龃�1942—1944年三年期间的日记，但对我们了解吕赫若的文学思想、艺术观念以及皇民化时期真实的思想状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引用的吕赫若日记，承蒙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先生惠寄，在此谨表谢意。这样的艺术气魄，明显地透露出一种博采众家、转益多师为吾师的大家风范。可以设想，如果造物主能够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和的社会生活环境，让他充分地实践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这位视野开阔、极具艺术潜质的作家，其文学前程将是很难限量的。
第一节 走向左翼文学
吕赫若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心向仪之并努力在小说创作中身践力行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文艺理论观念。事实上，不论他自觉的文学主张还是其具体的小说创作，都明显地带有左翼文艺理论一再强调的，鲜明而进步的政治倾向与强烈的现实关切等特点。吕赫若的左翼文学主张，是与他整个的左翼社会观、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与他叛逆的个性不可分割。只要对当时的殖民地社会现实和吕赫若的个性稍稍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他走向左翼文学道路，绝对是一种必然。但吕赫若又与那些激进和狭隘的“普罗”文学家们有着明显区别，他的艺术天赋与才华，他的宽阔的文学视野，使他避免了某些左翼文学家们口号化、公式化的艺术缺陷。
一、知识储备：殖民教育的悖反性
由于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处心积虑地要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抗心理，他们从培养台湾人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入手，试图让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百姓彻底“脱胎换骨”，成为大和民族的“顺民”。因而在当时的台湾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中，殖民当局都大力推广日文教育。在这种殖民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环境下，吕赫若从小学到师范学校，所接受的都是这种日文教育。与其他所有的学生一样，吕赫若听的读的写的，都离不开日语。日语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一语言，而汉语则沦落为第二语言（“外语”）的位置。吕赫若是在师范学校就读二年级时，学校当局才象征性地开设了一些汉文课程，但相对于日语的大量课程设置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吕赫若最早大量接触的，都是些日本书籍与杂志，而促使吕赫若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也是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
这虽然是彻头彻尾的殖民教育，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吕赫若正是在殖民政府的强化教育政策下，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迅速地熟练掌握了日语这门语言的。这不仅帮助吕赫若对大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使他没有语言障碍地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潮，使得年轻的吕赫若在思想文化领域很快就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崭新脉搏。
而如果我们具备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就会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日本，对中国来说不仅仅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而且还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了解世界、尤其是体现着世界发展趋向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与渠道。实际上，近现代史上的日本始终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的急先锋。特别是经过“求知识于世界”、“实行前所未有之变革”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革新，其国力也迅速崛起。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引进西方文明的广度与深度，都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相比的。西方社会各种崭新的思潮与文化流派，差不多同时都被译介到日本，并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因此，对于急欲了解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确成了直接而便利的窗口。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得是非常明确的。如当时的江苏松江知府浦子潼就主张：“远之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而康有为在其所著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也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更有人不无讥讽地说，当时时人所学的，“名为西学，实倭学也”罗厚立：《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8日。。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计其数的文化先驱，大都是通过日本这扇“窗口”了解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而包括吕赫若在内的台湾现代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的特殊文化地理环境中，当然可以更方便地通过这扇“窗口”，接触到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潮了。
据说吕赫若十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大量阅读日文杂志。他在台中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到当时的台中市政府对面的一家日文书店里阅读《改造》、《资本主义的诡计》（山川均著）、《贫乏物语》（河上肇著）等书籍，《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9页。这些书籍，大都是日本左翼社会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由此产生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就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面对在日本流行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吕赫若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著作、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左翼文艺作品“一见如故”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深刻矛盾与潜在危机，并把摧毁资本主义统治、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寄托在当时的弱势群体与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一崭新而富有创见性的革命学说，的确使天性充满叛逆、并长期在内心深处积蓄着反抗情绪的吕赫若眼界大开。如同在黑夜中蜗行摸索的行人，突然看到远处照亮道路的灯火一样，眼前为之一亮。吕赫若的确应感到振奋，他终于为自己的人生之路找到了一个根本的方向。应当承认，作为一名日本殖民政府治下的台湾人，吕赫若尽管被迫接受了全套的日本式教育，但以他的叛逆个性而言，不可能不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潜藏着一种深刻的愤懑与不满（这可以由他的《牛车》等作品为证）。那么，他被当时曾经在日本“内地”一度风行的左翼社会思潮与文艺理论所深深吸引，又何尝不是自己内心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呢？或者说，吕赫若长期积郁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反抗情绪，通过对左翼社会思潮与文艺理论的大量接受，也就是通过被殖民政府所认可的合法渠道宣泄了出来。
而这恐怕也是精于算计的日本殖民政府没有意料到的：他们的殖民教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刺向台湾普通百姓的同时也刺向了自己的殖民统治。首先，我们不应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由于当时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内都要比台湾本土领先许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殖民当局在对台湾人民实行经济侵略和政治高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明显地带有殖民主义的畸形特征），加速了台湾本土的现代化（也可称之为“近代化”）进程。甚至也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社会的一些先进的思想文化观念也传送了过来。而且由于这些西方现代观念是彼此关联互为纽带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现代观念里必然包含着诸如平等、自由等体现着“人的解放”性质的内容。不管他们是多么虚伪和不情愿，当时包括日本殖民政府在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统治阶层，并没有完全反对乃至放弃“自由”、“平等”一类冠冕堂皇的口号。但是，高唱着“自由”、“平等”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来说，当时的日本也可以被称之为“西方列强”之一了）却积极对外扩张，并对殖民地实行残酷的高压统治。——只要稍具理性与独立思考的人，就能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正是那些通过殖民政府的强化教育而接受了现代文明并觉醒了的、从殖民地上逐渐站立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最先走向了反叛殖民统治的抗争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台湾殖民政府的强化教育也恰恰造就了一批最终会成为殖民统治掘墓人的“叛逆者”，恐怕不为过分。而在20世纪日新月异、风云变幻的世界大背景下，日本殖民统治者们显然也非常清楚，如果他们一意推行愚民教育的殖民政策，实际上又早已寸步难行，但他们推行的殖民教育，实在是事与愿违的。这样，日本殖民政府实际上陷入到了难以摆脱的“两难困境”之中。殖民者们可能什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末日会来得这么快。
二、盗得“普罗”文艺的天火
吕赫若的文学主张，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作者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篇文艺论文中，如《关于诗的感想》、《两种空气》、《旧又新的事物》和《我思我想》等文章，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出来。吕赫若在这几篇文章中，一再强调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性质与阶级属性：“我们必须要牢记，艺术离开了阶级的利害是无法存在的，而且无法有所发展。……如果文学要忘却社会性与阶级性，我们就必须要将艺术史全部烧毁，再随意创造出新的艺术史吧。”吕赫若：《旧又新的事物》，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6—559页。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吕赫若坚决反对任何关于文学艺术具有超阶级性、超社会历史性的学说。在他看来，所谓完全“纯粹”而“独立”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在《旧又新的事物》一文中，吕赫若还援引了卡尔·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著名论断，来说明古希腊神话之所以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至今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们，原因绝非是古希腊神话是一种所谓的纯粹艺术，相反，而是古希腊神话中“所充满的社会性才对我们有无限的魅力”同①，第558页。。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讥讽那些坚持文学艺术具有超阶级性、超社会历史性观点的人，其实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资本家等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待文学艺术：“不只是艺术，一般有意识形态的超……性，纯粹性的观念，都是属于资本家的观念。”在他看来，因为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在不断地上升，也就是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所以他们往往要主张“超阶级”吕赫若：《旧又新的事物》，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6页。了。
左翼文学理论，又称之为“普罗”文艺理论，它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强调社会现实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这也是吕赫若文学观念的重要特点。笔者认为，吕赫若对诗歌特性的独特认识与把握，最为突出地体现了他的这一左翼文学观。我们看到，在《关于诗的感想》一文中，吕赫若首先驳斥了那种认为诗歌完全脱离现实，只属于“观念界”、“幻想界”层面的主张。在他看来，诗歌既然是由“将吾人情绪之波与感情直接表现出来”而产生的，那么“认为它是‘观念界’‘幻想界’的想法就不对了。”因为“所谓情绪之波与感情，都是站立在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上，所以应该不会没有生活描写”。在吕赫若看来，诗歌中抒发的情感既然直接来自于具体可感的现实生活，那么它与现实生活的血肉关联就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客观生活本身，诗歌及其所抒发的情感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在吕赫若看来，诗人由现实生活中升华而生的情感，不应该仅仅是个人一己之情感，而应该包含时代、社会与阶级的广阔内容。吕赫若主张诗人应走出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去歌咏那些“更有价值的情绪感情”。而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情绪感情”呢？他引用当时的文学评论家森山启的观点说：“（与所有的艺术、科学等皆同）诗中有表现价值的东西，经常是与一定的社会阶级之‘必要’相结合的生活感情。……为了实现特定社会阶级历史性进步的任务，诗人感情的波涛，越能涌出，那种感情表现在诗里的价值就越高。”这里的“特定社会阶级”，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无产阶级”这个字眼儿的。吕赫若：《关于诗的感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50页。也就是说，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历史的进步与变革摇旗呐喊；诗人们应该把无产阶级及广大劳苦大众的情感与呼声，浓缩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这些观点虽然只是针对诗歌而发的，但对于我们全面把握吕赫若的文学观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吕赫若深深地服膺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艺术是认识现实的特殊形式”的观点，并由此进一步体会到了文学艺术庄严、神圣的性质，以及文艺家们那严肃、认真的社会使命感。在《两种空气》这篇文章中，吕赫若将当时的台湾文学界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艺术氛围，实际上也是两类完全相反的文艺工作者：一种是完全沉醉、满足于“文学青年气氛”中的人，他们在文学观念上一味追求时髦与新奇，“极端讨厌艺术是为了什么的艺术之问题，只视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如命”。而他们的表现内容，“除了酒、酒家、恋爱外，找不出一丁点的价值”。吕赫若对这一类“文学青年”表达了高度的蔑视，并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在他眼中，这些人连日常生活都表现得“阴阳怪气”，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当时社会上那些“故意撕裂衣服、披上毛巾、下作木屐打扮”的自我陶醉的中学生们并无二致；另一类则是“朴实地执着要从事真正的文学，没有虚荣的自我满足，穷其一生都要努力探究文学的人”，在吕赫若看来，这一类人才“经常能掌握住艺术、文学的本质”，他们是真正“从生活中出发”的一类人，代表着“进步的”文艺方向，而只有他们，才真正推动着台湾文学向前发展。吕赫若：《两种空气》，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