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倾注一生的心血，将一个平常的业务，拓展成一个吸引全民族、全欧洲注意的伟大事业，可以说开创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中说：“……他们走向一座巨大的城堡，城堡的正面写着‘我不属于任何人，同时我也属于每一个人。您在进来之前，已经在里面，您在离开之后，仍然在里面’。”
1784年7月底，狄德罗在家中的桌边突然逝世，他女儿听到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怀疑是向哲学迈出的第一步。”1748年，在法国首都巴黎，这个以时尚和流行著称的地方，一本有关法学的专著刚出版就立即引起了轰动，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
伏尔泰称它是“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赞赏不已。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则一致要求把它列为禁书，耶稣会教士更发起了对它的围攻。就在社会舆论对此争论不休的同时，这部用22年的心血所写成的巨著，在读者的一再要求下，两年内恰好发行了22版，创下了纪录。
这部书名为《论法的精神》，精神一词的含义为：意图和恰当性；“法”其实指的是宪政——政府的形式。它的作者是孟德斯鸠，原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这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生于波尔多附近一个贵族家庭。1705年入波尔多大学攻读法律。1716年袭孟德斯鸠男爵称号，并任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1721年匿名发表《波斯人信札》，讽刺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嘲笑上流社会的恶习和荒淫无耻，谴责宗教迫害。
1726年，他觉得社会世俗无聊，就以高价出卖了世袭的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职务，潜心著述。他非常欣赏英国的议会制度，他开始漫游欧洲各国，寻求一条不平常的救国之路。
1729年，他前去英国，而此时的伏尔泰已从英国流亡归来了，伏尔泰向这位法国人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和政府。他通过宣传议会立法，国王执法的权力均衡制，来揭露法国的绝对君权的种种弊端，以推动他的“开明君主制”的主张。而孟德斯鸠的英国之行所得对他日后创立的三权分立至关重要。
1748年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问世，揭示了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政治自由，而自由就是每个公民有权去做法律许可的事。他把政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并强调彼此的分立和约束：立法权必须操纵在人民的代表手中，行政权则归属君主，司法权由选举产生常任法官所掌握。这个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后来成为美、法等许多资产阶级宪法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改良派也产生过影响，严复将《论法的精神》译成中文，取名《法意》。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我无意查问英国人目前是否享有这样的自由。我只是宣布他们的法律确立了这些自由就已足够，不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启蒙运动的主体和意义。
启蒙运动是继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攻击矛头对准的是封建社会里最神圣、最崇高的东西，也就是王权、神权与特权。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启蒙运动使那些不朽的名字和著作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神学的思想枷锁，颠覆了君王的绝对权力，告诉人们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从而将世界带入科学和理性的时代。
大革命
1989年7月14日，西方7个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27个重要国家的首脑齐聚巴黎参加一项隆重的纪念庆典：法国大革命爆发200周年。
在世界历史上得到如此殊荣的事件并不多见。那么，200多年前的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1。“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记事本上是这样记载的：
“14日，星期二，无事。”
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20公里之外，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一座被当作监狱的城堡。监狱里此时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统治的象征，摧毁巴士底狱是推翻专制主义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两天后，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在胜利的市民手中被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削平，最终彻底夷为平地。
7月15日的早晨，迪克·德·利昂古尔向国王汇报前一天的情况，此时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路易十六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急风暴雨的进程，它以一种无与伦比的力度，张扬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价值。1个月之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公布。
在1789年的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响遍了欧洲。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革命所推崇的理念，究竟会怎样地影响这个国家？
追本溯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种子，早在路易十四时代已经埋下。
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于国王一人时，国王决策的明智与否将直接影响国家前途。
而路易十四始终未能正确处理国家的定位问题，在亲政的54年间居然打了32年的仗，以一个法国对峙整个欧洲，国力就在旷日持久的战火中消耗殆尽。
更糟糕的是他的继承人路易十五，这位国王的惊世名言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继承着他的先辈们奢侈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拥有3000匹马，217部马车，150个穿着丝绒、佩戴着金饰的随身侍从，以及30位医生。王室在1751年一年中的花费共达6800万银币——几乎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人民对他的怨恨在滋长，每年有成百的小册子、海报和讽刺歌谣描写国王的不受爱戴，但大都是匿名抗议。有一个小册子写道：
“路易，如果你曾是我们爱戴的对象，那是因为你的恶德还没被我们所知晓。在这王国里，因为你的缘故，人民不断减少，人民都牺牲在
你们这些统治的江湖郎中手里，如果还有法国人存在着，那也是因为需要有人来恨你。”
1757年1月5日，正在凡尔赛的一条街道上策马行驶的国王，遭到行刺，凶手达米内行刺后，伫立一旁，束手就擒。
路易吩咐：“把他关起来，但不准任何人伤害他。”行刺者声称：“我无意杀死国王……，我只是希望神会触动国王的心，使得他能把一切恢复旧观。”
绝对君主制加上这样一位国王，注定了法国的发展必然遭遇的危机。
在与英国打了几十年的争霸战争后，法国于1763年最终惨败。英国确立了首强的地位，法国不得不居于第二。而连年征战的法国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这也造成了国内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国家发展面临重重困境。
此时的法国已经落后于英国，在种种原因中，法国对资产阶级的控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处于绝对君主制的控制之下，国王没有给他们真正的自由去发展生产，而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标准来留下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而贵族害怕他们威胁自己的特权，总是排斥他们，
不让他们加入自己的俱乐部。因此，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显得日益突出。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贵族既属于上流社会，但也能参与商业化；既独立于国王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而且容许资产阶级加入自己的队伍，
两者在不断融合，当社会矛盾突出时，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国王总能达成妥协。
而在法国，贵族只是国王的附庸，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平民属于下层社会，双方泾渭分明。一些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进入贵族阶层，那么他
就会被贵族阶层同化，倒向贵族阶层，反而增强了贵族的力量，并进一步制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很难达成和
平的妥协，他们的矛盾难以调和。
2。“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六即位了，他说：“我的天主！为了治理国家，我太年轻了！”他努力地维持他的绝对君主制，以至于走向更深的
深渊。
路易十六喜爱狩猎和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并不专横独断，也不贪图享乐，但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容易为权臣左右
。20岁即位后，左右国事的先是首相莫尔泊伯爵，继为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
1774年～1783年间，路易十六派军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为此支付了20亿里弗尔军费。
关于参战，有和英国争霸的成分。博马歇在给路易十六的报告中说：“只有在征服英国使其衰弱的过程中，法国在陆上才能够保存它自己
。”而塞拉斯迪恩1776年11月29日，在向美国国会报告时称：“我从未完成我的任务，除了慷慨的、不屈不挠的和智力之运用外，在各方面，
美国人再也没有比大西洋岸的任何一人负于博马歇先生更多的了。”
参战使法国元气大伤，而同时，路易十六数年内给予王族和近臣的赏赐，总量达到了4030万里弗尔。1789年左右，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
。
面对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4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年～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
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而下台。
1777年～1781年，著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
年金，根据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是，对于“久病”的法国来说，这种温和的诊治手法是行不通
的，他不得不引退。
1783年～1787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悦王后，以蒙骗的手法，造成政府有偿还债务
能力的假象。
他寄希望于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但当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暴露出来后，他也就下台了。他的后继者是图卢兹的大主
教布里安，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皇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在发展和转机阶段。
纺织业方面，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里昂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
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
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对外贸易方面发展神速，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1716年～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1。5倍，工业品增加2倍，殖民地商品增加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
跃。仅1774年～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1。55亿里弗尔。
所以马蒂埃称：“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
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然而，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声音，尤其是农民和土地问题。法国土地55％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耕种由佃农来做。
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形成了封建等级结构，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
口的第三等级。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12万～13万人，占总人口的0。4％～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
年平均在1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1亿里弗尔）。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组成，几乎
都出身于宫廷贵族阶层，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神职人员，一般
出身低下，平均年收入约数百里弗尔，其中少数人亦可达数千里弗尔。教士作为第一等级，享有免税特权，并且受到国家政权和教徒的尊重。
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精神支柱。
低级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革除教会的积弊，憎恶教会上层的腐化，同情被压迫群众的疾苦，故倾向于革命。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3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1。5％。全国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土地属于贵族。除了地产所得之外，他们还担任官
职和在宫廷服务，这样可以获得年俸和赏赐。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1000
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10万～30万里弗尔。
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据说布列塔尼地区某地有三分之一的贵族已穷到几乎像乞丐。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
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
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