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一枪，虽未击中该地方官，却击毙了他的侍役。这群暴徒为了报复便杀
死丰大业和他的助手，焚烧了教堂和育婴堂。被杀死的有十名修女、两名牧
师、两名法国官员和三名俄国商人，还有四座英、美教堂被捣毁。这次危机
使十年来的亲善和合作顷刻付诸东流。外国炮舰迅速开到天津，同时七个国
家的公使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清廷委派它德高望重的臣仆、那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彻查这一案
件。年迈多病的曾国藩接受这项艰巨任务后，不料发现形势远比他所预期的
更棘手。法国代办要求将仇外最凶的陈国瑞将军以及天津知府和知县都处
死，而保守的中国官员和士子文人则吵嚷着反对作任何让步或安抚。在这种
紧急情况下，曾国藩表现了非凡的正直和胆略。他不是一心求稳以迎合公众
的情绪，而是甘冒政治风险提出一个必须弄清该案是非的无所偏袒的意见，
他劝说清廷必须首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它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
的案件中去。曾国藩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他们并
非拐骗而来，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自愿送来的。他请求清廷发布辟谣声明，证
明并无虐待儿童之事，以此恢复修女们的名誉。
为了解决这一纠纷，曾国藩建议将道台和天津的知府、知县撤职；将十
五名元凶处死，另外二十一人流放。曾国藩主张，如果法方仍不满意，还可
考虑加重处罚。
保守派当即谴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
手书对联付之一炬；大学士倭仁嘲笑曾国藩在处刑问题上和法方讨价还价的
思想。清廷也认为曾国藩的建议难以接受。正当这时，驻武昌总督李鸿章提
出了一个比较合意的解决办法，即建议将八人处死，十二人充军。李鸿章被
调来天津接办此案，曾国藩则被派为驻南京总督。曾国藩深感个人不称职，
③ 即望海楼。
… Page 81…
同时又不断受到保守派的谴责，因而灰心丧气。他在致友人书中说，他“外
惭清议，内疚神明”。
幸运的是，法国在中国表现的好斗精神因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而得到缓
和。李鸿章迅速将此事予以解决，他同意赔款四十万两；派一个使团前往法
国道歉；将天津知府和知县充军；八名肇事者处以死刑，二十五名送往边疆
服苦役。崇厚率领的赔罪使团来到法国后，不料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
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总理衙门于是命令崇厚回国。可是，当他行
抵纽约时又被召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1871年11月23日在凡尔
赛宫接见他时宣称：法国对处决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
和平和秩序。随着梯也尔接受了中国皇帝的道歉信，这一事件便告正式结
束。①
觐见问题，1873年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1861年时驻在北京，但是他们仍被拒绝觐见幼帝。
恭亲王曾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
然外国代表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才五岁的皇帝
见面不可，但他们仍争辩说，一再推迟觐见乃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当然，
中国方面之所以拖延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头礼，而这是和中国之为天下共
主的神话以及古已有之的纳贡制格格不入的。
总理衙门的策略使觐见问题延了期，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
1867年秘密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该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
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声称，与恭
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交代表另有所获。至于皇帝
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统治者的礼
节。曾国藩则坚持，康熙帝（1662—1722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
敌国，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
位的敌国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可是，也有不少保守的官员争
辩说，中国不应为了外国人的方便而改变它的制度规矩。
1872年，皇帝已经成年大婚，但是外交官们都未被邀参与盛典；这便回
避了礼宾问题。1873年2月新帝宣布亲政，外国代表又一次提出觐见的要求。
总理衙门看到不能将这个问题再事拖延，便和外交官们专就履行适当礼节问
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外国代表入觐时可以行鞠躬礼而不必叩头了。
1873年6月27日，星期日，外国的外交官们在这天上午五点三十分钟
就集合，但直到上午九点钟才在紫光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此时在北京交换
① 毕乃德：《1870—1871 年崇厚出使法国》，载《南开社会经济季刊》，卷8 第3 期 （1935 年10 月）第
633—647 页。
… Page 82…
1871年条约批准书的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乘机显示了他掌握西方外交的
才能，同时坚持他是大使级，接见时理应先于西方的公使，这样才能维护日
本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平等地位。因此他第一个受到接见，随后俄国、美国、
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以及德国的翻译官按资历依次晋见。他们都将本国
的国书放置御案上；皇帝通过恭亲王之口对使臣们所代表的各国元首表达了
他的敦睦之谊。西方外交官们等待了十二年之久的这次觐见礼的全部过程只
①
用了半小时。 这次觐见有负厚望，尤其是当外国代表们后来得知他们被接
见的那个紫光阁就是接见贡使之地的时候，就更是大失所望了。②
马嘉理事件，1875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欧洲部分地由于关税战而造成的大萧条，给
1872年以后一直衰退的对华贸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打开贸易局面，英
国方面又重新提出了通过建筑和开辟一条由缅甸通往云南和长江上游的铁
路和贸易路线以打开通往中国内地的后门的老方案。
一位从印度军队中退休的军官理查德·斯普莱上尉曾于1858年首先提
出这个主张，以抗衡俄国从西北及美国横渡太平洋而来的竞争。伦敦方面反
应冷淡，但是斯普莱不屈不挠地向每一届新任外相提出这个建议。1859年任
外相的鲁塞尔勋爵指出，“斯普莱是一位喜欢胡思乱想的空想家，……他的
③
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然而不切实际”。 外交部门确信，
这样从后门闯入的作法只会制造麻烦，不会带来商业上的好处。1874年，高
级官员中唯一对该计划抱有幻想的索耳兹伯里勋爵执掌了狄斯累里外交部
中的印度部，他命令印度政府对提议的这条路线进行勘查，并请求外交部指
示驻北京的公使争取中国的许可，以便从缅甸派遣一个探路队进入中国。
虽然采取这条路线进行通商的可能性令人怀疑，但是威妥玛发现中国政
府很痛快地同意其请求，并允许英方副领事、二十八岁的马嘉理沿长江上
溯，前往迎接该探路队。马嘉理虽然知道中缅边界有一帮出没不定的人对外
国人怀有敌意，同时尽管有中国当地官员对他的警告，但他仍冒险前往边境
上的八莫，等待来自缅甸的探路队。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就在该地遭
到伏击而被杀害。
虽然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冒险而置身于危险之地，所
在国是没有责任的，但是英国政府却执拗地要中国方面负责，并指令威妥玛
① 《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第1 号， （1874 年）：《有关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国代表在北京觐见中
国皇帝的通讯》
② 例如1839—1843 年、1845—1848 年、以及1864 年的贡使接见都是在这里。见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
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第262 页。
③ 见佩尔科维茨：《中国通和英国外交部》，第115 页所引《外交部档案》，17/470，1859 年11 月22 日。
… Page 83…
向中国索取赔偿。奉令后劲头十足的威妥玛要求彻查这一谋杀案，抚恤死者
家属，另派一个勘路队，并对署理云贵总督（肇事地点即在他的治下）进行
惩处。他还就觐见的程序、过境税、对外国外交官的礼遇以及派使团前往英
国道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节外生枝的要求。北京答应调查此案并同意赔款，
但对其他问题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威妥玛急不可耐地将使馆人员撤到上海；
这时盛传他已和俄国公使达成一项盟约，说英国要从印度调来军队，而俄国
将从伊犁出兵，威妥玛则在谣言声中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
为了避免关系破裂，1875年8月29日清廷下令派遣郭嵩焘率领使团去
英国道歉，并派赫德前往上海劝说威妥玛恢复谈判。赫德机灵地吓唬威妥玛
说，郭嵩焘可能在伦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取消威妥玛一切邀功请赏
的机会，这时英国公使才同意和李鸿章在烟台的避暑地会晤。1876年9月13
日，烟台条约的缔结使马嘉理事件获得解决。条约的第一部分规定派遣一个
使团前往英国道歉，并向死者家属赔款二十万两白银。第二部分规定应制定
有关中国政府和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条款。第三部分规定开辟四个新的通
商口岸，并限定通商口岸应为豁免厘金税的区域。可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
直到1885年英国政府才批准这个条约，反对来自以下几方面：（1）美、德、
法、俄各国，它们都批评英国采取单方面行动； （2）英国商界，它争取全
部取消厘金税； （3）印度政府，它反对提高鸦片税。
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使团变成了中国派
驻海外的第一个中国使馆。郭嵩焘是李鸿章的朋友，时年六十，思想开明，
他在赴英国前，曾被授予兵部侍郎的官职。当他于1877年2月8日向维多
利亚女王呈递了清帝的道歉信以后，便在伦敦设立了中国公使馆。两年后，
在巴黎、柏林、西班牙、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也设立了使馆。到 1880
年时，中国才姗姗来迟地进入了国际大家庭。
中国对西方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迟迟作出对等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以下
几个原因。从制度上说，它从不向国外派遣永久性的常驻使团，而只派遣过
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它们在国势强盛时出去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
朝贡国，而在国势衰弱时出去向夷狄种姓求和或与之结盟。从心理上说，大
多数满洲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蒲安
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
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
了玷污。当一位大学士被问及“当今正直之士何人擅长办理外务？”时，他
①
回答说：“岂有正直之士热心于外务者？”御史、翰林以及保守的绅士和
官吏们总是反复强调，历史上总是用夏变夷，没有用夷变夏的。他们鼓吹保
守主义，反对现代化，指责对外交往为有失体统。这种保守的气氛和心理上
的惰性是如此强大，致使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
① 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 年》，第202 页。
… Page 84…
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
… Page 85…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
“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
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
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
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
①
义务” 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
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
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
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
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
（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
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
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
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
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