此，包尔主张基督教创始之初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弥赛亚的
犹太教，这是众使徒的立场，是正题；有了正题必有反题，这就是保罗派的
基督教；彼得派和保罗派的观点相互斗争直到2世纪以后很久，终于出现了
① 伊安·C·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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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题，即古代公教会，该教会对彼得和保罗同样尊重、而忽略两人观点的严
重对立。包尔把他对早期教会历史的这种解释用于《新约》各卷写作年代的
考证，发现只有《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才是保罗的
真作，在这几卷书中可以找到这场斗争的痕迹；《启示录》反映出犹太教化
的倾向，故年代较早。1847年，包尔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福音书，发现《马太
福音》有犹太教化的倾向，所以最先问世； 《路加福音》很可能是根据马西
昂的福音书改写而成的；《马可福音》刻意掩盖这场冲突，因而年代较晚；
《约翰福音》中不仅看不出两派斗争的迹象，而且显示出对2世纪下半叶发
生的各种争论非常熟悉，因此，包尔断定《新约》大部分写作于2世纪。包
尔的研究引起了一场辩论，因而促进了对早期基督教会和有关文献的研究。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是包尔的学生，与包尔一样，在其《圣经》
研究中，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1835年，施特劳斯发表了《耶稣传》
（全名为《经过批判处理的耶稣生平》）一书。他认为“神话是宗教的自然
语言”，而将基督教的早期历史看作神话，应用神话方法研究基督的生平，
第一次提出了耶稣的历史可理解性的问题，以及是否可能把历史上的耶稣与
基督徒信仰的基督区别开来的问题。他认为，基督在世间的许多经历是可以
知道的，基督的事迹如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完全是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以内。
但是在福音书中充满了基督的神迹。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盼望一位弥赛亚
降临，施行神迹。施特劳斯分析说：“在耶稣时代以前很久的时候，对弥赛
亚的期待已经在犹太人当中滋长起来，而且到耶稣时代，这种期待已充分地
成熟了……因此，有关他 （耶稣）的许多传奇故事未必是新的发明；这些传
奇已经存在于民众的弥赛亚盼望之中……仅仅需要转移到耶稣身上并适应他
的特点和教义就行了。对于一个先就附加了任何新特征到耶稣形象里去的人
来说，再没有比他自己相信其真实性更容易的事了，因为，他的论证会是这
样的：如此这般的事情必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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