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该这么想，虽说这很明显是那边警察的事。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认为欧菲兰很可能勾搭上了某个家伙，而这个家伙又对他使了坏。”
“勾搭？找了个‘鸭子’胡搞？”拜恩丁一脸的惊骇。
“是。他单身。依据是他搞同性恋。”她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不是吗？”
“绝对不是。”拜恩丁语气肯定。
什么？莉兹想。假如拜恩丁的意思是欧菲兰一直是个异性恋者，她可得看到证据。“那么他有很多女朋友？”
“我没有那么说，”拜恩丁反驳。“听好我说的话。”
莉兹咬紧牙齿，然后平静地说：“我在听，但我不能肯定是否明白了你的意思。”
拜恩丁又发出一声叹息，莉兹下定决心不和他生气。上帝，他妻子好可怜，她这么想着。不知道他妻子会不会放过他。可能不会，否则他在工作中就不会是这副德性。
接着拜恩丁夸张地做出耐着性子的模样说：“欧菲兰不是同性恋。”
“你是怎么知道的？”莉兹挑衅地问道。
“因为我一度对他非常了解。”好像突然厌倦了和她斗嘴，他靠在椅子上开始了讲述。
那年春天，在北牛津的圣安东尼学院的校园里有过一次聚会，那是夏季学期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应他的导师，该学院研究员欧菲兰之邀也参加了，虽然拜恩丁自己的学院是奥里尔学院。
那天下午前半段时间拜恩丁一直在水上训练，“八人赛艇周”牛津大学最刺激、最有趣的活动之一，在五月到六月间举行，八人一组进行划艇比赛，以速度决定胜负。比赛只剩下一个月了，他已经开始正式训练。圣安东尼学院在大学城的另一端，在去之前他犹豫过是否要为了喝一杯免费的廉价葡萄酒、吃一些奶酪点心而跑那么远的路。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去了——他的导师特意邀请了他。
欧菲兰很年轻，不比拜恩丁大多少。他是爱尔兰人，到牛津大学没几年。他只是一个初级研究员，一般来说还没有资格指导硕士研究生，但他已经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又有才华出众的美誉——对此拜恩丁没有非议——头两个学期他认为利亚姆·欧菲兰是他所有老师中最有灵气的一位。
他并不总是和他的老师意见一致，尤其是谈到爱尔兰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气氛已经不同，欧菲兰还是把英国在北部的势力看作是殖民控制。但是他们总是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欧菲兰并不生气，事实上，他似乎还很欣赏他们之间的唇枪舌剑。
拜恩丁相信他的研究课题为他赢得了欧菲兰的尊重。该课题研究的是他的导师特别热衷的一个人物：查尔斯·巴内尔。欧菲兰曾经对他的论文中的一个章节大加褒奖，并开始鼓动他读博士，不要满足于他正在读的层次不高的文学硕士。拜恩丁头一回感觉到他也许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
“你得明白，”他对莉兹说，“我没有那种背景。我父母都没读过大学。我从来没有认真做过成为大学教授的梦。”莉兹理解这一点。那天早晨她又一次翻阅了他的档案。他不得不靠获得奖学金来完成他求学历程中的每一步直到他走进牛津这个神圣的殿堂，而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也确实评价说也许无法想象的可能就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管怎样，拜恩丁继续说，那天下午他脱下被汗水湿透的划艇队服，换上一件运动夹克，匆忙上了班布里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
那次聚会场面很大——所有研究生和研究员都应邀到场——因为四月末温暖的天气，聚会安排在圣安东尼学院主楼外的草坪上。场面并不华丽，没有支起大帐篷，只用了一些折叠桌，上面放着瓶装葡萄酒、罐装啤酒和塑料杯。他认识的人不多，但他一眼看到人群中的欧菲兰，于是倒了一杯酒想走过去和他打个招呼。
那时，他已经注意到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她高高的身材，金发，灵气十足的漂亮脸蛋很有吸引力。她穿着一条雅致得体的粉红色短裙，看上去很自信——对她所具有的吸引力也很自信。恰好碰上他认识的一个叫福格森的研究生，拜恩丁于是就向他打听那个女孩的情况并得知她从都柏林来拜访欧菲兰。“相当活泼，”福格森补充道。看着她拜恩丁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那个女孩正和另一个拜恩丁认识的学生说着话，一个很健壮的家伙。她在和他调情，非常明显——摸摸他的胳膊，做出那种眼神还有身体的接触，看上去他们之间已经不仅是调情，一定会动真格的。
也就在那时他注意到了欧菲兰的反应。他正站在稍远处的草坡上，被沃顿和他那个唠唠叨叨的老婆缠着。但是欧菲兰每隔几秒钟就要扭头朝着那个女孩的方向看，好像那儿有个磁场在吸引着他。看着她和那个研究生眉来眼去，他显得有点把持不住。福格森也注意到了欧菲兰的反应，因为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利亚姆看上去好像不太开心。”
只有一个结论：欧菲兰迷恋上了这个女孩。受他导师表现出的明显的嫉妒所窘，拜恩丁决定试着帮他导师一把。
“是的，”他对莉兹承认，“我是在拍他的马屁。但是我那会儿还年轻，很想出人头地。”
所以他走向那个女孩，自报家门，无视那个健壮的学生对有人来插一杠子表现出的明显的愤怒。也许她有点喝高了，当她把注意力转向拜恩丁的时候似乎同样开心，而且她顷刻间又和他调起情来。她的一对绿眼睛欢快而有活力，带着俏皮的笑容。她要不是欧菲兰的客人，拜恩丁又岂能来而不往。
她对自己爱尔兰人的身份毫不隐瞒：她似乎发现这个纯粹英国味的聚会很有意思，她还为此而揶揄他。
“你还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吗？”莉兹打断了他。
拜恩丁摇摇头。“听了这一切你会认为我记得她的名字。但是她告诉我以后，它立刻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他可怜巴巴地加了一句，“这只不过是个酒会。”
他站在那儿喝着第二杯葡萄酒。那个女孩变得更加随便了——她竟问起他是否住在附近。他焦急地想着如何以一种最好的方式把她对他明显的兴趣引向欧菲兰。这时，他犯错误了。
他开始反过来揶揄她，心想既然她一直在开他的玩笑她也不会介意被别人开玩笑。她也许会振振有辞，发表爱尔兰必须统一这样的陈词滥调，他对那个女孩说，但是她和她的同胞肯定不愿意再背上阿尔斯特地区六个郡的负担。这么多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发誓和英国不共戴天，但事实上却靠英国过日子，他品着葡萄酒，似乎很喜欢他的话题便继续说道，这岂不是很有讽刺意味？他们不能因为在英国这个食槽里吃食时卡住了鼻子而咬掉它们去惹恼自己的脸，他又补了一句。
“也许当时说的话没有那么尖刻，”拜恩丁看着佩吉·金索文说道，好像他刚注意到她，“不过差也差不了多少。”
这些话的效果正如火柴盒上的硝纸。
尽管她喝多了，那个女孩简直不能相信她听到的一切。他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其时她的怀疑已经变成了愤怒。她提高了嗓音，开始滔滔不绝地严词相向，语调不再柔和，大大的绿眼睛突然因为生气而窄成了一条线。英国人是她的攻击对象：他们的优越感，种族主义，甚至他们对年轻人的教育方式，这集中反映在正和她说话的这个可恶的家伙身上。这指的就是他。
本来只是开个玩笑，却不料她反应如此强烈，他大吃一惊。他努力让她平静下来，但是她无法平静，继续恶语相向。他开始感觉有点慌乱，生怕当众出丑。他四下里苦苦张望寻求帮助，可是没有人施以援手——欧菲兰还在和沃顿夫妇谈得热乎，而当那个女孩粘上拜恩丁的时候那位健壮的学生就立刻逃开了。
然后，拜恩丁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试过息事宁人，他试过道歉，终于，他也发了火。无疑他的话也不好听。
“多半是这样，”故事讲到这里莉兹插了一句，几分钟之前她已见识了拜恩丁的坏脾气。“你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吗？”
拜恩丁有点懊悔地盯着眼前空荡荡的桌面，“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你们的烂沼泽去？’我一点也不为说了这话而自豪。”他承认道。“但是她惹火了我。”
盛怒之下那个女孩突然举起酒杯泼向他的脸。接着她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聚会现场，欧菲兰紧随其后，明显有些恼火。拜恩丁站在那儿，狼狈不堪，红葡萄酒顺着运动夹克的前襟往下滴着。
第二天拜恩丁写信向那位老师道歉，但是没有回音。又过了几天，欧菲兰留了个条子在奥里尔学院的门房里，取消了他们的下一次论文指导；十天后，他又一次取消指导。随着论文截止日期的临近，拜恩丁将他的论文章节提交给欧菲兰以求得他的正式首肯。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预示着不祥的沉默。打破沉默的是一张寥寥数语的便条：
亲爱的拜恩丁
留信给你是为了告诉你秋季学期我即将离开牛津去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任教。因此我恐怕无法再指导你的论文。读了你的章节的初稿，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建议系里同意你继续下去。
你的真诚的
L。K。欧菲兰
“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或收到他的信，”拜恩丁说着摇了摇头。“我倒不是想见他。那会儿我太忙了，想保住我的位置。我去了系里，他们不是很同情我的处境——欧菲兰在信中对他们说我第一年的论文不合要求。最后时刻我在本院找到一位老师愿意接受我，可是关于这个论题他知道的比我少得多。
“那件事实际上结束了我留在大学任教的机会——要想在大学里任教你得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所以我拿到文学硕士就开始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当我在这儿申请工作的时候，我自然就没有把欧菲兰列在我的介绍人名单里。但是我猜他从哪个角落里又给挖了出来。他不可能为我说什么好话，我很吃惊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事情没有那么糟，”莉兹说。为什么欧菲兰先是鼓励他，后又试图毁掉他？他真的这么做了吗——欧菲兰究竟在搞什么鬼？
“不管怎样，”拜恩丁说，故事快讲完了，看上去比较轻松，“听到他被杀我也难过，但是别指望我悲痛很久。说到他的死因，我能说的就是他不是同性恋。绝对不是。”他满腹狐疑地摇着头。“想想和那个傻丫头说话我其实是想帮他的忙。”他大笑，毫不掩饰他的怨恨。“难怪人们说好心总没好报。”
他说完了，和莉兹、佩吉一同坐着，好一段时间没人讲话，房间里惟一的声音就是佩吉的铅笔发出的微弱的沙沙声。
莉兹只有一个问题。“你介入之前和那个女孩闲聊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拜恩丁半带笑容看着她。他的傲慢劲儿又来了。“这真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审查约见。你说你是在核查我的资料，而我们一直谈的是欧菲兰。老实说，莉兹，你想要什么？”他抬起一只手好像要阻止任何回答。“我知道，我知道。这里由你来提问，非常感谢。那小子名叫克拉普顿。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艾里克·克拉普顿——他的那首《莱娅》是我最爱听的歌曲之一。”
“他是橄榄球运动员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拜恩丁问，他的惊讶不是装出来的。但是莉兹已不再听下去，脑子里只有令人懊恼的念头。她正努力理顺三个完全对立的故事。如果我能把它们理顺，她想，我就清楚谁是那个双重间谍了。
四十三
朱迪思·斯普拉特请了病假，因此来找戴夫的是罗兹·拉夫。她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他想，可又说不清。首先，她穿着时尚的裤子、深红色的短衫看上去更老气。再有，她的头发扎到后面了。他决定他可不能让她忘了他们的晚餐约会，自从在沃金汉姆发现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所，他们的约会就一拖再拖。
“我们从旺提杰镇警察手中拿到了底盘标号，”她宣称，“我已经和德国的生产商联系过了，他们承诺今天给我回话。”
“他们会告诉你它运给了哪个经销商。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剩下的事就靠英国车辆管理局了。”
“多长时间？”他焦急地问。
“你有绳子吗？”她笑着问。他意识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最大的变化。她更加自信了。她已不是那个甚至一个月前还有点腼腆的女孩。
“我们的约会如何安排？”他问。
“太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但同时又透出些顽皮。
“是你忙吗？”
她郑重地点点头。“你也忙。”但是她的有点狡黠的笑容又给了他希望。
四十四
她说不清为什么，但是她感到有人在那儿。门道里，隐蔽处，或者车后面——但是肯定有人。
佩吉首先有这种感觉是在她刚刚走出泰晤士大厦沿河走向地铁站的时候。快要到泰特美术馆的时候，她以为有东西从包里掉出来。她本不会理会到身后五十码开外的那个黑影，如果不是它也突然停下来的话。这是个男人——她不知怎么地肯定这是个男人——虽然当她向着远处的那个身影张望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了。
不要多疑，佩吉对自己说。她但愿自己参加过反侦察课程的训练。她所了解的那么一点让她感觉那简直就是魔法——业余人员当然干不了。她在午餐以及偶尔的喝咖啡时间结识了戴夫·阿姆斯特朗，他描述过一次三十多个人参加的侦察行动，没有一个被发现。
她对自己发现尾巴的能力不自信，但她那时并没有在执行侦察任务，她的工作只是调查和分析。加入军情六处的时候她已经被告知过几年她有可能被派驻国外。那也是吸引她的部分原因。那时她将参加一些课程，接受行动训练。他们说在国外的小情报站里每个人都要参加行动。调查员、秘书，甚至妻子都要应征投递情报，为谍报人员住所提供服务，有时还要执行接头任务。她对此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