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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和莉兹·卡莱尔在军情五处一同工作期间，佩吉找到了一种紧迫感，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她喜欢那种置身其中的感觉，感觉到每个人都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在任务中担当一定的角色。但是她感到对执行第一线行动任务她还准备不足。
被盯梢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她决定检验一下。她右拐上了沃克斯豪尔桥路，停在一栋灰泥墙面摄政时期样式的大厦宽敞的柱廊下，这栋楼早就被分隔成了几间写字楼。她藏在一根柱子后面，观察了几分钟，但是没有发现有人跟上来。
别再幻想了，她对自己说。她很庆幸她先前的判断是错误的。她本以为自己的判断没错，为此她感到有些窘迫。清晨一过，皮姆里科地铁车站几乎没什么人，她走进去，踏上下行的自动梯时身后一个人都没有，对面也没有人乘自动梯上行。在她等候开往维多利亚的列车进站时，月台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在候车处的凳子上坐着，更远一些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年男子。
在维多利亚她换乘环线，赶往她的第一个约见地点。这一个约见不会很长，佩吉想，让她感到有点兴奋的是她的第二个约见，在基奔。
她深入调查了帕特里克·都布森的爱尔兰大家族，发现其中的一个分支三十年前搬迁到了伦敦。她要探明这些堂亲是否认识都布森——他自己曾声嘶力竭地否认和爱尔兰的家族有任何接触。佩吉佯装成伦敦大学学院社会学系的学生，正在写一篇关于生活在伦敦的爱尔兰人的论文。这是一个她感兴趣的话题，因此这个角色她不难扮演。火车停在南肯辛顿时，她打开文件包，拿出整理好的家族谱系表，但转念一想，她最好把第一个约见的备忘再过一遍，即使这个约见并不长。
这应该只是例行事务。莉兹让她去一下：不久前有人在伦敦看到汤姆·达特默斯的妻子，这不太正常，按说她该生活在海法以色列地名。。“她可能只是来参观，”莉兹说，“但还是请你核实一下。”
档案上佩吉要查考的内容并不多：
玛格丽塔·列维，生于1967年，特拉维夫，阿里尔·列维少将和杰西卡·费恩戈德之女；先后就读于特拉维夫音乐学校和茱利亚音乐学院（纽约）；1991年到1995年间为特拉维夫交响乐团成员；1995年与托马斯·达特默斯结婚并于2001年离异，无子女。
找到玛格丽塔的现住址并不容易。她在海法的旧址住着来自加沙的迁居者，在电话中很难听懂他们的英语，没有人知道或在乎谁在他们之前住在那儿。特拉维夫交响乐团一开始否认玛格丽塔曾在那里供职，勉强承认后又查不出她的现住址。
最后，她对在线音乐网站进行了艰苦的拉网式搜寻终于有了结果。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在博客中不经意的提及，电话号码簿的核实，佩吉终于发现玛格丽塔·列维目前在教授私人小提琴课，虽然不是在海法或是以色列的任何地方。
那间公寓在肯辛顿高街外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开了门，玛格丽塔·列维对佩吉羞赧地一笑，握了手。她身材高挑，是个引人注目的女人，一头浓密的黑发利落地向后梳着。“进来吧，”她指着起居室说，“请随意。我马上就来。”接着她走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传出说话的声音。
佩吉走进去，站在客厅中间，旁边是一把看上去不很结实的新古典风格的椅子，椅子上罩着已经用旧的绸面。房间布置得很舒适，门式窗前的帘子敞开着，一张陈旧的沙发，沙发套和靠垫都是浅黄色的，几张椅子罩着已经褪色的印花棉布。靠墙的两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陈列着一排小饰物，还有一些蛋形大理石。墙上挂着一些小幅油画作品，多数是风景画；壁炉台上方是一幅很大的肖像，看起来像是玛格丽塔十几岁时的肖像。总的来说，佩吉断定，这间起居室的主人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有修养的女人，曾经过着殷实、舒适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有点品位有余而财力不足了。
另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大约十二岁左右、梳着辫子的小姑娘，背着小提琴盒，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她看也不看佩吉，径直往门口走，出去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玛格丽塔进了起居室，扬了扬眉毛对佩吉说：“我不知道他们中有些人为什么要惹这个麻烦。假如你那么不喜欢小提琴，要想学好是不可能的。”她说话几乎不带什么口音。“我在责备那些父母，如果你逼着孩子学，她能做什么？反抗呗。”
她穿一件黑色无袖连衣裙，戴了一根不加雕饰的单股金项链，朴素而雅致。佩吉注意到她没有戴结婚戒指。“我去沏茶，”她说，“你要来点吗？”
“不了，非常感谢，”佩吉说，“我不会耽搁你太久。”
玛格丽塔走进隔壁厨房的时候，佩吉也跟着走到了门口。厨房很小，佩吉看到它的对面是一间小卧室，紧挨着她上课的房间。那好像是公寓接出去的一个部分，这多少让佩吉明白了一个小提琴教师在肯辛顿能有什么样的居住条件。
水烧开了，玛格丽塔取了一只陶瓷茶杯和一只杯碟。“你回到英国有多久了？”佩吉问道。
“回到？”玛格丽塔问。她正在加满牛奶壶。“什么意思？”
佩吉的脑筋飞快地转着。难道她弄错了？那天早上出发前她把汤姆的档案翻阅了无数次。不，她肯定档案上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记录说的是你住在以色列，而不是伦敦。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我有十多年没有住在以色列了，和汤姆结婚后就没住过。你真的不想来杯茶吗？”
“说实话，”佩吉说，“我很想来一杯。”她对汤姆档案中的不实之辞很是好奇。
玛格丽塔把沏茶用的东西放进托盘端进了起居室。佩吉小心翼翼地在那把新古典风格的椅子上坐下来。玛格丽塔沏好茶，端起杯子啜了一口，在沙发上坐定，望着佩吉。她犹豫了一下说：“告诉我点什么，汤姆好吗？”
“他很好，我想是的。”
她看上去只是稍稍安心了一点。“你为了他约见我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如今的巴基斯坦很不太平。我原以为他也许发生了什么事情。”
佩吉意识到这个女人还不知道汤姆已经回到了伦敦。这场离婚一定留下了很多怨恨，她想。“你最近一次和汤姆说话是什么时候？”
玛格丽塔苦笑着摇了摇头。“自从他去了巴基斯坦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但接着她又补充道，“两三年前的一次音乐会上我倒真是看见他了。我想他是回来休假的。但是我们没说话。他不是一个人。”她苦笑着耸耸肩，“因此我只是在音乐会的间隙冲他挥了挥手。”
他们并没有因为离婚而变成仇人，佩吉现在认识到了。她来这儿本以为会见到一个生气、怨恨、喜出望外，亦或是漠不关心的女人，没料想是这种哀伤、迷惘的感觉。
“你们在以色列结的婚，对吗？”佩吉问。
“不。我们在这儿结的婚，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住在这儿。”
“那对你来说一定是个很大的变化——离开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
“当然。”玛格丽塔淡淡地说。
“虽说这里至少有汤姆的家人。”
玛格丽塔摇头。“不是的。他母亲去世时我甚至还不认识汤姆。我只见过他的继父一次，那是我们刚到英国的时候。他非常友好，但是汤姆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
“汤姆和他的生父亲近吗？”
玛格丽塔再一次摇头。“他也去世了，那时汤姆还是个孩子。他的继父抚养他长大，汤姆随他继父姓。他对此耿耿于怀，我了解，只是他母亲坚持这么做。应该说汤姆非常崇拜他的生父，虽然他未成年父亲就去世了。”
“事情经常是这样，不是吗？”佩吉努力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如果孩子未成年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他们往往无法做出客观的评价。”
“你指的是他们无法看到父亲或母亲的缺陷？”玛格丽塔似乎被我的说话方式逗乐了。
“是的，虽然我确信汤姆的生父肯定受人景仰。”
“我倒不那么确信。”玛格丽塔冷淡地说，话语中透出一丝尖酸。
“是吗？”佩吉不置可否地应道，希望这个女人说下去。
玛格丽塔用茶匙在杯中漫不经心地搅着。“你一定知道他是自杀的。”
“嗯，是啊，”佩吉撒了个谎，竭力掩饰着她的惊讶。“那时汤姆几岁？”
“他最多不过七八岁。真可怜。直到长大成人他才知道那一切。我知道的只有这些。”她说，好像说到她的前夫时既定事实都变得微不足道。
“他为什么要自杀？他精神抑郁吗？”佩吉试探着问道。
“他的生活一团糟，所以也许是这样吧。”
“这是在伦敦发生的吗？”说着话佩吉心里想她应该可以很快找到相关细节材料。那位生父的姓名应该在汤姆的原始申请表上。
“伦敦？不。他去了纽约。在那儿他是个记者。我记不清了，我想是他有关爱尔兰的报道给他惹了麻烦。汤姆不和我说这些，只是提过一次，那时我们刚开始约会。”
想到这些，玛格丽塔又有些伤感。她看着佩吉说：“随着时光的推移有时人们竟然谈得更少了，这有点奇怪，不是吗？”佩吉想对方并不期待她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玛格丽塔伸手取过茶壶：“再来一杯？”
这一次佩吉说不的时候不想改变注意了。
离开了那所公寓，她给住在基奔的都布森家的亲戚打了个电话推迟了访问。她要立刻见莉兹·卡莱尔，一方面是因为她发现汤姆在他妻子行踪问题上误导了情报部门——你同样可以认为朱迪思·斯普拉特也做了同样的事；另一方面她第一次发现汤姆和利亚姆·欧菲兰之间可能有联系。
这个联系在于“美国”这个线索，佩吉想。她想到了那位教授那天晚上在老消防站剧院所做的演说——“从波士顿到贝尔法斯特：英国在北爱尔兰和海外的肮脏战争。”
她离开了大厦所在的街区快步上了肯辛顿的高街。进了地铁通道她惊讶地发现东向行驶地铁的站台此时非常拥挤。扬声器中传来一个模糊不清的声音：由于帕丁顿车站突发事件影响，环线列车将晚点。她从头顶上方的信号牌看到下一班要等十二分钟。她等得有点心焦，午餐时间到了，站台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旅客。
终于，信号牌显示列车将在一分钟后到达，佩吉往站台前部挪动，她决心要上这一班车，因为下一班的到达时间甚至都还没有显示出来。她在人群中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最后在黄线附近停了下来。离黄线太近了，她这么想着试图往后退一步，但是人群太过密集，她退不了。
感谢上帝列车总算来了，她想，因为信号牌显示“下一班列车到站”。当她看到隧道里亮起列车的黄色车头灯时，她又一次试图退后一步，但是她的身后好像没有任何退路。她的左右两侧也被堵住了：左边是一个举着工具箱的建筑工人；右边站着一个矮胖女人，胸前捧着两只M&S超级市场的购物袋。
突然，就在列车冲出隧道的时候，佩吉感到腰背部受到了挤压，开始只是推推碰碰，接着越来越频繁，使的力气也越发大了。她的脚开始一点点向铁轨的方向滑动，她本能地尽力站稳脚跟。“别推，”她喊起来，但是行进中的列车的噪音淹没了她的喊声。她感到双脚又站不稳了，她无法控制，已经越过了黄线，不断接近站台的边沿。恐惧向她袭来，突然，她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那噪声就像拉长的火车汽笛。接着，一切都变得模糊了。
那个人好像穿着制服，她感到脸上有什么东西又冷又湿。眼中模糊的影像突然变得清晰了，她清楚地看到面前站着一个车站服务员，伸开臂膀用一块湿纸巾擦拭着她的双颊。她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看起来是在地铁车站存放扫帚的楼梯间里。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虽然她很清楚自己还活着。如果有来世，她断定，那也不会是这副模样。
“你晕倒了，小姐。”那人停止了纸巾的擦拭。“太拥挤了一点。”他站起身，关切地看着佩吉。“深呼吸。”
“我记不起来了，”佩吉感到不解。接着她回想起后背受到的不停的挤压、那股裹挟着她不断往前的劲道……
现在说话的是车站站长：“幸亏你边上的女人看到你就要掉下去了。她说她感觉你就要正好倒在车头前。但就在那时她抓住了你——一名建筑工人帮她一起把你拖了回来。惟一的损失是她刚为丈夫买的裤子。”
“真是抱歉，”佩吉说，她努力想振作起来。“她留下名字了吗？”
“没有。我刚到现场她就乘下一班列车走了，还说已经迟了。”
佩吉突然间想起了她自己的要紧事。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但眩晕感很快就消失了。那个服务员有点担心地看着她说：“你肯定你可以走了吗？”
“我现在没事了，”说完她冲着那位服务员笑了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他走出房间来到站台上，看了看信号牌。“你的运气不错，下一班车两分钟以后到达。”
“谢谢，”说着话她已经向自动梯那儿走去。她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她该享受一下出租车的服务，但是她当然不会在她的费用中做出说明。除了莉兹她不会告诉任何人她如何向惊恐低头。
四十五
威斯敏斯特广场，国会大厦对面的一小块绿地，是采访下院议员时最受电视记者青睐的场所。雨天他们用雨伞遮着麦克风和机位。今天，在六月的日光下，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观看BBC的政治新闻记者采访一位内阁成员。
在马路对面的维多利亚塔楼花园里，莉兹坐在凳子上，她听不到采访的内容，但是她能看清那两位参与者的样子。她估计采访是有关那部非议颇多的反恐法律的制定。政府正在试图让议会通过这部法律。和她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