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进行祭祀，以便在神的保佑下确保丰收。他甚至建造孔庙，在那里宫廷官
员向这位中国圣人祭奠并进行一年一度的仪式。忽必烈很少参加这些典礼，
仅仅派汉人幕僚代表自己。
1274年阴历一月忽必烈首次在他的新首都主持朝会。随着大都成为更具
汉人风格的都城，忽必烈原来的夏都开平或上都，即塞缪尔·泰勒·柯尔律
治诗中的行宫 （译者注：英国诗人，1772—1834年，《忽必烈汗》是他的著
名诗作），变成别的用途。上都成为继续举行蒙古人萨满教仪式的主要地点，
①
有元一代这些仪式一直在这里举行。上都不再是真正的首都，而越来越多地
作为忽必烈的夏天休息场所和猎场，此地是他赖以保持和重申他与传统的蒙
古事务息息相关的纽带。上都没有那么多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上看，上都
的蒙古风格更浓，而汉族影响较小，所以这为蒙古大汗提供了良好的宽松氛
围，使他从中国皇帝必须承受的压抑的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
② ＇411＇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中国汗廷中的蒙古祭礼》。
① ＇653＇见《元史》，卷77，第1923—1927 页，特别是19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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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与宗教
忽必烈还在国内宗教政策方面尽力迎合他的中国臣民。尽管他自己继续
出席蒙古萨满教的仪式，他母亲的培养已使他牢记对新征服地的主要宗教提
供庇护及支持的政治重要性。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需要同支持他统治中国
的各派宗教发展关系，从而确保蒙古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即使在他僭取中国
皇帝的名份之前，他已经试图吸引汉地宗教的上层人物，但是现在这种努力
更为重要和更加迫切。
首先，忽必烈力图与儒家保持良好关系。在开始建设大都的1267年，他
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
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他的王朝名称的选择对于儒士将
是一个最重要的信号。采纳富有汉地象征的汉语名称将表示忽必烈希望和中
国某些传统融为一体。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从《易经》中选择
了“大元”作为国名。元的涵义是“乾元——天地万物的起源”或者“原始
力”，但最重要的是，新朝代的名号直接出自汉族传统经典著作之一。①
同一年，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实行传统的儒家礼仪以及伴随礼仪的乐
舞。如果朝廷想防止导致洪水、干旱或地震的自然灾害，采用相应的礼仪是
必不可少的。忽必烈不仅命令重新引入这些礼仪并且让他的儒家幕僚们教授
200余名挑选出来的蒙古人演习朝仪，这是他希望迎合汉人的另一种表示。②
从忽必烈为最终被指定为继承人的次子所规定的训练和教育中，可以进
一步看到他对儒教和汉人价值观的敏感。在佛教僧人海云和尚的帮助下，他
③
为儿子取了一个汉文佛教名字真金。为了使真金接受第一流的汉式教育，他
指定姚枢、窦默和王恂——他的最好的儒家幕僚中的三人作为这位年轻人的
老师。这些学者向真金讲授汉人经典著作，并向他介绍阐述早期中国各朝代
皇帝及大臣的政治观点的文献。
忽必烈还让他年轻的儿子接触中国领土上的其他宗教信仰。这样真金接
受佛教喇嘛八思巴的传授，八思巴为他的年轻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
④
的短文，向他说明佛教。一位重要的道教大师向他介绍这门神秘的宗教。忽
必烈为汉人对真金的信任不断增加而高兴，所以授予他的儿子更多的责任，
并且不断地提升他，1273年达到顶点，指定真金为明确的皇太子。忽必烈这
样指定自己的继承者，完全打破了蒙古习惯，因为这样做抛开了正常的选举
过程，所遵循的是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做法。
吸引儒家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传播他们的观点提供实质性的支持。例
如，忽必烈鼓励把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诸如儒学经典《孝经》和《书经》，
以及真德秀（1178—1235年）所著《大学衍义》等理学著作，也在忽必烈的
①
支持下得到翻译。蒙古精英可以享用这些作品，忽必烈以此告知汉人他尊重
儒家思想。他还招聘一些杰出的学者来教育汉人以及蒙古人和中亚人，此事
① ＇432＇M。D。撒彻迪： 《元代国号考》。
② ＇653＇ 《元史》，卷67，第1665—1666 页；卷88，第2217 页。
③ 这个名字有时在蒙古语中读作Jingim，但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读。
④ ＇189＇康斯坦茨·胡格译： 《真金王子的西藏佛教经书》。＇143＇傅海波：《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7
页。
① ＇149＇沃尔特·富克斯： 《元代的蒙文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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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汉人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招聘的杰出人物之一是许衡 （1209—1281
年），忽必烈在1267年任命他为国子祭酒。许衡被公认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
学者之一，因为在讲学中他专心务实而得到他的蒙古保护人的欢悦。他的成
②
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在他给忽
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
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
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
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
③
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还建议朝廷在翰
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
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
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
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
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
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
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
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
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
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
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
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
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
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
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①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
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
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
②
空惟灵仅存”时，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
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
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
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渡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
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
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
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
② ＇1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 页。
③ ＇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 年）》及＇46＇ 《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
页。
① ＇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② 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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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
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
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
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
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
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
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①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
②
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因此这
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
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
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
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
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
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
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
①
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
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
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
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
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
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
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
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
——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
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 20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
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
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
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
②
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①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 页；＇143＇傅
海波： 《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 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②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 页。
① ＇348＇野上俊静： 《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 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蒙古大汗和
佛教》。
②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 《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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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这位威尼斯
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
②
渠道。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
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
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
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