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科学层面的问题、护理时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情绪反应……这些看似无情的方法，只是为了不让眼前的悲剧对自己的情感造成过度的威胁和冲击。
看一场戏，如果认真地看、投入地看，心理还能承受；如果连续看、成年累月地看，起码心理上会疲惫不堪。于是我们有时走神，有时漠然。
但如果医生是观众的话，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而作为演员的病人，每个人的身份独立而特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脆弱、敏感、忧心忡忡，渴求着温暖感情的回应。一个温情的医生，每天要做至少8小时的观众，然后知道中间如何适度地配戏，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以每个普通人的经历，这样的悲情戏，一个月一次还算深刻，天天经历，可能就会渐渐麻木了。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合格的温情使者？并不是道德沦丧四个字这么简单。作为患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我们上台的那一刻，他是全神贯注的，满腔人道主义的，配合戏分的，如此这般，我们作为患病的悲剧角色才能得到些许的回应。
为什么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能做得比临床医生出色？一个真正的心理医生一个星期顶多看10个病人—充分的感情交流、不停的同理心体验，然后他们的专业训练还教会他们如何校正自己的心态回到正常，以避免患上心理障碍。
而一个内心过于敏感、细腻的人，并不适合做医生。据说达尔文在医学院学习时，麻醉药还没有问世，病人做手术是拿绳子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一刀割下去，手术室里发出阵阵嚎叫。内心细腻敏感的达尔文，无法忍受眼前的痛苦场景，逃出手术室，再也没回头，后来他投身到生物界。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本能保护，医生可能被迫采取的退路是站得远一点—距离上远一点，感情疏离一点，像端详一架机器那样打量眼前出错的身体。但这时，不舒服的是病人：“我在生命的舞台上上演的是悲伤的戏，你居然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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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小医师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个小医生的成长史其实充满了辛劳，就算比做旧时代学徒，也不为过。作为凡人的医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从住院医算起，起码最初的五年生涯是没有自主权的、黯淡无光的，同时他还必须时刻记着给自己抹上润滑剂，成为医院这个大机器上一颗不碍手碍脚的螺丝钉。医生每天的主题不像我们想象的仅仅是面对病人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专业工作之外的烦恼和困扰，似乎从来就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在医学院时，同班的一位台湾同学强力建议我们看一本叫做《大医院小医师》的书，作者是台大医院麻醉科的一位叫侯文咏的主治医生。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穿着白大褂在医院开始了见习生活，多少算是真正进入了医院的现实社会，或多或少获得了自己认为最真实的医院感受。
《大医院小医师》读过之后，我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菜鸟”、PMP、PMPMP这几个词，平时，大家也经常高频率地使用它们自嘲一下，或是互相开玩笑。
书里的“菜鸟”说的是大医院里的一帮实习或者住院医，在医院里没有地位。主治或者教授查房时吩咐做的事，他们要拿个小本一字不漏地记下，诸如哪床病人要催化验单，哪床要推到放射科拍片子，哪床要改医嘱……一般查完房下来，起码能记上两三页纸。一天下来，把做了的事按次序划上勾，直到勾满为止，活像一只按菜单办事的鸟。“菜鸟”这个词深得人心，因为它形象地形容了小医生在医院里拿着小本本，飞奔在各个楼层和科室之间的小人物形象。
PMP和PMPMP则是书里总结的小医生在大医院里的生存之道，PMP是“拍马屁”，PMPMP是“拼命拍马屁”。对于大医院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官僚小社会来说，掌握这两条生存之道是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不行，但仅仅有它们并不够。台湾同学的先生在新西兰也是学医的，正在大医院做住院医。她感慨说：“天下的医院其实差不多，我先生看了《大医院小医师》后也深受启发，活学活用PMP和PMPMP，当然，这依旧改变不了菜鸟的命运。”她补充一句：“所以他决定自己开业。”
我在轮转妇产科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我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我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可怜那天，菜鸟我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我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呢？”我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其实，类似的菜鸟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菜鸟经历的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我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我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我能围着手术台马上定位出工作前三年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我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
那些最终成为医生的人，不管自愿或是情非得已，最起码都经过了年轻时漫长的忍耐和坚持。经过了这样磨练的“菜鸟”，练就一身PMPMP功夫，日后才是我们见到的初见端倪、小有所成的中年医生。但即使到了中年，一些学术上虽有建树但行政上不能八面玲珑的医生，在医院受同事和病人冷落的，也不在少数。这情形，在中国和外国其实没什么不同。而这样的医生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大医院小医师》这类的书，那些生活在医院这个小社会之外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
后来，台湾一位叫做王小棣的导演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大医院小医师》改拍成了八点档电视剧，在台湾和内地热播。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被形容是“当今偶像剧的开山始祖”，足以媲美日本青春偶像剧的精致质感，同时还不乏动人的生活化剧情。那时偶像明星蓝正龙就演其中的一位“小医师”。据说为了让演员们体验医院生活，电视剧的五位编剧还分成了内科、外科、急诊室等五组，带着演员分头到各大医院现场体验。导演回忆说：“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大医生臭骂小医生的场面，把演员们都吓坏了。一般人看到也会被吓一跳。”当然导演也不忘补加一句：“但那也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因为一点疏忽可能都是一条人命。”
《大医院小医师》的作者侯文咏，因为写了这本书声名大噪，仅在台湾就拥有了近30万读者。曾是麻醉科大夫的侯文咏，最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拿起笔专门写作，选择在文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畅销书排行榜常客，最近的小说《白色巨塔》再度畅销。这世界又少了个凡人医生，多了个文人。有人说他离开医生这个行当的原因是他经常和癌症晚期病人接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人世，也有人猜他觉得医生要面对的世界远不如文字世界那么简单。就像罗大佑、张洪量这些原先的医学生一样，离开医学奔向音乐，肯定都有一些来自医学生活的“一地鸡毛”的隐痛，医生生涯在他们看来肯定也并非最淋漓畅快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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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
但这个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除了让医生和病人从情感上疏离之外，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汉语“胖子”近似，于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他是名血液内科医生，教育背景上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在全美排名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但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系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描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却中途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待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实验室科研。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的麻烦表情。
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道：“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求助法律。“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甚至整个世界。事情发生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詹姆斯。沃森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詹姆斯。沃森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詹姆斯。沃森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杰西。盖尔辛格（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詹姆斯。沃森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也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詹姆斯。沃森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的演讲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则渐行渐远。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在眼下的美国，医生的职业路途充满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美元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工作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一拨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名为“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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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待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而不是人，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对胖子这样优秀的医生来说，“琴”换成“基因”，这句话也同样无奈地成立。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