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决于社会组织中是否存在着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的阶层。如在某些奴隶制国家中，生产是奴隶主对奴隶采取分工使用、集中管理的方式，这些奴隶制社会内部交往密切，并需要频繁的商业贸易。在有的奴隶制社会中，充满尚武精神的部分自由民以及官僚大贾们可以从土地中相对游离出来，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因此在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社会科学技术也不发达的奴隶制度下，有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制大国。著名历史学家场因比在分析罗马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一个持久而稳定的政府时，也很重视它依靠自由民、雇佣兵及商人这些阶层来组织国家机器。在罗马共和国建立初期，基本上是由贵族充当国家官员。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管理也越来越困难，罗马帝国就从自由民和商人中召募官员。最后，自由民和商人完全取代了贵族。罗马奴隶制大国之所以能够较稳定持久地存在，是和商人、自由民执行着社会联系功能分不开的。当时，地中海的水上交通频繁，罗马官道以罗马城为中心，轮辐般通往各地。这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原有含义。拉丁文是当时通行语言，历史学家都公认罗马官道和拉丁语对维系罗马帝国稳定的重要性。从控制论角度讲，水陆交通、语言文字起着物质与精神的通讯交往的通道作用。
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比奴隶制社会进步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反而不如某些奴隶社会。这说明生产水平的高低与社会内部交往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即使是一些生产水平大致相同的封建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社会内部交往的程度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和世界上许多封建国家不同，具有大一统的特点，正是由于它独特的结构，以及发达的内部交往和存在着特殊的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所致。
2。 3儒生、官僚及语言、通讯工具
为了便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在内部交往程度方面与欧洲封建社会的差别，我们从执行区域之间联系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内各阶级、阶层的组织能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生产者。马克思对欧洲小农的分析，对中国农民也同样适用。如果没有其他社会成分，小农将组成“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个个分散的宗法村社。农民是封建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劳动生产提供了封建大国最主要的物质基础。但农民不能成为封建大国的组织力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的活动很重要，但受到种种限制。和西欧封建社会一样，执行着地域间经济交往功能的商人，他们的力量相对弱小，也不是封建大国的主要组织力量。
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皇室、贵族和地主。如果他们之中不分化出一个特殊的阶层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农民、农奴、商人、地主、贵族、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的形态。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土地可以买卖了，政治结构中出现了郡县行政管理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士”这样一个特殊阶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十分活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就描述了士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士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来源。中国封建大国的建立，是和存在着士这样一个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社会成分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执行着主要社会联络功能的士的组织能力如何呢？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通常称为儒生，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流动性大，组织能力也相当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生动地描写了儒生从小远离家乡而老年回到故土的复杂心理。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于地主阶级（当然也有极少数来自于农民），优越的经济地位提供了有闲的条件，使他们可以从小饱读诗书，熟习儒家经典，游览大山名川，千里迢迢求数千名师，或在深山书院中苦读，并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一旦他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就有可能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被选拔为国家官员。应该强调的是，他们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而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的，这就使得儒生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中国儒生的游学、游宦生涯，正是这些特点的反映。顺便举一个例子，著名清官海瑞是海南岛人。他1554年考中举人后，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作儒学教谕，1558年被调往浙江淳安任知县，1562年削职进北京，1563年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1564年调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司，1567年又调往南京任右通政，接着又到苏州任应天府巡抚。后来，他辞官在海南岛老家闲居十六年。1584年他又以七十二岁高龄调往南京任南吏部布待郎，上任时，路途奔波两个多月。象海瑞这样由中央政府纵横万里、接连调动的官员阿止成千上万！以清代昆明县知县的变更情况为例，从顺治到道光年间约一百八十年左右，历任知县四十二人，其中除二人为满籍外。有三十九人来自闽粤江南或北方。根据这个材料可以算出，这一时期昆明知县任期平均为四点五年，出任知县的绝大多数人是外省儒生。可见，官员流动何其频繁。历代官僚占总人口比例并不很高，通常在百分之O点五以下（见表1）。但历代王朝就是依靠官僚搭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骨架，由各级官僚指挥军队和带领办事人员（吏），从而组成巨大的官僚机器，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
表1几个主要朝代封建官僚情况
┌───┬────────┬──────────────┬──────┐
│朝代 │官员数 │人口数 │官员占总人口│
│ │ │ │ 的百分比 │
├───┼────────┼──────────────┼──────┤
│西汉 │ 132，805 │59，594，978（公元2年） │0。22％ │
│东汉 │ 152，986 │56，486，856（公元157年） │0。27％ │
│ 隋 │ 195，937 │46，019，956（公元609年｝ │0。42％ │
│唐 │ 368，668 │52，919，309（公元755年） │0。7％ │
│宋 │ 24，000 │ │ │
│元 │ 16，425 │59，848，964（公元1291年） │0。13％ │
│明 │（洪武）24，683 │59，873，305（公元1381年） │ │
│ │（宪宗）80，000 │61，852，810（公元1474年） │0。13％ │
└───┴─── ────┴──────────────┴──────┘
①数字来源于的伯赞所著《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
出版社1962年版，第102页。
②数字来源于染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给第4～8页。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 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我国封建社会的交通也相当发达。秦以前就沟通了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并有了邮传系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修筑了东起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说、北抵辽东、南达湖北的宽五十步的驰道，并完善了驿站和邮传制度。据云梦竹简出土的《秦律》，公文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发伪书和耽搁命书急件，都要以律论处。准确和迅速正是信息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两条。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对于建立统一政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隋代又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杭州，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公里。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驿站邮传制度，这是组建统一大国必不可少的交通通讯工具和制度，为统一国家内部跨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提供了畅达的通道。而执行这种联系功能，组成国家官僚机器的主要成分，则是儒生阶层。
2。4 郡县制、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结构
为了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来组织官僚机构、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我们在本节中引入一个重要概念，这就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简称“一体化。”一体化概念是从社会组织方式角度提出的。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从而形成～种超级组织力量。我们知道，统一的信仰和穷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而官僚机构是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的，这便使政治和文化两种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
为什么一体化结构具有把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组成稳定大国的组织能力呢？
首先，国家可以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官僚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并且。它源源不断地把经过一定方式批选的儒生输送到官僚机器中，使国家官员无论是在职位上还是在地区上都处于流动之中。其目的是防止官僚演化为贵族，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国家的统一，使国家掌握着和分裂割据倾向作斗争的强大武器。
第二，一体化组织方式很符合特大系统的分层次调节的组织原则，即一方面大系统内的各部分一定要有独立的调节能力，另方面这些具有独立调节能力的各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在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官僚机构中，有两种使整个机构瘫痪的可能。一是各级官员只对顶头上司负责，只服从顶头上司的指挥。这就会使机构失却效率，还会出现类似欧洲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行我素。这也会使国家陷于混乱。而一体化正好是保持特大系统协调，克服上述弊病的有效组织手段。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类大量的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统一的国家学说起到保证各地区的协调的作用。
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而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策略，则符合控制的放大原理。韩非子曾形象地说过，如果一个吏提着壶去救火，不过是发挥了一个人的作用，如果他持鞭指挥，则能驱使万人去救火。
显然，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秦汉两代建国时曾先后举行过两次特别重要的最高级会议。
一次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26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召开的一次朝廷会议。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并议定了王为泰皇（秦始皇改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制度。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制，并且实行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我国西汉时有一千五百七十七个县，清代有一千三百o五个县，县的数量变化不大。这反映了郡县制行政区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