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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坚持不结盟和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
南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届首脑会议。
继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后，1964年的开罗会议，1970年的卢萨卡会议，1973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及以后各次会议，都对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形势中，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维护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它反对军事集团划分，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谴责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鉴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1979年的哈瓦那会议曾特别予以表彰。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1964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1980年与1963年相比，人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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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9万增加到22304万，增长1721％；就业人数由339B万增加到4681万，增长6748％；社会产值增长16262％，B其中工业增长23119％，农业增长4817％；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14324％，出口增长103499％，进口增长132474％，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14204％①。
B分阶段看，1964～1970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99％（其中工业716％，农业102％）
，1971～1974年为B B B488％（工业791％，农业319）
，1976～1980年为461％B（工业679％，农业241％）。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1943～1963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980学A年和196364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由于人口A出生率下降，减少了162万，即减少443％；但中学生增加B B481万，增长9447％；大专生（二年制）增加48902人，增B长11034％；大学生增加228311人，增长21294％。其他B B文化医疗事业也有巨大的进展。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1963年失业者230272人，失业率636％，1980年失业者增B至784499人，失业率达到1214％。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67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出卖主权”和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3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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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49％；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2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1％。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议而难决，决而难行”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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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70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10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输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70年代里石油价格猛涨（南每年需进口约1200万吨石油）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限制进口，给南斯拉夫经济增加了新的困难。南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自治体制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过长，投资超过实际的可能；个人消费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激增；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局曾把1979年定为“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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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有力措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只是由于铁托总统健在，靠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内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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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
概 述
1946年事件以后，波兰和匈牙利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东欧改革的先河。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摒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苏联模式，建立比较符合本国特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但是，波兰的改革尝试由于内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压力，在1949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由于苏联的武装干涉而夭折了。只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达尔的领导下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在1968年～1972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0～8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犹豫观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只有阿尔巴尼亚，继续在集权化和“一大二公”的“左”倾道路上迅跑。
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东欧五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的下降。
196～1970年：74％；197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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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64％；1976～1980年：41％；1981～1984年：B34％。
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退，说明粗放型的经B济潜力已经消耗殆尽。旧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机制，只有加速改革，把经济转入集约型轨道，才能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个因素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打击。东欧国家普遍缺乏石油，能源价格暴涨，使东欧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东欧各国的外债急遽上升。
1986年底，波兰欠西方的债务达382亿美元。
人均欠债10美元。
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达180亿美元，人均欠债180美元，居苏联东欧国家之首。
1981年，南斯拉夫外债达201亿美元。
80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140亿美元。罗政府以大量出口农产品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来偿还外债，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发了社会危机。
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减少或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让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实行企业自主和自负盈亏，扩大职工参与工厂的管理；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改革是全面的，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工资体制、税收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则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议会（国会）和地方议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实行党政分开，完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为主要内容。
70～80年代的改革是在危机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改革遇到的困难要比任何时期都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的外债困扰着东欧各国。商品的严重匮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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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加剧了社会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乘机崛起。所以，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坚持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唯一国家，即使在霍查去世（1984年）后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在1986年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九大上。我们仍能看到阿尔巴尼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某些松动。因为改革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建设自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80年代初也遇到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生产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外债负担不断加重。这说明自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着弊端。由于联邦政府丧失了宏观控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抬头。
1980年铁托逝世后，地方分裂主义更恶性发展。
1981年发生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骚乱的事件。他们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间的摩擦和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陷于社会经济的危机之中，自治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
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证明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东欧一些共产党开始摒弃上述理论，寻找比较符合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西方国家乘人之危，加紧向东欧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以波兰为突破口。美国政府通过劳联—产联工会，向处于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同时对波兰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团结工会合法化。
“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
和“ＢＣ”
等西方电台，加强了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反政府宣传活动，煽动东欧人民脱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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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罗马教廷成为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
1978年当选为第266任教皇的原波兰克拉科夫主教卡。沃依蒂瓦，改名为约翰。保罗二世。他在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对波兰的三次访问，激发了波兰人民的宗教激情，使波兰的政治天平倒向天主教会一边。教皇和波兰主教团咄咄逼人，要求当局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和实行工会多元化。
西方国家和罗马教廷配合默契，力图使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并在东欧国家引起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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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波兰：危机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危机
第一节 形势：经济渐趋恢复，政治渐趋稳定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生于卢布林省库罗夫地区的扎莱姆布夫村。他的父亲是一位经营田庄的农业工程师。
1939年，他毕业于华沙的一所私立中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父母和妹妹迁居立陶宛，后又迁到苏联东北部。
1943年4月，他加入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
1947年，他加入波兰工人党。
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1968年4月，他作为中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同年10月，被提升为上将。
1973年又晋升为大将。
1964年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从1971年“六大”起，他一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2月，他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84年11月。
1981年10月在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任领导人。
1984年11月，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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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议会首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雅鲁泽尔斯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1980～1981年的危机引起了波兰经济大倒退。
创造的国民收入，1981年仅及1978年的80％，1982年进一步下降为764％。公营工业的产值1981年比1980年下降了19％，B1982年又比1981年下降了2％，同1979年相比，下降了16％。
畜牧业生产1981年比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