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但是他们被铁穆耳的支持者所战胜。实际上，据说玉昔帖木儿曾说服甘
① ＇407＇约翰·A。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0—301 页。根据汉文史料，是畏兀儿佛教徒兼儒
士官员阿鲁浑萨理 （1245—1307 年）最早向忽必烈进言铁穆耳是合适的帝位继承人。见＇653＇宋濂等著《元
史》，卷130，第3177 页。
② ＇653＇ 《元史》，卷18，第381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01 页；＇653＇ 《元史》，卷134 第3261 页。
④ ＇653＇ 《元史》，卷29，第637 页；卷115，第2894 页。
① 虽然在《元史·甘麻剌传》中称甘麻剌为阔阔真之子，但是在同书阔阔真传中列举她的儿子时没有提到
甘麻剌，见＇653＇ 《元史》，卷115，第2893 页；卷116，第2896—2897 页；亦见＇811＇周良霄：《蒙古选
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第43 页。
② ＇653＇见《元史》，卷119，第2498 页；卷127，第3115 页；卷130，第3163—3173 页；＇622＇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卷4，12a；＇65＇柯立夫： 《〈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69—270 页。
③ ＇653＇ 《元史》，卷130，第3173—3174 页。
④ 拉施特所述在忽邻勒台上解决争执的方式，虽然有趣但是完全不可信，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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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麻剌带头推动铁穆耳即位。同时，战功显赫的伯颜为使铁穆耳即位采取了更
强硬的姿态。据说他握剑站在大殿阶梯上，宣布忽必烈的旨意并解释为什么
①
要立铁穆耳为帝，结果是“诸王股栗，趋殿下拜”。显然伯颜和玉昔帖木儿
的威望和他们背后的强大军事和官僚机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操纵了
忽邻勒台。这些首要大臣在决定谁将成为新大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在
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预示着未来将产生许多推动新君即位的官僚。
承者》，第321 页。
⑤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3，7a。
① ＇65＇柯立夫： 《〈元史〉中的八邻部人伯颜传》，第270—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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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成就的守护者
铁穆耳 13年的统治自始即以守成为基调。作为忽必烈帝国的直接继承
者，铁穆耳汗和他的臣民一样期望成为他祖父统治模式的守护者。在 1294
年5月10日颁布的即位诏书中，新汗正式宣布他要奉行和保护忽必烈朝的成
②
规。这成为他统治期间的基本准则。
铁穆耳朝的守成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主要政府机构的官员人选和重要政策
两个方面继续保持忽必烈晚年的格局。除了赐给忽必烈朝的蒙古高官荣誉爵
号外，铁穆耳汗在他的政府中保留了忽必烈在1291年吐蕃权臣桑哥失势后为
③
缓解桑哥财政政策影响而任命的大多数中书省宰臣。完泽还担任右丞相并且
是独相，直到1298年才任命哈剌哈孙 （1257—1308年）为左丞相。
铁穆耳在位初期的首要人物完泽，主要是因为他谨慎和宽厚而不是因为
④
他的才干而成为朝廷重臣。出自著名的蒙古斡剌纳儿部的哈剌哈孙则不仅以
他的才干和正直著称，还以雅重儒术而闻名，在完泽1303年去世后，他成为
①
朝廷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铁穆耳朝初期的另一个有影响的人是康里大臣不忽
②
木。不忽木成长于宫廷中并在国子学中受到理学大师许衡（1209—1281年）
的教育，他是有元一代最有名的非汉人儒士官员。他先任平章政事，后任御
史中丞，在铁穆耳朝主要起为儒学辩护和规范朝政的作用。
这些蒙古和色目重臣得到了一群汉人官员和回回理财者的支持。汉人官
员包括何荣祖、张九思（1242—1302年）、梁德珪（1259—1304年）和何玮
（1254—1310年），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信念和政治背景。在回回理财者中，
麦术丁和阿里曾是忽必烈朝阿合马和桑哥手下的官员。但是最突出的回回人
是著名的回回大臣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的曾孙伯颜，拉施特说他
是“极尊贵、有权势的大臣”，任撒希伯底万，撒希伯底万在波斯语中通常
③
指财政大臣。显然铁穆耳是在继续奉行忽必烈保持中央行政人员的种族和思
想平衡政策。
完泽和哈剌哈孙掌管下的行政机构采取了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政策。
④
在财政方面，废除理算欠税是桑哥失势之后已经采用的政策。铁穆耳朝继续
⑤
施行这一政策，并且几次免除部分地区或全国的差发和赋税。铁穆耳汗强烈
反对为增加收入向民众征收任何额外的赋税，他于1302年下令禁止征集除赋
税定额以外的任何东西。①
在思想方面，铁穆耳的政府表现出对儒学和儒士的尊重。铁穆耳即位后
② ＇653＇ 《元史》，卷18，第381—382 页。
③ ＇653＇ 《元史》，卷112，第2803—2813 页；＇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57，13a—18a。
④ 关于完泽，见＇6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1a—2a；＇653＇ 《元史》，卷130，第3173—3174
页。
① ＇623＇苏天爵：《国朝文类》，卷25，1a—10a；＇622＇ 《元朝名臣事略》，卷4，2b—7b 。
② 关于不忽木，见＇607＇赵孟睿骸 墩悦项集》（任道斌编校），第158—162 页；＇653＇ 《元史》，卷130，
第3163—3173 页。
③ ＇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322 页。
④ ＇653＇ 《元史》，卷18，第383 页。
⑤ ＇653＇ 《元史》，卷96，第2470—2476 页。
① ＇653＇ 《元史》，卷20，第4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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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不久，即发出崇奉孔子的诏书。主要在哈剌哈孙的推动下，新建文宣王庙于
③
大都，并徙国子学于其中，同时增加了国子学的学生。哈剌哈孙与儒士关系
特别密切，据说常在裁决大政时征求儒士的意见。④
② ＇653＇ 《元史》，卷18，第386 页。
③ ＇653＇ 《元史》，卷20，第441 页；卷21，第467、471 页。
④ ＇653＇ 《元史》，卷136，第3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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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迹象
⑤
按照《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朝加上铁穆耳朝是元代的巅峰期。但是已
经有迹象表明铁穆耳朝标志着元廷衰落的开始。铁穆耳汗本人没有他祖父的
心智和身体活力，而这些对继续领导帝国是需要的。他的大臣完泽亦不是足
以替代前期领导的强有力人物。在两个人过度宽容和拖拉的管理下，政府似
乎失去了行政活力和财政平衡。官员队伍急剧膨胀。虽然朝廷和京城官员合
⑥
计定额是2600人，御史台于1294年上报官员在京城食禄者超过1万人，在
⑦
各行省则更多。 实际形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303年下令中书省淘汰所
⑧
有冗员。官府冗员的大量增加，并没有促进行政效率的改变。郑介夫在1303
年上书朝廷的《太平策》中指出：忽必烈在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要
求官员限期5天处理一般公务，限期7天处理中等公务，限期10天处理重大
公务，但是官员常用半年才能处理一件不重要的事务，要用整整一年处理一
①
件重要公务。 铁穆耳汗亦对普遍存在的官府延误政务问题深恶痛绝，他在
1294年曾为此严厉申斥中书省臣，甚至表现出对臭名昭著的桑哥时期行政效
率的怀念。②
政府受到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之风的影响，铁穆耳汗朝发生了一系列腐
败丑闻。政府高层的最大丑闻发生在1303年。在前一年，朱清（1237—1303
③
年）和张瑄 （死于1303年）被控有罪。他们曾是海盗和贩私盐的盐徒，在
宋亡时率领大量船只叛宋降元。他们利用为元廷海运粮食和私自从事海外贸
易积聚了大量财富。审判的结果是他们的全部家人都被囚禁并没收全部财
产。
对此案的调查发现朱、张二家曾向朝中的几个高官行贿。中书平章伯颜、
梁德珪、段贞、阿里浑萨里和另外四名中书省官员因为受贿在同一天被撤职。
④ ⑤
甚至完泽亦因接受朱、张贿赂而受到弹劾。 为清除腐败，盛怒的大汗诏定
⑥
赃罪为12章，并在1303年春季派遣官员调查国内7个地区的案情。他们调
查出贪官污吏18473人，获赃45865锭。这显然是一个压低了的上报数字。①
但是，大汗没有坚持消除腐败的努力。不仅完泽在这起贿赂丑闻中全然无损，
⑤ ＇653＇ 《元史》，卷93，第2352 页。
⑥ ＇628＇ 《元典章》，卷7，26a。
⑦ ＇653＇ 《元史》，卷18，第383 页。
⑧ ＇653＇ 《元史》，卷21，第447 页。
① 郑介夫的上书，见＇664＇邵远平 《元史类编》，卷25，11a—22a。关于1291 年法典的有关条文，见＇63＇
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第108—109 页。
② ＇653＇ 《元史》，卷18，第388 页。
③ 关于朱清、张瑄案，见＇514＇植松正：《关于元代江南的豪民朱清张瑄》；田汝康：《蒙古统治者与中国
海盗》。
④ ＇653＇ 《元史》卷21，第449 页。拉施特说有11 个相臣被捕，但是被国师胆巴 （1230—1303 年）所救。
他所述被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向宫廷出售珍宝的商人的贿赂。见＇407＇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
者》，第330 页。关于胆巴的调解，见＇142＇傅海波：《胆巴：汗廷中的吐蕃喇嘛》。
⑤ ＇653＇ 《元史》，卷21，第448 页。
⑥ ＇653＇ 《元史》，卷21，第449 页。赃罪12 章的条文，见＇628＇ 《元典章》，卷46，1b—2a。
① ＇653＇ 《元史》，卷21，第449、456 页。刘敏中奉使宣抚所奏呈的报告，详见＇612＇《中庵集》，卷7， 11b—21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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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因受贿而被撤职的中书省臣也在后来的两年中又被起用。 ②
官府冗员和官僚腐败只是造成贯穿元朝中后期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的部分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常年对贵族尤其是皇室成员
③
的慷慨赏赐。忽必烈慎于赏赐，对他的家族成员尤为“吝赐”。但是从铁穆
耳开始，元廷的大汗在忽必烈确定的岁赐额之外，还给皇室成员和勋臣大量
的慷慨赏赐。如此慷慨赏赐是政治的需要，由于帝位之争愈演愈烈，既要酬
劳皇室成员和勋臣，也要继续保证他们的支持。在1294年铁穆耳即位时，皇
④
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在忽必烈时期得到的岁赐额金多4倍，银多2倍。此外，
铁穆耳还为不同原因给予一些皇亲巨额特殊赏赐，如1294年给三个驸马赐银
的总数就超过了12万两。⑤
⑥
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1294年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
⑦
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 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
①
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简而言之，由于
后忽必烈时期蒙古政治特殊性质的影响，以宫廷赏赐形式出现的政治贿赂已
成为元廷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
因为铁穆耳的政府反对增加税额，除借用钞本银之外无法解决财政赤字
问题。元廷乃于1294年下令诸路平准库作为钞本贮藏的银936950两，除留
192450两作钞母外，全部运往京城，显然是支付日常开支。四年之后，又借
用了20万锭钞本。到1299年，元廷的财政形势更为恶化，花费的一半借自
②
钞本。 借用钞本又转而极大地削弱纸钞制度的信誉，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
胀，其程度远比13世纪80年代发生的通货膨胀剧烈得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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