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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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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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早年的读书,更多的是一种点化,点化了他的心智,点化了他的灵性。中篇小说《天狗》,可谓贾氏的典范之作,人物、题材、环境、纠葛、语言、情致,融为一体也化为一气,袅袅上升,直抵天庭。    
    骤然而至的成功,给了他错误的指引。读书是别人的事,他只需要去写。或许也还读书,却别有所图。深刻,我想起了这个要了多少中国作家命的冤孽。在这上头,聪明的贾平凹岂肯甘于人后。你会深刻,我能不会?作家有不同的材质,也就有不同的造就。不是谁想深刻就能深刻的。有悟性、善模仿的人,多非深刻之徒。或许有人会说;平凹有他的佛,有他的道,同样也能臻于深刻。不对,佛、道,都还是一种悟。如果说深刻是一把刀,学识则是它厚重的刀背也是它锐利的锋刃,有了这厚重的锐利,才能捺进事物的腠理。    
    要说平凹还像先前那样的读书,我是不信的。太忙了,不需要了。非是臆测。看看他的书房,就知道我的言之不妄。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2)

    他的书房在西北大学的一个单元楼上,四层,两室一厅。有这么大的书房,真让人羡慕。整个房间的陈设是这样的:客厅里两口大瓮摆在屋子里。地板、桌子、玻璃橱的柜子,满是他多年来拾掇来的石头和陶器,不计其数。里间即写作间,“最醒目的两个书架,横竖挤满了他的百余种著作——国内版,海外华文版和译文版,每种仅存两本或三本,再多的就是盗印版,盗版最多的书是《废都》,有四十几种”。(穆涛《走近贾平凹的写作间》)    
    由此可知,早年看过的书,早收拾到别的地方了。不必说是自恋,也不必说是炫耀,是他的家,是他的物件,他愿意怎么摆放就怎么摆放。只是,我们却不能不有我们的疑惑。    
    这还是一个作家的书房吗?    
    再看他给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吧。    
    给书房取名字,多是什么斋啊,什么屋啊,他取过名字“上书房”,因为房子高,要上楼才见到。现在他的书房叫“大堂”,意为“一人堂”。“大,一人也;堂,尚土也,他认为自己和“土地”关系紧密,并如此解释了自己的出身:“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般,那是乌在了骨头里。”(佚名《贾平凹的书房》)    
    记得平凹早先曾给自己的书房取名“静虚村”,也还说得过去。如今却是什么“上书房”、“大堂”,俗倒在其次,主要是缺乏常识。上书房,仍是太子读书的地方,你爸爸又没当过皇上,你的书房怎么能叫上书房?大堂,更是莫名其妙,说是可拆为“一人尚土”,可字面意思明明是官衙,西安市文联主席,就是加上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再加上全国政协委员,也没到开府治事的份上吧?起室名是很儒雅的事,用拆字先生的办法,就是野狐禅了。若翻翻陈乃乾先生编的《室名别号索引》,看看前贤们怎样起室名,断不至于闹这样的笑话了。王安石说欧阳修“此老果不读书耶”,看来平凹确实是不怎么读书的。平凹常爱说自己是农民,也大可不必,谁又说你是工人了?    
    平凹已誉满天下,就是从此辍笔不写,也足可笑傲王侯。若要继续写下去,还是要多读书。才气有竟时,而读书如日暮秉灯,最便远行。我已老迈,勉力写作纯因生计艰难,然而,于公于私,最喜欢的还是当年有过交情的朋友,能有更大的造化。君其勉旃!    
    且化浓墨写春山    
    ——漫评贾平凹的中篇近作     
    一    
    承平凹惠示,知他今春在几个地方发表了几个小说,且都不短,夫所谓中篇小说者是也。近日颇得余闲,索性连他去年发表的两个也一并找来看了。这样集中地看一个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我还是头一次。原打算给平凹写封信,谈谈自己的印象也就罢了,又觉得太亏,遂决计写成文章还要投寄出去。    
    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看作品时,顺便看了几篇评论文章,觉得有话要说。    
    那几篇评论文章,都出自名家的手笔,又都在大刊物上发表,分别对平凹的几篇作品,表示了这样那样的意见。不用说,都是极为爱护,极为赞赏的。然而,在褒奖之中,却或多或少地飘逸出一种“这孩子可走上正道啦”的味儿。不知平凹作何想法,我是期期不以为然的。    
    平凹一步入文坛,便以他那清新悦耳的笑声,赢得了读者的喜爱。那篇被论者誉为堪与蒲松龄的《婴宁》媲美的《满月儿》,发表之初,我便看了。在大多数作家尚未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满儿那近似疯野的笑声,宛如一阵带着温馨的清风,拂过人们焦渴的心头。于是作者一举成名,成为海内瞩目的文坛新秀。此后他的短篇小说,几遍于国内的大小刊物。后来写散文,也是遍地开花。现在写中篇,亦复当年气势。    
    短篇小说、散文、中篇小说,可说是平凹创作上的三个时期,虽互有交错,大致仍可看得分明。他的短篇小说,大都是写山里人的生活,第一个集子名叫《山地笔记》可证。也写过一些其他题材的,我记得的就有一篇是写一个丈夫在妻子临产时的焦灼心情,似无深意,但毕竟是写出了一种情绪的浮动。他的散文,应以《静虚村记》为代表,我就是看了这篇才开始注意它的作者的。一个当代青年作家,能写出这样恬淡清新的文字,着实令人吃惊。即使那些带哲理味儿的小品,也都是自然生发,并无故作高深的傲态。    
    短篇中的写情绪,散文中的写哲理,都是漫漫长途中的左右求索,很难说是误入歧途吧。或许正是这两方面的尝试和积累,才使他现在的中篇创作,既非短篇的连缀,又克服了轻浅的缺陷,显得丰盈多了,也深沉多了。    
    纵观平凹的创作,是蓬勃向上的,也是积极健康的——他走的原本是一条正道,一条有才华的作家几乎是必然要走的正道。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娴熟而又顽皮的骑手,在草原上纵马驰骋,四蹄翻飞,忽左忽右,间或还尥个蹶子。别人看着担心,而他自家的身子是坐得稳稳的,脸上说不定还带着开心的微笑呢。    
    二    
    我这次看的几个中篇,以其发表顺序是:《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冰炭》。    
    对《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论者大都先肯定了思想上的正确:前者写了农民致富的艰难,后者写了新旧思想的冲突。怎么能这样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呢?    
    道理不是这个道理,文章也不是这个做法。    
    政治家提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无疑是必须的,正确的。评论家若由此衍化成思想性和艺术性,那就大谬不然了。思想性等同于政治标准,思想性和艺术性各有所司或仅止于艺术地表现出来,势必导致文学创作的浅薄和概念化。    
    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应当是一个文学概念,不应当是一个政治概念。对艺术作品的一切分析,都只能从分析艺术着手。正像政治可以涵盖一切政治活动一样,艺术也可以涵盖一切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包括它的思想性。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玄奥的哲理,都必须是艺术的有机成分,与情节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绝不仅仅是什么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已。艺术不光是手段,它也是它的目的。    
    这么说不是怠慢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了吗?不是的,恰恰是对思想性的尊崇,真正的尊崇。一部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和标点符号组成的有意味的形式而外,还有一种洋溢于作品之上,回荡于字里行间的东西,古人称之为意境。而思想,则是艺术的升华,意境的凝聚。意境使文学作品区别于一般的文牍,思想又使文学作品有了高下之分。我们说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是有思想的,不正是对这个作家和这部作品的赞誉吗?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作为文学概念的思想,只存在有与无,强与弱之分,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正确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那是另一个范畴的事,应由别的概念来作质的规定。    
    《鸡窝洼的人家》等作品在政治概念上的正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这种正确,是随便一篇社会论文或者通讯报道都能达到的。这种对文学作品一入手先作政治判决的做法,亟亟应当改正过来了。    
    倘若以上的阐述,还能说得过去,下面我将对平凹的几个中篇逐一评说。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3)

    《鸡窝洼的人家》,说白了是个“换老婆”的故事,说得文雅点,是四个纯洁的灵魂的呼唤和组合。前半部分尚好,后半部分太拖了,因而整个作品显得沉闷。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不在材料的取舍上,而在于作者思想的拘谨。大概是想到这样一个“伤风败俗”的故事,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作者一方面使人物不得越雷池一步,一方面又反复陈说(描写)其必然性。道理说明白了,作品也就塞得满满的了,留给读者回味的东西也就没有多少了。文学毕竟不同于别的什么行当,这种阐述上的过分周到和完整,反而会损坏它在艺术上的圆满。    
    这个中篇所以不能尽如人意,恐怕还与作者选取的描写角度有关。两对夫妇四个人物,依其在作品中的地位为:禾禾,烟峰,回回,麦绒。禾禾和烟峰,是作者歌颂的对象,均为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人物,虽说也有各自的苦恼和反复。而在回回和麦绒身上,农民的守旧思想和传统美德,要多一点。若将回回或麦绒作为主人公,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在回回和麦绒两个人物里,若以麦绒为主兼写其他三人,效果当更好。麦绒多情而又刚强,绵善而又偏执,有过美好生活的愿望,却又不愿冒什么风险,是个文学意味最浓的人物。文学创作不同于打仗,最好的战士是那种勇往直前的人,最好的文学人物,恰恰是那些犹豫彷徨,欲进又止的角色。在这一方面,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活着,可别忘记》的主人公阿斯焦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应当肯定,《鸡窝洼的人家》中有许多极为精美的笔墨,使人不能不赞叹作者的善于描画人物。比如写禾禾初次去镇上卖豆腐,几个老婆婆蹭过来问这问那,弄得禾禾异常难堪,简直是一幅绝妙的速写画。不独勾勒出了禾禾的心理变化,就是那个老太婆的举止神态也活灵活现。惜乎全局性的欠缺,纵然局部上有这样精美的笔墨,也只能如夤夜的星光,璀灿夺目,却终不能遮掩整个苍穹的混沌。    
    四    
    几个中篇里,《腊月·正月》被评价得最高。我却不怎么喜欢它。    
    这篇小说写的是新乡绅韩玄子与专业户王才的“斗法”。一方步步紧逼,一方既委屈求全,又小心应付,最后靠着雄厚的财力和县委书记的支持,大获全胜。韩玄子骄矜虚荣的阴暗心理,王才委琐而又不甘寂寞的努力,都写得相当生动。但是,作为一部好的中篇小说,仅有这些还不够。    
    首先是出场人物太多,韩玄子夫妇,二贝和白银,王才,巩德胜夫妇,王书记,张武干,马书记,还有什么狗剩,秃头,气管炎,除了着力写韩玄子、王才和两人之间的媒介二贝以外,其他人物也都费了不少的笔墨。其次是事件的繁杂,以叶子的婚事为主线,又揉进了转让土地,买公房,闹社火,包电影,喝彩等,一个接着一个,如走马灯一般。多是事件的陈述,少有场面的展开。那个县委书记驾临的结尾,几乎使人怀疑是出自平凹的手笔。    
    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繁杂的事件,麇集在八万字的篇幅里,塞得满满当当,几乎要爆裂开来。好像不是一个中篇,倒像一个压缩了的长篇。而作为长篇,那框架又显得小而弱,有不胜负载之虞。由此可见,短篇的材料拉成中篇不好,长篇的材料浓缩成中篇,亦不见佳妙。前者会失之疏淡,后者则会失之壅塞。    
    整个作品中,作者惯有的那种明丽天然的风格,几乎看不见了。唯有叙述的笔调,景色的描画(如开头的写晨雾),还保留着作者固有的特色。    
    以上只是对照平凹创作上已达到的水平而论列的,若与时下一些写改革的作品相比较,高下优劣,自在不言之中。新乡绅韩玄子这个形象,是全新的。可说是作者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人物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将引起人们的警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得到好评和褒奖,则理固宜然矣。    
    五    
    愿上帝宽恕我那卑污的灵魂吧,一看《远山野情》这个题目,我的心便颤栗了——我知道我要看到一篇好的小说了。    
    看过了,确实不错。是他擅长的题材,是他擅长的写法。跟《鸡窝洼的人家》不同的是,这回作者没有把那个寻找致富门路的三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表面看起来,写的是他,实则是写那个堕入火坑而天性未泯的女人香香。这很有点像某些第一人称的作品,以“我”为镜头去透视另外的人物,故事发生在夜里,又是个黑夜里的故事,作者写得扑朔迷离,影影绰绰,好像蒲松龄笔下的野坟古刹中的狐仙鬼魅。从文学的意境上说,无疑是极为成功的。    
    “穷苦之言易好”(韩愈)。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嫁给一个那么龌龊懦弱的丈夫,又受到那个淫邪凶狠的队长的百般凌辱,本来就容易赢得读者的同情。写出她对恶势力的反抗和对新生活的追求,也不是什么难事。难在作者能把反抗写得那么无力,把追求写得那么渺茫。这部中篇成功的奥妙,是不是就在这里呢?    
    或许是个人气质的缘故吧,平凹作品中的女人都是情种,男人都是些谦谦君子,即使在事业上百折不挠,在女人面前都总是那么木讷和腼腆。《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如此,《天狗》中的天狗如此,《冰炭》中的张庆明如此,这个三大亦复如此。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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