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在发展时英国愿意适当而且合情合理地尊重该国臣民的情绪”。 当时曾
将这项保证通知了阿礼国，而且还训令他在即将进行的修约谈判中本此精神
行事。②
在取得英国方面的承诺以后，蒲安臣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取得俾斯麦的
一项保证，即北日耳曼联邦将根据北京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来处理与中国的关
系。在取得这些成就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患了肺炎，于1869年2月23日
去世。但是，该使团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和罗马，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国。
蒲安臣使团完成了出使的直接目的，因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强允诺在即
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执行一项克制的政策；可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成就却
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为这次出使花费了十六万两银子的满洲官员，结果
却认为外国人是可以用高价来进行控制的，于是他们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
刺激的反应更加迟缓了。
在就修约问题进行漫长的谈判时，英国商界人士却不遗余力地鼓吹开放
全中国，并要求在设电报、修铁路、开矿、内河航行以及居住等方面取得更
多的特权。阿礼国坚决顶住了他们所施加的压力，以温和及和解的精神进行
② 《美国对外关系，1868 年》、第1 卷第494 页。
③ 即志刚和孙家穀。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有关不列颠和中国之间关系的通讯，第1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蒲安臣
的信，1868 年12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2 号文件：克拉兰顿致阿礼国信，1868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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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在这件事情上，阿礼国曾得到克拉兰顿和有影响的贸易部常务次长马
莱特的有力的支持；后者在他于1869年5月19日提出的一份冗长意见书中，
表示拥护在中国执行一条“稳妥的路线”，以便巩固业已取得的地位，同时
①
采取道义上的影响和温和克制的态度以求得将来的发展。1869年6月4日，
克拉兰顿实际上授权阿礼国接受中国当局感到满意的无论什么样的协定，而
等到将来“再对各项条约进行一次更有利和更彻底的修订”。指令说：“你
同意接受目前你能得到的东西，女王陛下政府对此表示满意。”②
双方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实际的谈判，没有军事威胁，这是鸦片战争以来
的第一次。根据谈判结果，1869年10月23日签订了阿礼国协定：它准许中
国在香港设立领事馆；鸦片的进口税按价提高2。5％，生丝的出口税提高1
％强；并且确定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这样英国就必须同意，如果其他列强
希望取得某些权利的利益，那么就可把这些权利授予它们。其它条款包括开
放温州和芜湖，同时关闭海南岛没有用处的琼州；在进口港对从英国进口的
纺织品增收2。5％的通行税；外国人可用自备的中国式木船在内河航行；准
许汽轮船在鄱阳湖航行；外国人有条件和有限制地在中国内地有临时居住
权；中国方面同意采用一项成文的商业法法规。总而言之，该协定的各条条
款表现出彼此都有所让步。
总理衙门对于这样一个最先出现的平等的协定当然很得意，并且以为只
要双方签了字就成为定局了。伦敦的批准被看作一种形式，因为它与外国列
强前此订立的条约从来没有不被批准的。所以，总理衙门竭力促使朝廷迅速
通过该协定，特别是由于英国商界反对该协定的情绪在日益增长。③
阿礼国本人对于他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满意。他在致克拉兰顿的信中自豪
地说：“我相信人们将会发现它〔该协定〕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条约第二
十七款（或修订款）中所追求的那些目标”。阿礼国承认他之所以能取得这
些成果，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赫德的斡旋，他说：“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他
的积极干预才终于使得他们 〔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放弃以前坚
持的许多条款和向我提出我认为可以接受的那些条款，这样做即使没有好
①
处，至少也是一种可行的权宜之计。” 阿礼国得意地声称：“我们不再是
将和平的条件强加于人，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为相互的利益进行谈判。”②
可是，英国的商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在香港和中国的，都对阿礼国的
外交政策抱藐视的态度，嘲笑他关于把中国“当成一个有资格享受文明国家
①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07 号文件第 355 页。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1871 年）：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通讯，第117 号文件：克拉兰顿给阿礼国的信，
1869 年6 月4 日。
① 《中国通讯》，第1 号 （1869 年）：阿礼国致克拉兰顿信， 1869 年10 月28 日。
② 《中国通讯》，第5 号 （1871 年）第360 页：阿礼国致麦华陀信，1869 年4 月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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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权利和特权的国家”的思想。 他们竭力反对协定中的各项条款，特别反对
在香港派驻被认为是一名税务官和密探的中国领事。国会收到无数的备忘
④
录，说明反对批准该协定的理由。 外国所采取的不赞成态度更加强了商界
的反对立场。除了美国的代办卫三畏博士赞扬该协定是“和平的胜利”外，
绝大多数其他外交官们都表示冷淡，不置可否。
即使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阿礼国还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个协定，他指
出，“在此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或是西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作出过这样慷慨
的让步”，同时指出，中国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多，
①
所征收的关税也较轻。 然而，这些论证所起的作用都敌不过商界强有力的
反对立场和外国的冷淡态度联合起来的力量。继克拉兰顿担任外相的格兰维
尔勋爵断定：批准该协定将会扩大而不是减少误会和摩擦，因此于1870年7
月25日将它否决。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对中国和外国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
总理衙门觉得，它对外国的善意和对友好的国际关系这两方面的信任被
出卖了。参加谈判的人普遍感到，外国人只取而不给，谈判的条约稍不如意
就立刻不认帐。继阿礼国为公使的威妥玛认为，文祥“渴望着报复，因为我
国否决协定一事使他丢了脸和带来不便，……由于1869年的协定被推翻，
②
使馆的困难大大地增加了”。 然而，总理衙门在报告英方推翻协定一事的
奏折中，措词却出人意料的温和，毫无怨恨之意：
“而外国政令，国家柄轻，商人势重，亦其实情……随由臣等尽情驳复，
仍告以如此项新约不行，则今后办事，中外商民均不信服等语，峻词直
斥……窥其用心，只以彼所注意要求之款，如铜线、铁路、运盐、挖矿
诸大端，中国已经拒绝。即已允之条，复觉得不偿失，藉此迟回。”③
总理衙门表现出的这种克制显然是它一箭双雕策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
除
人，这样做便贬低了拒绝批准协定的重要意义 ，对外国人，则宣扬了英方
背信弃义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总理衙门对它在国际上奉行和解政策的失
败是不会大事宣扬的，而对外国人表示失望则是为了使他们处于守势。
③ 赖特： 《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82 页。
④ 关于这些备忘录的原文，可以查阅《中国通讯》、第4 号 （1870 年）和第6 号 （1870 年）。递呈词者
是对中国贸易感兴趣的伦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爱丁堡、丹地、曼彻斯特、麦克莱
斯斐尔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会。
① 《中国通讯》，第10 号 （1870 年）：阿礼国爵士对有关中国条约协定进一步意见的备忘录，1870 年5
月3 日，第9 页。
②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04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645，1873 年5 月16 日。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9 第40 页，1871 年1 月21 日。
除 了前引总理衙门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一事在《实录》、《东华录》这些
清廷文献中并无记载，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文祥、倭仁、沈葆桢、冯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
的著作中也付之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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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之事使中国和外国列强间十年来的亲善关系
毁于一旦，从而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排外主义浪潮，这是夸大其
词。排外的骚乱早在186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中国方面对英方拒绝批准协
定而表示失望的只限于一小批官吏，绝大部分民众并不知情。讲求实际的官
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在处理对外交往事务中，仍表现得认真负责。排外的
暴乱主要是由那些对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一事不知底细的小士绅们煽动起来
的。因此，很难把英方拒绝批准协定之事和排外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过英
方的行为肯定加深了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贪婪、行动捉摸不定的看法。如
果说，蒲安臣的出使助长了中国方面的自满，那么，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则
又一次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可信赖的程度的猜疑。这两件事对中西关系同
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②
1870年的天津教案
甚至在蒲安臣正在美国游历并邀请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
每个山头上”时，反基督教的活动已在全中国境内爆发了。作为一种异端信
仰的基督教是和儒家学说相对立的，它让男女教徒混杂集会礼拜的作法又和
中国的习俗背道而驰，因此关于教堂伤风败俗的谣言四起 （见上卷第十一
章）。教会偏袒中国教徒以及建筑教堂时不顾历来尊崇的风水观念，这都激
①
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屡见不鲜，而由绅士们煽动的反教
活动也时有所闻。这些活动招来了外国外交代表们即时的报复。他们（包括
阿礼国）觉得，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必然是“严重丧失在东方不得不赖
以办事的威信和影响”。于是在1868年8月，当扬州的一群暴民抢劫并焚
毁了中华内地会新建成的布道所后，阿礼国便派领事麦华佗和四艘兵船前往
南京，迫使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的地方官撤职，并赔偿损失。此外，1868年11
月当台湾暴民蓄意打破外国商人对樟脑的垄断而对他们发起攻击时，英国的
译员吉必勋和海军上尉格登便炸毁了中国设在安平的一座军事设施，并索取
赔款四万两白银。这类行动奏效迅速，但总是更加激起公众的情绪，引起仇
外心理。就连伦敦当局也认为阿礼国…麦华佗的行动违背了英国的政策，宣
②
称吉必勋…格登的行为“应受指摘”，是“轻率的和不可原谅的”。
1870年，天津是一次重大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发难地。天津成为这次事件
爆发的现场并不偶然，因为它曾两次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一次为1858年谈
② 芮玛丽的《同治中兴》（第299 页）指出：“如果说收复安庆和设立总理衙门标志了中兴的开始，那么，
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和天津教案则标志了中兴的结束。”
① 关于教会问题的优秀著作，可参阅科恩：《中国和基督教》，第3 — 7 章。
② 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0 第3 — 4 期（1957 年12 月）第482—483、
488、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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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天津条约时，另一次为1860年谈判北京条约时。甚至在和约签订之后，
一部分英法军队仍驻扎在大沽，一直到1865年才撤走。外国军队的存在总
是引起愤激的原因，加上法国方面又火上添油，在1860年占据了天津的皇
③
家离宫作为领事馆。1869年，在一座破庙的旧址上建立了维多利亚圣母院
的教堂和育婴堂。由于中国人很少把孤儿送到这所外国人办的机构，修女们
便订出办法，为每名收养儿童付出一笔奖金，这样就鼓励那些称为“儿童贩
子”的坏蛋去拐骗儿童。这种奖金规定以及高死亡率（因为修女们特别愿意
为生病和垂死儿童行洗礼），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谣言广为传播，
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深宅大院内对儿童施行魔法，砍掉他们的四肢，并将他们
的心脏和眼睛挖去制药。
1870年，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对该育婴堂进行了调查，查明这些不着边际
的指控并非事实。后来，好斗的法国公使丰大业和他的一等秘书突然持枪而
至，要求为修女们平反。当他看到暴徒而地方官竟无力驱散时，他一怒之下
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