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层结构上看，它有一种自然性和神秘性的分裂。作品展示的滇藏接合部的自然之美，令人感动。很长时间以来，浪漫主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作家已经没有能力去描写自然了；而《水乳大地》能够写出自然的原初性，在这种原初性中又包含了一种无穷深度和神秘性。
我觉得作者对信仰的表达和生命的表达是有冲突的。对信仰的追求不是支撑着生命存在下去，而是让生命死亡。恰恰是在这种冲突中，生命的绝望、瑰丽、坚强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这种表达当中，作者写出了一种力量和神性，也写出了敬畏和虔诚。作品中展现出来的生活，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陌生的，是我们已经遗忘的东西，但作者写出了生活的重量和质感。
作者寻找的和解因素在作品中有两种体现，一个是爱，一个是政治。爱超越了宗教，覆盖了宗教；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宗教的紧张冲突，沟通了两种宗教。关于政治问题，作者有所回避，用了一个巧妙的结构，做得很高明。和解的主题在小说结尾有一个双重性。一方面，一切都在这里和解了，政治解决了一切纠纷，各种宗教都获得一种平等。但宗教的和解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它屈服于什么样的力量？如果和解是以屈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话，这个和解是不充分的。如果作者能在这点上再穿透一点，写出作品更深刻的复杂性和更强大的力量感，就可以再上升到一个很可怕的高度，上升到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企及和想象的高度。作者最终是以一个环形结构的方式来掩盖，企图用它来解释历史和解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理想性的表达。
对范稳给我们时代保持理想性和历史终结的梦想，我是表示崇高敬意的。但历史是没有终结的，历史终结的时刻，包含了无穷的复杂性，包含了血泪，包含了绝望和死亡，当然也始终包含了希望。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
何西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
第一，它是写不同文化特别是不同的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交融的过程是充满曲折冲撞的一百年，最后是一个融合的结局。从这个立意上，这部作品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深远的。按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民族宗教文化冲突，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冲突的根本。这个作品则提出了一个反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云南是我们国家多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典型地区，云南就是应该出这样一部作品来进行提倡。这是这部作品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地方。
第二，作品的结构带有史诗的品格，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叙事诗，与《格萨尔王传》等民族史诗一脉相连。这也与云南那块丰厚的文化沃土分不开。作者如果不是生活在云南，是写不出来的。我把这种结构叫做“向心结构”，年代从两头往中间赶，形成一种反复回旋的时间结构。这个结构有某种神秘感、诡异感。这种结构是作品最适合的形式。不然，一百年中几个民族、几种宗教怎么写呢？
第三，这部作品的语言很有魅力。作者写不同的对象和事件时，语言不一样。如写纳西族青年的殉情，写藏纳两族青年之间的爱情，写康巴汉子，语言张扬出来的是雄健、雄奇。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变化，与作品描绘的对象是一致的。作者写藏传佛教密宗的虹化，写得如此神秘美丽，令人惊叹、让人难忘，在语言的表现力、韧性上发挥到极高的水平。这和阿来的语言风格是不一样的。阿来的语言风格体现出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所能达到的较高水平。范稳的语言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趋向凝重，这和他所在的那块土地的瑰丽相关。
最后，我认为《水乳大地》有很高的学术含量。作者对三种宗教文化的研究很深，但是把它们活化了，活化到人物的命运、性格、血肉里。这样就使作品有了很高的学术品位。
如果说这部作品的不足，我认为有些地方罗嗦了一点，冗长了一点。作者想把自己研究的心得都端出来，这就影响了作品的单纯美。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掩卷长思，对作品产生雄奇的、辉煌的、神秘的、美的感觉。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充满人性意识和文学光辉的作品
蒋 巍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文学评论家
读完《水乳大地》后，我想到一句话：“让和谐的光辉照耀人类。”我们感受到的、领略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宽宏、博大、具有人类意识的精神。全书的核心就是“和谐”。书名就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书中写的就是各种宗教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各种不同文化的和谐。作者好像是有目的地进行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好像在导引着他，也在导引着书中人物命运的发展，同时导引着我们的情感。因此我认为如果说书中有一种崇高的光辉，这个光辉就来自和谐。
从这个主题派生出来的是书中表现的存在意识。当然是我们今天的存在主义而不是西方哲学家萨特的。书中的人物无论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都能在书中找到他存在的合理性。当我们感受到这种合理性的根据时，我们就能够学会理解和宽容。很多小说我们读完以后留下的印象是人物的命运和情节，而这部小说读后让我想到的是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的问题，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关于历史问题等。
这部作品具有史诗般的力度。作者怀有一颗虔诚博大的心灵，在讴歌和抒发自己的生命感觉。作者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史诗的感觉，这是很可贵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人类意识、生存意识、有文学光辉的作品。作品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篇幅的浩瀚使其情节的张力崩得不紧，使得作品诗化的感觉浓烈，而在情节上的吸引力受到一定影响。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经得起多种角度解读的好作品
白 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水乳大地》可以说是一本小说文本，也可以说是一本文化课本。不是读一遍两遍就可以完全看清楚的，是近几年来可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而且经得起从各种角度解读的少有的好作品。我有两个深刻的感受。
第一、通过这部作品确实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信仰对于人和土地的作用与影响。作品中，各种宗教的较量体现了信仰的虔诚和力量，信仰使每个人都显得特别有精神力量。看了这部作品，感觉到整个大地上都有一种精神在滚动回荡。这感觉是看别的作品没有的。
第二、作品既写出人物有信仰，又写了他们如何穿越信仰。如作品中的人物泽仁达娃在不同时期的命运，体现了对信仰的某种的穿越。如木芳的命运、木学文的命运等，都是在表达信仰，表达精神的恪守。作品把人物命运、人物个性写出来了。
对这部作品最好的概括是它的纷繁，可以从多种意义上去解读。我认为作者的宗旨不是在写和谐，而是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更大包容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各种不同的信仰都可以包容。
我对作品不太满意的地方是理性大于感性，作者的理性思考钻得很深，把理性化为感性还不够。还有，作者占有素材太丰富，什么都想写都想表现，所以作品错综复杂、千头万绪，难免给人眼花缭乱感。做一些“减法”，将会更精彩耐读。对作品的包装也不太满意，比如没有后记，没有内容提要等。
我的感觉是，以推出《水乳大地》为标记，范稳的创作已经猛然间跨越了两三个以上的层次。这个感觉就跟我们当初读《白鹿原》时的震惊一样。陈忠实当年跨越的高度之大，也是令人吃惊。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对云南文化建设充满信心
邓友梅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说不清是第几次来到云南了。1950年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我是中央西南访问团的一个成员。西南访问团到了成都以后，分三队，一队由刘国平同志带到康定和大凉山，一队由王连芳同志带到云南，另一队到贵州。当时不管中国还是世界，都认为云南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没有人认为它是民族文化大省。云南解放以后，一批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文艺工作者用诗歌、小说、电影，才把云南的文化介绍出去，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我最先看到介绍云南的文章，大概是1950年秋天曾克发表在报纸上的，大概有2千字。
有了我们党弘扬民族文化的政策，云南各民族的文化才在中国以及世界显现出来。以前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没有显示出光彩来，反而被讽刺、被藐视，甚至被歧视。当初访问团临出发以前，周恩来总理说：到西南少数民族地方去工作，汉族的同志要带着道歉的心情去。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汉族当皇帝的最多，汉族人当了皇帝以后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采取歧视的态度，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才没有得以发扬。要带着一种道歉的心情，替我们汉民族的祖先道歉的心情，去看望少数民族，认真学习、发扬少数民族文化。
首批进入西南的作家很让我们骄傲。冯牧同志带来的一批作家打下了新中国云南文学艺术的基础，使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被中国所有的人看到。这也告诉人们，中华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汉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所以丰富，所以伟大，是因为她是各民族文化的结合体，中国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十分富有的国家。我要对今天的云南党政领导表示感谢，他们严格遵循了“三个代表”，使云南的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全国31个省市中，能达到云南这样对文化重视、对文化投入水平的没有几个。
云南可挖掘发扬的、进一步发展的文化艺术，还有很多。那年我跟金庸先生一起到大理，我跟他开玩笑：“查先生，幸亏你写《天龙八部》之前没有来大理，要是之前来过大理就不好写了，真正的大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美丽得多。”他那时已近80岁，他说，拄拐棍他也要来。
我对云南文化建设充满信心。过去云南在文化上是富省，在经济上是穷省，现在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非常振奋。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一部分吸引外来影视拍摄一定要有好政策
黄百鸣 香港电视制作发行协会理事长、香港东方娱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香港电影有过一个辉煌时期。电影不但在香港卖座，可以把本钱拿回来，在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也是非常卖座。我们还设法把香港的电影打进台湾，也非常卖座。当然现在台湾的市场已经慢慢变差了，我们主要是依靠内地这块大市场。1997香港回归后，我们拍电影不但是看香港的市场，更要看中国内地的市场。
希望内地市场方面给予配合，让我们拍的电影更多元化。相对来讲，我觉得云南的条件比横店好多了。第一是交通方便；第二是四季如春，气候太好了；还有是拍摄景点比衡店多。现在人家都叫横店是“中国的好莱坞”，其实我觉得云南更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好莱坞”。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为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更大贡献（图）
于永湛 国家新闻书版总署副署长 云南繁荣民族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非常明晰、政策措施非常有力，对建设文化大省肯定会起到很好的指导促进作用。云南建设文化大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发展文化产业采取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这样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云南新闻出版业基础很好，应该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出版部门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要在出版环节上把功夫下足下够。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感受很深，走了几个出版社，发现社社都有一批精品，这样的作品能够采用多媒体形式播出，对全世界各方面的人士就会加深了解、扩大影响。 云南出版业具有区域优势，要立足本省、参与全国市场竞争，同时也要大胆走向世界。云南的出版界很努力，省里的印刷企业在周边国家开办印刷厂，图书发行部门也在努力向外推出优秀出版物。这种辐射作用可以进一步加强。 另外，作为出版业组成部分的印刷复制业，在云南也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云南的印刷业实力很强，特别是包装产业发展很快、潜力很大。云南的复制业刚刚起步，势头很好。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生产更多的播放的节目，另外是配合数字化进程生产可记录的光盘。如果形成生产规模的话，复制业会为云南文化产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成绩感到高兴。云南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新闻出版业的，我们一定尽力给予帮助支持。
《文化彗眼读云南》 第二部分用真心真情推动云南音乐繁荣发展（图）
胡松华 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 云南省委领导关于繁荣音乐创作的思路非常科学，措施非常合理，而且真情实干、热情推动，必将大力促进民族文化大省建设。没有真诚深厚的民族情感，很多事情做不长，做不到底。 我上世纪50年代就来过云南，跑遍了云南，对云南怀有特殊感情。我在云南第一个接触的民族是阿诗玛的民族——撒尼人，后来为《阿诗玛》电影配唱，就是源自这种感情。那次我还见到聂耳的母亲、三哥，他们送给我聂耳亲自签过名的照片，现在还收藏着。我们当时一起来的许多同志留在云南，把青春献给了云南。在云南，我第二个接触的是藏族。回到北京，给周总理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迪庆藏族骑兵队队长教我唱的藏族山歌。第一个二重唱是我和郭淑珍老师唱的，叫《选代表》，这个作品产生在云南的红河。以后又20多次来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