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和整个家族的败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财子寿》中的玉梅这一人物，不论是从其性格还是自身的遭遇来说，都更像一个作为“牺牲”的“无辜的羔羊”。未出嫁以前，玉梅家曾是当地“相当有名望的富豪”，只不过因为两位兄长吸食鸦片而把家产败坏干净，导致了家庭的衰颓。而她本人原是一个体格健壮、性情温顺的女孩，被家庭败落所累才错过了婚期，只好嫁给“福寿堂”的主人周海文做继室。应该说即使如此，玉梅的人生境遇要比淑眉、翠竹和罔市们好得多。她毕竟从小被人唤作“小姐”，而不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也没有被迫去做歌女、舞女等等，靠出卖自己勉强生存，虽然家境的衰颓使她嫁给了已经有两个儿子、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周海文做了继室。在一般人心目中，她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太太的生活。但是，家族的急剧衰颓使她过早地迷信于命运的力量，而长期受到的封建礼教的熏陶又把她“培育”成了胆小怕事、只会安分守己的“淑女”。这种过于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和委曲求全的性格，嫁到周家以后更是发展到极端。
小说尽管没有正面表现玉梅娘家的家庭状况，但从小说文本提供的信息来看，她们家与那种典型的中国旧式封建大家族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即使在其鼎盛时期，玉梅本人可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生活，却不大可能见识过封建大家族里面的尔虞我诈与勾心斗角的场面；后来玉梅家走向了衰落，玉梅与母亲等人整天用自己的双手以编大甲帽为生，那也只是整天关在家里做活，很少经历社会上的风风雨雨。旧式的传统教育几乎把妇女完全幽闭在家庭内部，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幽闭的生活方式对于处在社会中等地位的妇女所发生的作用最大。小说描写道，虽然结婚的时日已经不短，但她在自己的丈夫面前，仍然怀着一种坚固的自卑感和恐惧心理。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玉梅终日不在丈夫的面前露脸，东忙忙西摸摸，好像很忙似地在家里乱跑”。她甚至不敢正面看一眼丈夫的脸，碰见丈夫也只是低头无语。因为在她心目中，“丈夫是个伟大的有钱人，总觉得自己有高攀的胆怯感”。——我们发现，尽管名义上她是周家的太太，但实际的地位却形同女婢。首先，她没有任何经济权，甚至连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用钱，她都不敢去向丈夫索要。即使是怀孕以后，她的身体有些不舒服，也不过是自己到田里找些药草来喝，而不敢向丈夫要一点钱买药治病。这种近乎自虐般的行为，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下去；其次，虽然身为太太，但玉梅在整个家庭中却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惟丈夫的命令是从。在丈夫的专横压制下，她自己的那一点点可怜的主张与个性也丧失殆尽。
但是，温顺内向的玉梅却有着丰富细腻而强烈的心理情感体验，它们不可能完全与传统礼教的规范、也就是玉梅本人在理智上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完全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导致了玉梅剧烈尖锐的心理冲突，直至造成了她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失常。一方面，作为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和贵族小姐的身份，她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公和所受到的所有屈辱，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刻骨铭心的体验，另一方面，从小所受到的知书达礼、恪守妇德的文化熏陶，以及自己人生经历的相对单一等等，都使她几乎丧失了起码的抗争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得不到丈夫的起码关爱，在那个污七八糟的封建家庭中走向精神崩溃。而等待着她的，也必然是被丈夫抛弃的可怜命运。
尤其令人可悲的是，女性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正是男权专制统治造成了她们不幸的命运，男人的贪婪与喜新厌旧才是她们悲苦与不幸的根源，相反，却抽刀砍向比自己更卑弱的同类。而善于挑起女性之间的同类相残，正是男性专制统治者们惯用的伎俩。在妻妾们的勾心斗角和争风吃醋中，那个躲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的男性成了最大的渔翁得利者。《财子寿》中的另一个女性秋香，作为出身下层又稍有姿色的年轻女性，显然从小就懂得了什么叫不择手段和寡廉鲜耻。正是在男权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秋香早就被欺凌到了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的可悲境地，她只有利用自己的身体来向男权社会抗争，也只有利用自己的身体得过且过。但秋香愤怒的以恶抗恶式的抗争，对于强大的男权统治者周海文来说，可谓毫发未损，却直接摧毁了她的同类、善良无辜的玉梅。因为在她面前，懦弱而善良、纯洁得像“白痴”一样的玉梅，简直就成了等待宰割的羔羊。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秋香的命运都是令人同情的。七年前她在“福寿堂”做下女时被主人周海文占有，被发觉怀孕后又被残忍地赶出家门，远嫁他乡。秋香在这期间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在这七年中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是不言而喻的。而秋香如果稍微有点理性，她就会清楚自己真正怨恨的应该是谁。正是主人周海文对她的始乱终弃，才导致了秋香一连串的厄运。七年后秋香又回到“福寿堂”来“复仇”，但她却把报复的利刃刺向了无辜而柔弱的、现在的“夫人”玉梅。——不过仔细分析起来，秋香的选择恰恰是她在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面前学会的生存之道与“斗争”策略。因为面对处于强势的周海文，秋香深知连他的一根汗毛也是动不了的。但是，从她再次踏进“福寿堂”的大门那一天起，凭着直觉她就断定了玉梅的软弱可欺，因此越发肆无忌惮。而且，她从周海文看她的眼神中，完全了解他对自己身体的欲望；更何况她早已学会了如何与这样的男人周旋。秋香很快与曾侮辱过自己的海文“旧情复燃”，并利用周海文对自己的纵容，把周家闹了个天翻地覆。由于生性懦弱的玉梅分娩在即，无法再过问家务，秋香趁机反客为主、“大权独揽”，她以女主人的姿态指挥着下女素珠做饭做菜，“溪河从镇上采购许多鲜鱼、猪肉等回来时，只拿出来给海文和孩子们享用，然后就偷偷藏在柜子里并上锁，供自己与小孩食用”。却只给怀孕中极需营养的玉梅吃些残羹冷炙和青菜，后来干脆连残羹冷炙也没有了。身为太太的玉梅在自己家里，却受到了下女们的虐待而最终精神疯狂。
其实，如果玉梅稍微具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和生存策略，如果她能够在秋香面前稍稍强硬一点，在丈夫面前能够保持一点点最后的个性；如果她不是仅仅独吞苦果而有泪只往肚里咽，她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但是，玉梅从小所受到的教育熏陶，她那极端懦弱内向的性格，以及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恐惧，都使她即使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和非人的虐待时，不敢稍微有所反抗的表示。但她恐怕没有想到，她越是软弱退让，越是在丈夫面前表现得畏畏缩缩，自己在周家的地位就越是不稳固。她内心激烈的冲突终于导致自己神经失常，最终也被丈夫那么轻而易举地赶出了家门。
而这又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为什么同样身为被压迫者与被侮辱者的秋香，对自己的姐妹玉梅却如此屡屡下狠手，甚至缺乏那么一点点同情心呢？秋香自己早年被周海文侮辱，现在又把另一个与她七年前一样懵懂无知的素珠推到了主人面前，看着她眼睁睁地跳入了火坑，步入自己的后尘。不幸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经历，没有唤醒她心灵深处的良知，却把秋香原本淳朴的天性给“熏”黑了，她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不择手段者。秋香的性格异化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古代文化和文学作品中的“恶妇”形象。在长期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中，她只能以畸形的方式来反抗主流社会的压迫，争得自己的生存。但为了获得起码的生存，她们却付出了自己的廉耻和良知作为代价。秋香一类人物的悲剧，说到底仍然是男权社会压迫的悲剧。
事实上，在“福寿堂”里的几个女人之间的争斗中，她们谁也没有胜者：玉梅成了最大的无辜受害者，而秋香和素珠也各自品尝到了相互倾轧和争风吃醋的后果。秋香看似一度占了上风，但她不过是再次沦为海文的玩物而已。周海文之所以没有立即将秋香赶走，也是看中了秋香的这点“可用”之处。秋香最后的“不辞而别”，也是看透周海文本质后的一种明智选择。在小说的结尾处，素珠又面临着被“远嫁”他乡的命运了，她将为自己因贪慕虚荣、意志薄弱而造成的行为不检点，将为自己成为秋香的帮凶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这场冲突中最大的受益者却是躲在幕后的男主人周海文。他不但同时占有了三个女人的身体，而且牢牢地俘获了她们的灵魂。周家虽然发生了一系列变故，但这对他本人来说，却都不能算是坏事。妻子玉梅虽然不堪虐待而疯狂了，但这正好可以给他休掉玉梅的借口。正如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意外”得到了保险收入一样，第二任妻子玉梅的离开，无疑给了他可以公开地招妻纳妾的借口。对他来说惟一的损失或许就是秋香趁着老太太去世、太太玉梅发疯、家里乱哄哄的时机偷走了抽屉里的八十块钱。周海文机关算尽，却还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这小小的八十元钱，已足以让守财奴般的周海文心疼一段时间了。
小说的一个细节，在笔者看来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秋香和素珠为着一个装有零花钱的抽屉钥匙而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这是周海文故意笼络她们的一个圈套，抽屉里的几十块零花钱不过是钓住她们的鱼饵罢了。愚蠢的女人们还在为这点蝇头小利和主人的“信任”而争个不止，实在可笑之至。只有在“福寿堂”当了几十年佣工的老溪河，用一双冷眼洞察着这一切，嘲笑着可怜的女人们，但他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实际上，为了向主子争宠，奴才之间互相争斗，恰恰是高高在上的主子们最希望看到或者刻意设计的情境之一，这是一切专制极权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并非单单体现在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在这里，吕赫若与五四文化先驱们一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东方式的极权专制这一传统文化最本质的内核上。
第二节 女性悲剧与殖民地苦难
相对于拥有社会统治权和占据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男性来说，女性无疑承担着更多的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女性原本是大地，是母亲，是这个世界柔弱而坚强的最后支撑者。但在男权社会的统治下，她们却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和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因而也承担了更多的苦难与不幸，成为可怜无助的弱势群体。因此，社会的任何动荡与不幸，最终都会转嫁到这些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身上。
身处殖民高压下的台湾女性，承受的是传统封建礼教和殖民统治的双重压迫；尽管殖民压迫对女性的戕害，远不如传统封建社会的性别压迫那样直接而突出，但透过吕赫若笔下的那一个个女性悲剧，我们依然可以勾勒出殖民统治盘根错节地与传统社会的性别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大致轮廓；而那些寄托着作者审美理想的、于坚忍中默默承担着苦难的命运，于沉默中积蓄着反抗力量的东方女性形象，则可以看作日据时期整个台湾人民的象征。
一、殖民压迫与女性悲剧
在吕赫若笔下的那些女性形象中，命运最为悲惨的恐怕要数《暴风雨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罔市了。因为家里贫困，罔市五岁的时候就被抱到农民老松家，成为他的童养妻，二十岁时与老松结为夫妻。她从小就被迫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吃苦耐劳不算，罔市心灵中还有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从十九岁那年起，她就被地主宝财强行奸污。而宝财则利用罔市胆小怕事的心理，威胁着她说：“照我的意思做，你就有一大片随时可以耕种的佃田，否则，只好把田收回来了。”利用着地主的权威，他一次次地占有罔市。而罔市在这样的厄运面前，却不敢反抗和声张，只能独自饮泪。她多次动起了自杀的念头，但是想到自己死后田地就要被宝财收回，又想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总是下不了那个决心。当自己家里的田地因为突发洪水而差不多颗粒无收时，宝财先是甜言蜜语地答应给她家减租，后来却又出尔反尔，要抢走罔市家仅有的“财产”——两头猪，罔市的怒火终于如火山般爆发了出来。但她同宝财的争执只不过是拿鸡蛋碰石头，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罔市变得如此“不近情理”。罔市在绝望之中愤而自杀，死后却逃脱不了被人误解和讥笑的厄运，连自己的丈夫老松也一度怨恨于她。很显然，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经济上遭受的残酷压榨、地主老财一类男性统治者的凌辱，几千年以来传统封建礼教的身心戕害，都是罔市人生悲剧的原因所在。但宝财在威胁罔市时所说的：“我儿子在内地（按：指日本国内）读大学，对法律清楚得很，知道吧！”——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足以让我们意识到：殖民当局的法律原来是和宝财们融为一体的，而宝财们在现代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
另一篇小说《月夜》中的那位换了八个妻子，卑鄙到以结婚、离婚作为玩弄女性、敛取钱财之手段的翠竹的丈夫，作者对其虽然只是几笔带过，但在涉及他出场的寥寥数笔之中，一个“国民服穿得笔挺”、“走在时代前端”的殖民地奴才形象，已跃然纸上。很显然，这样一个厚颜无耻之徒，是不可能不信奉“识务者为俊杰”的人生哲学而不遗余力地紧跟殖民当局的“形势”的。也正因为他有着“在此镇的青果公司做会计”的社会背景，受着殖民当局的庇护，才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横行乡里，无法无天。——他实在是精明过人，在利用殖民当局的统治为自己作挡箭牌的同时，又巧妙地拉过传统的封建礼教为自己的丑恶行径作遮羞布。而遭受他凌辱与欺骗的、包括翠竹在内的那八个女性及她们的娘家，就只能忍气吞声欲哭无泪了。因为在那样一个豺狼当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