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留下来当老师？就是你的导师的行政地位越高，你就越有可能留下来，你导师是院长，就比副院长可能性大，导师是系主任，比副系主任的学生的可能性就大。那这样的话，所有的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奔着什么？谁的官大我就报谁的研究生，一个教授水平高，没有行政职务，招研究生都有困难，所以这时候就迫使好多人都混个一官半职，有个行政职务，至少当个教研室主任，然后你才能够带学生。
如果我们废除了近亲繁殖，假如我这个院系现在招一个人，有10个人报名，全是外来的，大家想一想我最可能用什么标准？就是你的真实水平，你的学术水平，我不会考虑说，你那导师是哪一个学院的院长，我考虑那个干嘛？我就会按照学术水平，你最能有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你的学术水平越高，可能性越大。而这个可能性又与你导师的学术水平联系在一块，你的导师的学术水平越高，才可能使你的学术水平越高，所以你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你就会选真正有水平的导师，而不是行政职务高的导师，这个官本位就会打破了。优秀的学者没有必要去奔着那个一官半职，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不留本院系的学生。这是我要讲的，就是大学选拔激励老师这是一个核心制度，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们选上的老师，本身就不优秀的，他只是把学校当作一个就业的地方，而不是追求高深学问，探索真理的一个地方，那这学校所有我们说的学术自由都是谈不到的。
主持人：谢谢，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但是我们的话题还没有完，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讲到这一部分，大家有什么提问，先看第一位网友提问。网名叫“吾更爱真理”，他说像您提出学科的末位淘汰制。但是他知道哈佛、麻省理工有一些学科，虽然在全国大学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为了保证学校的综合性，他们即便是这样，也不会末位淘汰。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张维迎：我想末位淘汰，首先是一种威胁，正因为有这种威胁，可能就不需要淘汰，就像大街上，为什么有警察抓小偷，因为有警察所以就没小偷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美国的大量的大学是实行这个的，包括哈佛也是实行的。像斯坦福，我举例子斯坦福前两年刚把建筑系解散了，也把农经系解散了，就是它排名在十名之后，我再花力气，伯克利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建筑系，我干嘛要在这儿苟延残喘？解散了，对不起，你们找工作去，当然有一些学科会出现这个问题，假如这个学科如果说全中国就你有，那当然你也不会末位淘汰，因为你本来就是第一嘛，所以不存在这个。所以末位淘汰，一定是没有必要保持这个学科。当然有一些大的学科，好比我举例子来说，物理系，物理学院，那你不可能说北大把物理学院淘汰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分解它一些专业，物理里面有很多专业，你只要把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加紧搞好，物理系不会差的。所以我的淘汰还要分专业，你比如我光华管理学院也是，我有些系，它肯定是没法淘汰的，但是有一些系我就告诉它，你就是marginal你就是可能被淘汰的，如果你干得不好就淘汰，因为我关掉你，对我学院没有大的影响。这时候其他学院也会带来一种压力，这个是学术的气氛，它是这样去形成的，就是当看到别人在发文章的时候，你还像原来那么样混日子，你肯定以后待不住的。所以我想末位淘汰是想造成一种气氛，一种压力。
主持人：但是你的初衷是为了保持一个大学在全国的综合排名位置呢？还是说为了资源的合理分配？或者是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
张维迎：我想排名只是一个指标，就像企业赚不赚钱，只是社会考核它的一个指标。你在大学里面排名也是，如果像北大，一个学科你都掉到20名以后了，那就肯定是浪费资源，所以我想这两个不矛盾，那你就不如把这个资源用到更好的院系，或者是这个专业就让其它大学去做，我就没必要去做了。所以我说排名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一致的。
主持人：再看看现场的观众朋友，现场的师生，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可以举手。
观 众：张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刚才一直在强调，评价教师制度的时候，一直在创造知识的能力！我想问一下，是否您选了这个评价制度里面，能够保证这些教师同样具有一样优秀的传授知识的能力。打个比方来说，就像苏格拉底，他具有很优秀的创造知识的能力，但如果他不善于传授知识的话，何来亚里士多德，何来柏拉图。所以我想事实上，很多这些具有创造知识能力的这些教师，但是他们并不一定具备这种传授知识的能力，我想问您的是，你能否保证这个知识的延续性，谢谢。
张维迎：你这个问题很好，我的判断是绝大部分教授，他是一个好的研究者的话，知识创造者的话，他也是一个好的知识传授者。但是有一部分人，他绝顶的聪明，研究做的非常好，但是他的口才不好，表达能力不好。那还有一些人他知识创造不出来，但是他讲起来夸夸其谈，也很受大家欢迎。那从大学本身来讲，我们一定是有一个portoflio，就是一个组合，大学的主体一定是研究也做得好，教学也做得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容忍一部分人，他是天才，可能像陈景润这样的人，你看他上课，可能讲不出好多学生觉得有兴趣的，我们能容忍这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专业，我们要容许一部分人，他不创造知识，但是他可以把一些基础的课讲得比较好，我们允许他。像北大这次，我们允许全校有15％的专职教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为什么选择一个好的老师，首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这绝对不是贬低教学，恰恰我认为教学重要。国外优秀的大学，好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每一个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上课，他本身就在学科的前沿，他本身就在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写出新的论文，所以哪怕他上一门基础的课，他都可以把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带到课堂上，因为他自己在不断挑战自己，所以他也就在挑战学生，激发学生不断地好奇心，不断地问问题。所以当一个学生上过这样的老师的课，再上过好多这样老师课以后，他们的创造能力就自然培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老师，相当一部分不创造知识，他不知道学科前沿在哪儿，所以他上课只能照本宣科。大家知道，教科书与科学前沿相差多少年？至少十年，甚至三十年。老师给你教的都是三十年前的东西，而且教科书怎么能教出你的好奇心呢？因为教科书的漏洞都给你补上了，你看左一个证明，右一个证明，所有漏洞都补上了。如果他自己不在研究，他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书上说的他自己不敢挑战，那他就只好让学生一定要记住这个，所以大家只能死记硬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什么创造力？不会有创造力。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要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使得培养的学生有创造力，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优秀的研究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但是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谢谢张教授，谢谢在座的理工大学的师生，但是下周的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们会继续张教授有关中国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的话题。我们下周见。
大学的治理与改革（下）（全文）
2003年12月15日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其实关于大学改革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过，种种争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高，只是由于今天大学教师到了非升即走的地步，才被社会这么强烈的关注。特别是像北大的教师，一旦进了北大，当然是不愿意离开，不愿意去选择其它的地方，更何况是被淘汰出去，那么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谈一谈他对中国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的见解。
1、解说词：在上期节目中，张教授围绕着北京大学教师体制改革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首先为我们讲解了大学的理念、大学提供的产品以及大学教师的选拔和激励制度，并结合这次北大改革的核心问题教师的招聘与晋升，谈了自己的看法。
2、同期声：大学选拔激励老师这是一个核心制度，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们选上的老师，本身就不优秀的，他只是把学校当作一个就业的地方，而不是追求高深学问，探索真理的一个地方，那这学校所有我们说的学术自由都是谈不到的。
张维迎：那接下来我还要谈一下，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的问题，这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知道权利是股东的，股东授权给经理人，经理人负责日常的管理，他设计激励制度来管工人。但大学里面我们没有股东，美国的大学还有董事会，中国的大学没有董事会，只有上边有政府，一会儿谈政府。那么如果我们就在大学范围内来考虑，我们有好多的人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一个是校长权利，行政人的权利，教授的权利，还有学生的权利，甚至有校友的权利。大家不要笑，校友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的，学校的董事会里面一般都有校友会成员，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捐款的人好多就是他的校友，因为他捐了大笔的款就坐在学校的校董会里面，校友们对学校的发展是非常关心的，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即使他毕业了，他以后的文凭值多少钱依赖于学校搞得好坏，所以大学有最忠诚的客户，一般的客户我们买完东西，付完钱我们就不理厂家了，大学的客户，毕业之后若干年，他还想着他的厂家，还给送钱。即使上学的时候没交学费，免学费了，但是若干年他富了以后，他又不断地给你送钱，这是最忠诚的客户，这些客户忠诚到什么程度？甚至这个组织倒闭了，他有决心把它重新办起来。你看岭南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没了，90年代岭南校友又筹集钱，把岭南建起来，叫岭南（大学）学院，还在中山大学里面，但是叫岭南（大学）学院。燕京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圣约翰大学。大家看一下，有哪一个企业倒闭了，过几年客户回来说，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吧，不可能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大学的治理结构里面，我们要考虑好多好多人的利益问题，不能够只考虑一部分人的利益， 我尤其要讲大学绝对不能够按照现有的大学的人的利益来治理，因为那样的话，这个大学肯定要完蛋，很简单，如果我们现在，好比说理工大学，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现有的教授的利益的话，我们卖三年的文凭，我们理工大学的教授，我想都会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大家退休了，找个第二职业不就完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说，大学的治理一定不能以现有的人的利益来作为决策的一个标准。我们只能以社会的利益，就是这个大学是不是还在继续创造知识，大学的权利分配也只能以这个标准，究竟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说明这一点，我这里给大家引证一个研究的材料。美国全国教授联合会，在1971年的时候，就美国大学教授参与决策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各个大学的教授参与程度很不一样，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也不一样。在调查的对象里有584个，到80年代后期有一个人做了很细的研究，他发现什么？教授参与决策程度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糟糕。他是有一整套指标的。到2001年的时候，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研究。这个作者把大学教授参与管理事务分为两类，一类叫学术性事务，第二类叫行政性事务。前一类包括什么？像学科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招聘。后面行政性的管理，包括学校的资源，好比钱怎么分配，新的学科怎么建设，教授编制应该有多少，院长谁来任命这样一些问题。他发现教授参与学术性的事务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好，但是教授参与行政性的管理越多，这个大学表现越糟糕。为什么？学术性的事务，第一，教授们有更多的信息，就是决策得有信息，你招一个教授，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教授们当然比行政人员更清楚。第二，在这些事务上教授的目标跟学校的目标是一样的。好比在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教授的聘任制度下，这个学校招来新的教员，水平越高，现有的教授脸上也有光，他的位置也就越稳，而这对学校也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决策权让教授们多参与，没有坏处。但是另一部分决策权，行政性的管理，好比资金怎么分配，这就问题大了，这时候经常教授的利益是跟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好比说从我们教授来讲，我们投票这钱怎么分配，好比我一个学院现在要500万，钱怎么分配？如果投票的话，好多教授愿意多发奖金，干嘛留给未来的人，但是如果从一个学院的角度，大学的角度，可能这些钱应该建立新的学科，或者买实验设备。教授们还希望把大量的钱，甚至985的钱，干脆盖房子，每人分一套300平米的多好。所以这时候决策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同样哪一个学科应该发展，哪一个学科应该收缩，这也不能由教授说了算。为什么？假如一个大学里面原来已经形成一个学科布局，有些院系很大，有些院系很小，但是学科发展仅仅是新的学科，现在没人，甚至很少，如果你要投票的话，肯定是原来的院系越大，规模越大，这个院系得到的钱的可能性就越多。那这样的话，大学的好多新的经费，都会流向本来应该关闭的那个院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