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在哭泣和哀伤，也在钦佩和景仰……
10月15日，吴浊流葬于新竹县新埔镇的四座屋山麓。这位台湾文坛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又回到他生命的摇篮，回到哺育了他正直良心和嫉恶如仇品格的故乡的怀抱。
吴浊流生前曾写下三首七绝《五十书怀》，其二有句云“文章报国言何易，淡泊生涯荆棘多”。吴浊流虽不是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呐喊冲锋的风云人物，一生中并无几多大惊大险、大起大落，然而他毕竟经历了两个时代。亡国奴的屈辱，台湾光复的喜极生悲，以及家庭和个人命运的波折，使他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顺畅，而是坑洼坎坷，歌哭萦途。“淡泊生涯荆棘多”，可谓作者归结自己一生的传神写照。
第二章 介入精神与中国民族主义
如果以作品数量而论，吴浊流并不算一位高产作家。然而，他的创作却呈现着多头并进的面貌。小说、汉诗、随笔、游记是他的四大创作领域。对其创作进行整体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它们的内容或风格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即写实与抒情，现实批判与理想阐发的变奏和交响。在艺术思想上，吴浊流不遗余力地同时张扬两大文学观，即介入文学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本章将概述和探讨吴浊流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其中小说部分主要分析其中短篇，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以及随笔集《黎明前的台湾》则在后面另辟专章论述。
第一节 介入文学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
作家的文学观与创作实践孰先孰后其实不易也不必区分，而且并非每一位作家都有系统的文学思想。但要讨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我们只能从这样一个事实或假定出发，即作家的写作总是某种文学观念作用的过程，这种文学观念或显或隐地推动着他向艺术构思的深处走去。因此，在分析吴浊流的具体作品之前，先就其文学观念进行一番检视和梳理，也许并非多余之举。
吴浊流是一位作家和诗人，不是理论家和批评家，他的文学观不是以严谨的理论思维表述，而是以随笔形式发表或流露的。然而，这一类随笔却也较为详尽地阐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吴浊流的文学观可归纳为以下八个部分。
一，文学是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
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若将此十九篇连串起来，日据时代及光复后的社会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响不消说，同时，社会的歪风畸形怪相也可以窥见的，所以亦可作为本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吧。《吴浊流选集·自序》，（台北）广鸿文出版社1966年12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8页。
（《亚细亚的孤儿》）不是本人的自传。胡太明可以说是代表日据时代的本省智识分子，久子小姐的优越感也就是在台湾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同①。
（《亚细亚的孤儿》）是用台湾在日本统治下的一部分史实来做背景。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日文版自序》，（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Ⅳ页。
这本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我透过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了。登场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台日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无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62、63页。
关于写《先生妈》的动机，当时我在台湾新报做记者，台湾总督府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在推行皇民文学期间，软骨头的本岛人文士亦有参加，挂着文学奉公会会章，得意扬扬，阔步横行，令人侧目，我看到敢怒不敢言。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张良泽选编，（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203页。
《糖扦仔》和《先生妈》的主角钱新发一样，是日据时代御用绅士中的代表人物。
《陈大人》是写为虎作伥，卖族帮凶的台湾人警察。同②，第204页。
我对外省作家有一个希望，即中日战争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如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例如把台儿庄、大场镇、长沙、长白山、缅甸等地，我国军民英雄抵抗的血战记录起来，可留于后世。此等历史小说，要根据史实，所以要赶快着手，再过十年就无法采访，现在写还有老一辈参战的英雄可以请教。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张良泽选编，（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9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205页。
二，文学要具有教化意义：
（我）又不想永久默然站着不动，若要动，最好做些或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我想到此，才毅然再走上文学这条路。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台北）集文书局1963年11月初版；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194页。
一个真正爱国的作家，不仅要面对现实，把“思想没有痕迹地化入作品”，以发挥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更应该刺激社会、领导时代，走进一个清新明朗的境界。吴浊流：《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54页。
国父（孙中山）是民主政治家，他可以常在我们国人的身边，不像圣人仰之弥高，所以要编成传记小说，借此又可以陶冶国民的情操。
……编入小说来启发国人，则我们国人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就注入了国父的精神。吴浊流：《我最景仰的伟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8页。
《疮疤集》上册，我已提出了四个主角来代表日据时代的副产物，台湾人与沦陷区中国人之丑相。光复后，这种丑相照理应该敛迹的，但事实上并不然。
所以下册我将继续选其具有特色的丑相，描写出来呈献给读者们，以为国人警觉。吴浊流：《疮疤集（下卷）·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95页。
回想我写这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篇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自序》，（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Ⅲ页。
以台大的工藤先生为中心，每月十五日集会，以闲谈文学为名，有时也拿出时局问题来私语。皇民奉公会本部顾问台大中村教授亦来参加，于是我写这篇《先生妈》小说给他看，暗中希望他反省。吴浊流：《泥沼中的金鲤鱼·自序》；转引自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203页。
研究（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须要全盘，不可单据有汉族气骨的东西。进一步，还要研究反骨的另一面如御用、走狗、帮凶等作品，以补救民族精神。
…………
台湾人作家之中，也有应声虫，甘为走狗，鼓吹皇民文学来瞒骗台胞青年为日本而死战，所以我想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不是单研究有民族精神的作品就算了。再进一步，研究御用文学、皇民文学及皇民文学会活动的作家及其性格，也可以留于后世以为警惕。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8、64页。
我想各新时代有新生命的文章，应该由内容来决定形式，不是拿从来的形式来决定文章的好坏的吧，这须要大家向此目标迈进，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吧。吴浊流：《光复廿年的感想》，同①，第182页。
文艺若不能大众化，国人的文化水准恐怕永远不能提高。吴浊流：《汉诗须要革新》，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74、75页。
三，文学不是工具：
（文学）不能拿来做工具，无论是商业上，抑是政治上或其他都不行。如果拿来做工具的话，一定影响到文学本身的生命。原来文学的生命是艺术，所以文学不能游离艺术；一旦作为工具时，就不能兼顾文学本身的艺术生命。例如文学拿来做商业工具，要达到买卖的目的，就要有商品的价值，须具商品价值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大众的口味，为合大众的口味，就要迎合大众，要迎合大众怎么能顾及文学本身的文艺生命呢？所以商品化的文学，哪有价值可谈？
…………
我主张文艺就是文艺，不可做其他的工具，才是无价之宝吧。吴浊流：《文学就是文学，不是工具》，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43—45页。
口号与宣传混在文学之中，文学成为工具，致使伤害文学本质及其生命。吴浊流：《大地回春》，同①，第41页。
“反共八股”和“口号文学”，是一对挛生兄弟；专门摆弄这类文字的人如果说他们大脑平滑，没有思想，似不为过。……我虔诚地祈祷：爱国家、有良知的文艺作家，自觉自发地运用你们的思想和文艺技巧，以弃绝味同嚼蜡的“口号文学”吧！吴浊流：《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同①，第55页。
四，文学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个文艺家其作品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批评，而且要对得起子子孙孙，才有文艺价值可言。
…………
文艺作家若不丢掉口号文学及模仿文学，将来恐怕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批判，也不能对得起子子孙孙吧。同③，第53页。
五，文学维持和体现生命的价值：
文艺一门，虽然就像我们人身某种维他命，不吃不会死，吃了也不能马上见其效果。可是长期缺乏，若不加以补给，一定会影响其健康，不但影响本人甚至可以影响到其子子孙孙。吴浊流：《给有心人一封信》，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页。
碰到此时局，谁都不能苟全性命，白死岂不可怜？不如再冒日警逮捕之险，偷写一本谁都不敢写的小说，比白死总比较有价值吧！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63页。
为文艺而死是死而无憾。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256页。
六，要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建设适应时代的中国文学：
要改革诗，第一不要模仿而要自主自立；第二要像屡次改革一样，要保存中国诗的本质及好处；第三语言很重要，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有中国式的表现技巧，不得随便。吴浊流：《设新诗奖及汉诗奖的动机》，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同①，第35页。
现在我们第一要恢复中国人的自信，尤其是诗人最敏感，最敏感的诗人还在模仿不知自主自立。难怪连做中国人的自尊心都失去的青年，趋向洋奴化。
……中国的诗不可永久停顿在唐宋时代，须要近代化，此点无人反对，只是不可失去志气和信心，像每次改革那样，不要模仿，拿出勇气来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诗，才对得起祖宗。
……做中国诗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有中国的风格与韵律，脱离中国语言的格律就是变质，不能称为中国的诗了。
……凡以前受过日本教育的人，难免对中国文化认识不足，而对日本文化评价过高，误以为中国不及日本。
……不可误解我的主张是复古，我主张的固有文化格律，不是指固有形式，而是主张固有文化的传统和风格，千万不可丢弃汉诗的灵魂和哲学的奥妙的意境，及典雅的措词，尤不可抹煞汉诗重人格、重个性的优美传统。吴浊流：《诗魂醒吧！》，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12、113、129、133页。
我国的固有文学，渊源很深很厚，宽度甚广，与西洋文学相比决不逊色。……
我们的固有文学，不消说须要近代化，但近代化不是西化，亦不是日化，所谓近代化要将固有文化的优点及其特质继承下来，不能拿西日文学来代替，须要自主自立的。吴浊流：《我设文学奖的动机和期望》，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31、32页。
我们的固有文艺因悠久历史带来的坏处，固然不是没有，但不可一切否定，要采取科学方法，起初不妨拿坏的来否定，否定到最后，是不是还有好的东西存在，若是有的话，应该拿来研究研究。吴浊流：《漫谈台湾文艺的使命》，同①，第18页。
要拿外国文学来比较，检讨我国文学发见其弱点，采长补短，不可盲目模仿，要采取开明的态度，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