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当它研究系统术稳定状态时，注重系统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还是社会发展史中，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一个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共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就要求社会变革，即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为新的形态。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提到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因素的振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这个理论是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
用控制论关于稳态结构的理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暴发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人们自然会问：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呢？ 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本书的任务是，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控制论方法，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根据这一假说，使中国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和难题，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等等，都得到统一而又明白的说明。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深深感到；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有可能使我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时做到细致化，为具体分析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诚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制约着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实际上，早在189O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的信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又可以归为一类，它们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通过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周期性崩溃的研究，将可以加深我们对过去忽略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论述的理解。
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根据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第二章中，我们以研究社会内部的及外部的交往程度为起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功能，揭示这种结构与“大一统”的关系。第三章中，我们分析了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剥削阶级属性，指出它具有的巨大调节能力必然会异化出无组织力量来，并具体地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剖析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一切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国家机器调节功能丧失。第四章中，我们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结构和剥削放大效应，指出无组织力量最终将导致王朝末期变法的失败和农民大起义。第五章，我们探讨宗法一体化结构怎样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崩溃及王朝修复机制。第六章讨论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进步积累的破坏作用，从而指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巨大保守性阻碍了社会结构中新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然后，我们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假说，回答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中心问题。余下的几章，我们将根据模型和假说，继续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相信，读者是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与我们一起来进行探索的。
兴盛与危机
兴盛与危机
第二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老子
2。1“大一统”之谜
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和世界上其他封建国家作一个对比，首先使我们获得难忘印象的就是它的“大一统”。是的，除中国封建大国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经历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
欧洲本土在中世纪时，碎裂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仅在德国，就有巴伐利亚、奥地利、萨克森、符腾堡、勃兰登堡、科隆、汉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二、三十个公国、伯国、侯国、主教国家以及城邦。在这些拥有颁布法律、征收赋税、铸造钱币的权力的国家中，又有一群各成独立经济单位的庄园和市镇。有的历史学者用“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来形象地比喻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这个比喻对日本和印度封建社会也同样适用。1467年日本爆发“应仁之乱”时，以细川氏纠集二十四个国家为一方，山名氏纠集二十个国家为另一方，展开激战。直到1582年尾张国的织田信长才统一了当时六十八个国家中的三十个。日本列岛三十七万二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竟有六、七十个封建小国。公元七世纪至十二世纪之间，北印度有拿回普塔族建立的诸王国，德干及南方也是小国林立，极南太密尔地方还有达罗毗荼人的槃耶、迦勒拿、朱罗三大王国。这是一幅何等混乱的历史图画啊！
虽然，世界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统一的封建大国。如公元800年建立的查理曼大帝国。又如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公元732年建立了横跨欧、亚、北非的穆斯林帝国。日本公元七世纪实行大化改新，也曾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但是，无论是查理大帝、穆斯林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还是仿效唐带糊口本皇子贵族，他们统一的业绩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虽说惊人，但十分短暂。查理曼帝国的寿命几乎和查理大帝的寿命一样长。843年“诚笃者”路易死后，这个封建统一大国就解体了。大食倭马亚王朝也不过经历百年左右就衰落了。而日本在公元九世纪后就陷入分裂。这些例子说明，力图克服小农经济分散性而实现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犹如超新星爆发那样，大多是一种暂时现象。“新星”爆发后不久，社会又陷入分裂割据的黑暗之中。
但是，在世界封建社会分裂割据的沙漠中，还有一块辽阔的绿洲，这就是中国封建大国的存在。自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大一统封建大国以后，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分裂和动乱，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形式。中国封建大国以它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灿烂的文明存在了两千年之久！
中外历史学家，无不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如此强大的统一力量而感到惊愕。
人们不能不问：同样是封建社会，有着大致相同的生产水平——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中国封建国家为什么具有如此不同的形态？它依靠什么样的组织力量来克服分裂割据？“大一统”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上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古代的光荣与骄傲，但我们民族也曾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期以来，“大一统”之谜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在本书中，它将成为我们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首先探讨建立中国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由此逐步揭示它独特的结构。然后从这一结构来研究它的演化机制和其他一些特点，这样，我们试图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2。2两个生动的比喻：“马铃薯”与“混凝土”
为什么封建社会大多都取小国林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呢？从系统组织原理上讲，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一般都缺乏把各个地域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过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马克思对小农缺乏组织联系的特点作了非常生动的比喻，说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即从内部通讯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小农的组织能力的。马克思还特别清楚地指出过：“… 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和现代控制论原理是有一致之处的。即：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就必须使整体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稳定的通讯联系。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它包括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而一个社会的通讯发达的程度，一方面要受到生产水平——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制约，另一方面要有实行通讯联系的通道和工具，此外，要存在着执行联系功能的人。
用控制论关于通讯和组织的理论来看封建社会的分裂割据问题，是非常清晰的。西欧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封建庄园。每个庄园都生产着它需要的食物、衣服、工具和其他货物，庄园中有磨坊、面包房、酿酒房和店铺，有铁匠、金匠、银匠、鞋匠、木匠、旋工等十余种工匠，还有精神文化的活动场所——教堂。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经济、政治、文化单位。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骑士和牧师，他们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和封建义务，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爱好，和他们所站有的庄园是紧密结合的。这使得他们一般不可能、也投有必要建立一种超越所辖土地之上的广泛而又经常的联系网。而农奴也不能执行社会联系的功能。因为在封建庄园中，“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每个封建来邑都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地方性。而庄园之间的交通也极不畅通，道路毁坏，河流不通航，甚至在桥梁、渡口和集镇上封建贵族都设有关卡征收通过税，商业普遍衰落。这种分散的经济结构和低下的生产水平，不产生密切交往的需要，于是，欧洲封建社会表现为小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面。
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广阔地区间经常性的稳定联系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需要区别两个概念：生产水平的高低和社会交往程度。固然一个社会地域之间联系的发达程度和生产力、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这种稳定的联系还要取决于它的“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取决于社会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的阶层。如在某些奴隶制国家中，生产是奴隶主对奴隶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