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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就把我刚才讲的所谓学术事务理解为“学”，我倒同意北大的老校长蒋梦麟讲过的一句话，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同样我还要补充一点，教授参与学校的程度应该有多高？它依赖于教授的水平有多高，教授是怎么上来的，如果这个教授他的水平特别高，那我们当然可以把选新教授的权利交给他，但如果这个教授他本身的水平不高，他就是个武大郎，你怎么能够把选新教授的权利交给他呢？不能交给他的。大家想到蔡元培的改革，教授治校。实际上准确地讲不是这样，蔡元培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让教授投票去定什么，而是把不合格的教授赶走，然后招来一些像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教授，那他才敢把权利放给教授，如果教授本身的水平不行，给他教授治校的权利，那这个学校一定会堕落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确实有些地方看到的这些情况。所以我想教授参与学校的管理的权利只能随着教授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不可能走得太快。
当然我说到校长治校的问题，也是要有校长的素质和校长的权利，校长是怎么当上的？这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个人的主张认为，大学的校长就是大学的CEO，他应该是一个全职的管理者。大学的校长的选拔，未来一定要在全世界，至少我想中国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全世界公开招聘。国外选大学校长，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一定是全世界公开招聘。在香港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最近选了一位校长，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它怎么选的？首先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雇了一个猎头公司，猎头公司在全世界给他找了几个候选人，然后材料拿来，这几个人情况怎么样，你们来看，最后遴选委员会确定一个候选人，然后面试，面试完以后，把候选人再交给校董会，校董会最后拍板。校长是绝对不能由全校的教授来投票选举，教授每一个专业很不一样，好多优秀的学者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校长，所以我想这是要特别强调的。当然未来的中国，可能要形成一个大学校长的一个市场，我们叫professional market。有一些人，好比他在那个地方做的很有影响，北大就可能发现这个人，愿意把他拿过来，或者可能好比理工大学，也可能在某一个其它的大学选一个校长，绝对不应该只局限于从我内部去提拔一个校长，而且校长的流动性对学校开阔思路是非常好的。当个校长一定是专职的，不能说双肩挑，不能说一边当校长，一边还在带博士搞研究，这就不合适的，一个全身心的工作，衡量一个校长是不是优秀，不是看他今年发了几篇文章，而是要看他所领导的大学发了几篇文章，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张维迎：那我还想强调一点，大学校长的任期也不能太短，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任四年就下去，他就不会干大事的，国际的经验，大学的校长至少要有十年左右的任期，这样他上来雄心勃勃，提出一个战略，然后一步一步实施它。如果你干四年，两年熟悉情况，另外两年等着退休，那大学就完蛋了。大学的校长也和行政官员，一般政府的行政官员不一样，所以我想当了大学的校长的人，他就只有一个目标，把这个大学做成最优秀的。不应该有另外的目标，说我当这个校长
期间，我想办法怎么提到另一个位置上，这时候大学也是做不好的。
这是我简单谈谈教授治校与校长治校的问题。
接下来我再谈一个问题，大学的文化，所有这些大学的理念，大学的运行规则，一定要表现为大学的文化，它才能够使得大学持久的保持它的竞争力。一般讲文化是什么？文化首先是一个规则，是一个游戏规则。我们有好多制度，但是好多的行为是没有办法用制度规定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应该怎么样，大学这个很重要。你比如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一个教授，不适合当一个教授，我们很难用一个完全的书面的规则写下来；谁是一个合格的教授，不合格的教授，依赖于坐在学术委员会那个人，他的行为规则。一个不优秀的人，他可以说得他非常优秀；优秀的人，他可以说他不优秀。但如果他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优秀的人就不会到你这儿来了，所以一个优秀的文化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规则。那文化也是一种信念，就像宗教式的那种信念，你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它；文化也是一种行为，你不能光喊口号，你要变成真正的行动。
在这方面，我特别想强调北大的文化。各个大学有各个大学的文化，但我个人认为优秀大学的文化，可能不会相差太远。北大的文化我们过去总结是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想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大家说得不多，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追求卓越。思想自由，为什么是北大的文化？很简单说，北大的人根深蒂固的相信这一点，任何人不能以别人的学术观点有政治错误而提出批评，更不能写一封匿名信告某某教授这个文章反动。如果你这样做，你在北大就没有地位，这就是北大的文化。兼容并包，同样一个院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在那儿，没有问题，这都是很好的。我为什么强调追求卓越？追求卓越，你不仅说你是不是最好的？而且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一个大学不再追求卓越的话，我们要它思想自由干什么？要它兼容并包干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企业组织、农民、政府干部，并没有那么多的思想自由。一个员工在老板面前说话的口气，怎么可以和一个教授在校长面前说话的口气相比呢？他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给我们自由，甚至上下班我们都是自由的，为什么？是因为搞那套科学的特点，只有这种自由，我们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好比如说，教授上下班不能说8点必须上班，为啥？因为我突然之间观点、灵感来了，我半夜三点爬起来了，我工作一晚上，我怎么能八点就上班呢？给我们自由，是为我们创造知识，不是为我们生活的舒服，追求卓越这才是最本质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学校的老师，不再追求卓越，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如果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老师，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学者，我就自认为我没资格在北大待下去，这才是文化。如果说我不优秀，我几年不出成果，出的一些成果，都是报纸上的一些杂文，然后我觉得我还理直气壮，我应该是北大的教授，这就说明追求卓越没有变成文化。
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学的文化实际上还应该包含一个是不断地自我反思。因为我们现实中总是有太多的诱惑，我们缺少一个特别硬的指标，说你只要偏离这个目标，你就会完蛋。一个企业，你三年不好好干，你就完蛋。我们不会完蛋，所以我们更容易偏离这个目标，所以大学就要不断反思，我现在这种体制，是不是能够完成我的使命？我现在的老师是不是我可以做到的最优秀的老师？就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太多的大学，不在反思，他只是利用一些品牌，不断地去赚钱，卖文凭，卖学位，好比我们最近好多学校招博士，给什么人呢？当官的，经商的。当官的有位置，我招了你，以后就可能给我一些行政上的好处，或者帮我提拔，或者可能你会分配政府资源的时候给我多一点。经商的，可以给导师买单，可以邀请导师去度假。个人很好，但这是不是大学理念？我们培养博士究竟要什么？为什么要博士？这个问题都没搞清楚，所以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是中国商学院最早提出不招收在职博士，你要念博士，我的博士就是培养学者，而我告诉我的学生，你们毕业之后如果没在大学找到工作，而是去企业了，这就说明你们是次品。当然我也欢送你们，但是从我培养的目标来讲，说明我已经失败了，我老这样下去，我就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反思，那么北大这次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思，反思我们北大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当然我们还有好多其它的反思，包括校办产业，各学校都在办好多企业，这些企业是不是符合大学的理念？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的。中国的大学办那么多的产业，它不符合大学理念的。一个大学一旦和赢利性行为搅在一块，它正常的目标就会被违背、被偏离。
那还有一点我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简单地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从外部约束大学，真正的为它的目标而奋斗。一种办法就是政府管制，就像我们国家现在，什么都是由政府，什么专业可以授予学位，招多少学生，收多少学费；另一种是市场竞争，学校不受政府那么多管制，但学校之间有高度的竞争。欧洲的体制，就是第一类政府管制体制。美国的体制就是第二类，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引证的一个研究也是与这个有关。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汉瑞·汗思曼教授，他做了一个研究。他的问题是说，大学产生于欧洲，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期以前，欧洲的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或者二战之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抛在后面。
我给大家引证两个数字，一个好比说，在1921至1930年十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这是硬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这三项，欧洲有23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只有四个。但到1989年至1998年的这十年间，欧洲总共拿到13个，美国拿到26个。在二战之前，大量的美国人去欧洲留学，但是在今天欧洲去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去欧洲留学人数的两倍半，美国的大学在全世界的大学，绝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为什么？有人说因为美国富，美国经济增长水平高，所以美国政府有钱，美国社会有钱，他认为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大学靠竞争，欧洲大学靠管制。因为一有竞争，学校之间人才流动就会起来了，最优秀的人才就能够得到最合适的位置，所以激发每个人都去努力，在美国，大学教授的生产率比欧洲高得多，像欧洲没有竞争，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教授都是政府规定好的，像法国、意大利，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我在哪儿当教授都一样！我一旦拿到工作之后，我就旱涝保收了，我干嘛好好努力。所以欧洲的学者它的生产率在大幅度下降。
我想未来这也是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中国也应该是靠一千多所大学之间的竞争，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是靠政府的管制，来推动教育的发展。有人担心，说政府不管了，大学都卖牌子了，但是大家看一下，为什么现在卖牌子？就因为政府管制，其实政府不管了，卖牌子你就混不下去了，你现在卖牌子，政府不断给你分名额，你老有牌子可卖，真正竞争之后，你卖牌子，好啊，你卖啊，你能卖几年，卖几年之后，没人要了，那你这个学校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看，美国大学对品牌的关注，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欧洲的大学。像罗马大学，也是很古老的大学，大家可能前一段看到报纸上登的，他的学生招到多少呢？连座位都没有，到电影院上课。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张维迎：那我觉得非常地乐观，如果中国的大学真正现在实行像我刚才讲这种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就仅仅可能不再近亲繁殖，不再留本院系的学生这一项，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每年再增加几百亿的投资。中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北大、清华鹤立鸡群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希望不得罪你们，这是不好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一个产业里面，有一千多家企业的话，不相上下的至少应该有十几、二十家，怎么能够只有两家，剩下的马上就掉了一个档次，掉了一个数量级，就因为我们大学没有竞争，我们大学都是家族化的企业。如果我们这一千多所大学，互相招聘，人才流动开了，那大家可以想想这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包括我们大学之间的合作，过去政府鼓励大学合作，能合作起来吗？不可能，大学给你一个基金，50万，结果两个学校都申请，最后说你们俩合作吧？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每人分了25万回家了，哪有什么合作。大学的合作一定是大学教授之间学术的交流，兴趣的吻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大学做这样的改革，那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我觉得就会发展的非常好，以后大家不要想说，我毕业后一定要去美国拿一个学位才值钱，中国大学也会出现和美国的大学学位一样值钱，但是这就是我们必须真正的去改革。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维迎教授，那我想就像张维迎教授自己刚才提到的，北大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位置，但是处于这样的位置，还具有这样的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实在是值得钦佩。然而，关于北大还有整个中国大学改革您提出的这些理念，还有具体的措施，是否行得通我们还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先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我收集到的，有一位网友，网名叫“形势逼人”。他说，张教授您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只问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学改革并不是今年才有，更不是最近才有，那为什么之前的那么多次努力，并没有真正的实效，这一次您对北大改革的胜算又有多少？
张维迎：我想北大改革绝对不会失败，当然我们能够多么快的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我现在还不敢很准确地说。为什么过去的好多改革不能成功？就是它思路不对，它不知道它改革究竟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学校做的很激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