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到16世纪中叶形成三大营垒：以大贵族吉斯公爵等人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主要集中于北部、东部；以波旁家族、孔代家族和将军克里尼等人为首的新教阵营，其主要力量集中于西部、西南部；以宫廷首相洛比塔尔为首的一些宫廷贵族和不满于吉斯家族的天主教贵族，被称为“政治家派别”。
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此时已蜕变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1562年3月，法国天主教势力领导人物吉斯公爵在一个叫瓦西的村庄停留，他在一所教堂望弥撒，他的随从与新教胡格诺派教徒发生冲突，新教徒以石块还击，一块石头打到吉斯公爵，他的随从杀入新教徒中，造成百余人的伤亡。
新教徒立即进行反抗，孔代率兵占领奥尔良，宗教战争爆发，被称为“胡格诺战争”。双方的血腥厮杀进行了30年，期间酿造了无数的鲜血与亡魂。比如吉斯公爵在1562年占领卢昂后，掠夺整个城市，不分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均遭劫掠杀害。让人们怀疑这场战争真的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吗？而王室在皇太后凯萨琳的带领下左右摇摆。
1572年8月22日，新教领袖安东尼之子、那瓦尔王子亨利与公主玛格丽特结婚，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8月24日夜（圣巴托罗缪节），在皇太后凯萨琳和国王查理九世的纵容下，吉斯家族的亨利率天主教徒关闭巴黎全城，以教堂钟声为号，开始了对新教徒的大肆屠杀。
他们冲入胡格诺派领袖克里尼的家中，残忍地杀死他后又分尸，在屠杀进行时，皇太后凯萨琳一度下令停止。而吉斯家族的回答是太迟了。于是，屠杀迅速升级，甚至变成一种狂欢。
胡格诺派教徒和家属被人拖到街上杀死，住在卢浮宫的胡格诺贵族和官员被召唤到庭院被一一杀死。随后一切失控，无数谋杀上演，商人杀死竞争对手，长者被意图夺家产的后辈 杀死，变心的男女杀死他们的伴侣，只要说被杀者是胡格诺教徒便可。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作奸犯科者肆意妄为。一夜之间有2000～5000新教徒被杀害，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随后，全国不少城市竞相效尤，大约有2万新教徒死于屠刀之下。
作为天主教一派的支持者，西班牙大使也无法漠视眼前地狱般的景象，他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正在把新教徒彻底杀光、剥光……即使孩子也不放过，上帝呀，可怜可怜他们吧！” 里昂等地的天主教徒斥责屠杀行径，当地士兵拒绝执行屠杀命令。
然而，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良知，宗教蒙蔽了理性，屠杀的消息传到罗马，洛林主教欣喜若狂，赏赐报告者1000银币，而教皇格列哥里十三世召开盛大的感恩弥撒，感谢“这次对于基督子民的恩赐”，他还命令一位画家画一幅大屠杀图，刻上“教皇特准杀死科里尼”的字样。
由于妻子的保护，亨利在被迫宣布放弃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之后得以幸免，但被施以软禁。而国王查理九世在此后的日子里过得并不轻松，他总是看到那些被屠杀的胡格诺教徒，他经常大喊：“溅血啦！残杀啦！我就是听信谗言！上帝啊！饶恕我吧！”不久他便郁郁而终，时年不足24岁。
1574年查理九世死后，王弟亨利继位，称亨利三世，但这位天主教国王与天主教贵族首领吉斯公爵（“圣巴托罗缪之夜”的直接实施者）之间矛盾不断，因而开始对新教徒采取怀柔政策，而那位被软禁的那瓦尔王子亨利借机于1576年逃出巴黎，并否认接受了天主教信仰，重新成为法国新教徒的领袖。
2。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
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这一事件险些造成了法兰西的崩溃，因为这位国王指令由那瓦尔王子亨利继位，成为亨利四世。但天主教派拒不承认这位新教徒国王，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坚决反对他成为国王。此时的法国已经民生凋敝，人怨沸腾，而内战仍在继续。
虽然身处弱势，但亨利四世仍然坚定地向巴黎进军，他的英勇成为部队的旗帜，在伊里夫大战中，他在头盔上插了一根白羽毛，他对部下说：“……如果你们失去了军旗，就以我头盔上的白羽毛为准——你会发现它永远在荣耀的道路上迈进，我希望我们旗开得胜。”他的英勇他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一些天主教军中的瑞士兵向他投诚。
随着节节胜利，亨利四世兵围巴黎。而在城里，武装起来的僧侣们手持火枪和十字架，身披护胸甲，在城里游行。1590年6月，高等法院、宫廷高级官吏和城市公民，在教皇特使和西班牙大使面前，对着福音书发誓，决不接受亨利的来临。
而此时亨利四世的军队已经又饿又穷，迫切想到巴黎劫掠，但亨利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理智，他拒绝下令屠杀，他不想由自己的手重演“圣巴托罗缪惨案”。巴黎被围1个月后粮食断绝，人们以马、鼠和草为食，亨利下令允许粮食进入巴黎。
30余年的战争也使亨利意识到新旧教派均不会真正屈服于对方，单方面的胜利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即使在他的部下中，天主教徒也占了很大一部分。于是他放弃了武力攻占巴黎的计划，而且鉴于法国90％以上的人口信仰天主教，他准备改宗天主教。
这一决定在部下引起大哗，很多人认为这是丑陋的背弃。亨利的回答是：“如果照你们的意见继续战争，法国很快就没有国王了，也没有王国。我希望把和平带给我的臣民，也让我的灵魂得到休息。”
许多新教领袖纷纷离开亨利四世。而亨利四世被两大阵营中无数的人斥为伪君子。但亨利四世仍然下决心改宗旧教。“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是他的名言。当然也有许多贵族投奔他，认为他的仁慈将团结起已经四分五裂的法国。而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盼望着和平的到来。
1593年7月25日，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宣布信奉旧教，6天之后，新旧教两派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沿途无人阻挡，倒是有无数的民众向他报以欢呼，最后他被抬着穿过人群。
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同时承认新教徒在法国全境的信仰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5月，西班牙同法国议和。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至此正式结束。
虽然这一敕令遭到天主教方面的极大反对，议会在很长时间拒绝对诏书进行官方登记，按规定如没有登记，则敕令不能成为正式法律。亨利诚恳地对议员们说，这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他终于说服了议会，并使6位胡格诺教徒成为议员。法国因为他而慢慢忘记了似乎势不两立的仇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亨利本人的宽容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有不少人对他心怀不满，甚至有教士公开说亨利四世早在“圣巴托罗缪惨案
”就该被杀，有一些人接连不断地去暗杀他，而亨利却一再表示饶恕这些狂徒。他会跑去看那些讽刺他的闹剧，他乐呵呵的态度使那些讽刺他的人感到没趣，亨利坚决反对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人：“如果吊死那些曾经著书或布道反抗我的人，就是伐尽了全国的木头，也做不出足够的绞台。”
不过，亨利发现国家重建要比改宗还要艰难。30万家园化为废墟，法国商船久不见于大海，巴黎印染业只及战前的六分之一，穷人栖身于公共墓地，复员的士兵横行乡里，四处劫掠，贵族们不甘心放弃手中的权力，敲诈亨利四世，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特权，一些省甚至成立了自治政府。
形势如此悲惨，以至于一位大法官说：“如果有人沉睡了40年再醒来，那么他无疑会说，他看到的‘不是法兰西，而是法兰西的尸骨’。”
但亨利并没气馁，他任命年轻的苏利公爵掌管经济，苏利得到了亨利的全面支持。他大力发展农牧业，多次通过政府颁布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法令，他的经典名言是：“耕地和牧场是哺育法兰西的双乳，是真正的秘鲁金矿和宝藏。”
亨利取消了农民欠的2000万银币税款，降低人头税。他严禁贵族和军队践踏农田，他说，他希望农民的日子能够变得好一点。他还在巴黎的两处皇宫种植桑树，要求每一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
同时，亨利鼓励制造业和贸易，同英国、西班牙、汉萨同盟签署商贸条约。他们还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用工程招标的方式推进道路和桥梁建设，当时还出现了城际公共马车，由政府统一定价。亨利四世和苏利的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就，巨额国债清偿了三分之一。
在行政上，亨利四世将不断争吵的参政院分成国务会议和财政会议等几个分支机构。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向地方派出“督办官”，负责处理暴力事件，保证税收，清查引起民怨的事件。对于那些不听话的贵族，他一方面用巨资收买，同时也用铁腕镇压，毫不留情地对某些人处以死刑，但这种镇压不是全面性的，而是就事论事。
亨利的政策得到了积极的结果，法国逐渐恢复过来，他也得到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尊敬，不管他是天主教徒还是胡格诺派。
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个据说有弑君狂的人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在巴黎的打铜街刺杀。
因为亨利四世结束了困扰法国多年的宗教战争，从而化解了法国的社会危机，使秩序得以重建，经济得以恢复，而且民族国家的概念进一步清晰，国家主权进一步集中。亨利可能是少数知道历史和国家需要自己做什么的统治者，他尽力去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以宽容来化
解仇恨，让法兰西重新从宗教狂热中冷静下来，他用行动告诉法国人什么是理性。正如他当年因打算改宗天主教而向新教徒解释自己的信仰时
所说：
“那些坚信不移不违背良心的人，就是我的教友，所有勇者和善者所信仰的宗教也就是我的宗教。”
从某种程度来说，关于理性，法国人很久都没有达到亨利四世的高度，类似于“圣巴托罗缪惨案”的那种迷狂与暴力在法兰西还将上演。
尽管这位伟大的国王有着好色如命的名声，但依然不妨碍法国人对他的怀念和尊敬。有人认为亨利四世是“惟一一位仍真正活在法国人民
心中的法国国王”，“他是长处和短处兼而有之的法国的化身”。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有他之后的法国国王都遭到非议，只有他仍高居人们
心中。
虽然亨利四世死了，但他的荣誉与日俱增，法国人对他的感情也超过了热爱的程度。在路易十五王后去世时，一位主教致悼词，尽管他竭
力赞美这位得宠的王后，但仍然不能吸引人，50多名听众离开了教堂，索性去瞻仰亨利四世的坟墓。他们在墓穴周围跪下，流下眼泪。后人慨
叹说，这是亨利四世从未有过的真正的荣誉。
3。“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宗教战争后，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越来越厌倦。而一些有知识的人们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在法兰西民族的
大国之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亨利四世时期的著名法学家让·博丹（1530年～1596年）对此有了深入的看法，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
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
国家主权理论是博丹学说的主要核心，他对主权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主权是一个国家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它又是“
对公民和臣民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
他在《共和六书》中说：“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进行的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
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民性，所发布的法令
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博丹认为，确立一个适应现状的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而且必须是符合国情的，这个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
行的，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是他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的言论。
博丹指明了国家掌权者的权限的内容，主要包括立法权以及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约权、任免权、最高裁判权、赦免权、要求服从权、铸币
及选定度量衡权、征税权和带兵权等等。
尽管博丹的理想政体为君主制而非民主制，但他仍然坚持法制原则，认为君主应依法行事。博丹所保留的对君主的制约只有一个，那就是
三级会议。它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
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摧毁君主制的任务。
但是博丹的学说表明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已经开始深入思考国家的意义和政府的功能，亨利四世进一步凝结人心的举措使这个国家的凝聚
力日益增强。不过如果说亨利四世是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的话，那么他的一位强有力的继承者则用铁拳又敲打了一遍，有趣的是这位继承者并
非国王。
“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
这是一个叫黎世留的人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话，就是这个人成为法国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红衣主教黎世留。
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死后，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
亨利四世的死使法国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亨利和苏利好不容易积累的一些盈余很快就被用得差不多了。此时多种根深蒂固的矛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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