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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里森的认同理论指出了身份认同与人的生存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就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自身文化与民族身份的认同表现出比埃克里森的理论所阐述的更为复杂、艰难与坎坷。《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的形象，就是历经了这种复杂、艰难与坎坷途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残酷压迫之外，殖民者还千方百计改变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母语遭到压制乃至禁废，殖民者的语言成为“国语”，民族文化日趋式微沦亡，而殖民者的离间政策在两岸同胞之间制造了深深的鸿沟与误解……历史的巨变使台湾人民面临空前的认同危机。而对出生于甲午战争后的台湾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尤其深重。青年时期之前的胡太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文化“都是灭亡的命运”，相反，只有“会说日本话”，才有“新时代的感觉”；比起传授四书五经的书院，公学校更“朝气蓬勃”，更“宽敞和明亮”，“一切都显得很新奇”。其身份认同是混乱和模糊的。青年时期到来之后，由于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他的认同需求更加强烈。而日本殖民者并不把台湾人视为自己的同类，大陆人则对自己的同胞抱着成见和误解，这一切加重了胡太明的认同危机。夹缝中生存的尴尬，认同的迷惘，使胡太明在日本、中国大陆乃至在台湾本岛，都体会到一种流亡的感觉。因为无法求得身份认同，即使在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家乡，也形同悲惨的孤儿……胡太明身上发生的这种认同危机，并不仅存在于青年时期，而是延伸到青年之后的生命时期。对于台湾知识分子而言，认同更是受到历史的巨大牵制与影响。殖民统治对思想的箝制，“皇民化”对汉语和中国民族文化的摧残，正是殖民者企图以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台湾人民的身份认同“提供作为框架的一种地理——历史意象”，从而改变台湾人民的文化和民族认同。殖民者的这些毒辣措施，的确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迷失和错乱。胡太明最后之所以告别了孤儿的悲情，结束了在自己的祖国的流亡感，以发狂的方式题写反诗，在众人面前高声叫骂殖民者及其“走狗”、“皇民子孙”、“模范青年”、“模范保正”，最后潜逃大陆，加入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行列，重建了身份认同，是因为像蓝、詹和曾这样的台湾革命者的榜样和精神的鼓舞，也是因为像年轻的游击队长这样的祖国大陆抗日战士的英雄气概的感染和启迪。胡太明的这一寻找认同的曲折历程，犹如法侬所指出的殖民地作家其实也是其他殖民地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三个追求阶段：
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与宗主国的对应作品非常吻合。……这是无区别吸收的时期。
第二阶段，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
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他不再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人民昏睡的一个光荣场所，而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
可是，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的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当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残酷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或政治斗争之时，传统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所有在过去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技巧都遭到强烈的谴责。［法］弗朗兹·法侬：《地球上不幸的人们》；转引自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之《论民族文化》（马海良、吴成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初版，第282—284页。
法侬还指出，诗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应当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代替义无返顾地拿起武器与人民站在一起”。“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这场冲突之后，不仅殖民主义消失了，殖民化的人也消失了。”同①，第285、286、294页。胡太明正是法侬所呼唤和描绘的这样一个最终抛弃了所有的“消极抵抗的技巧”，为“民族的解放而战”的殖民地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亚细亚的孤儿》也因此被赋予了民族文学的战斗的品格。作为民族文学战斗精神的载体的《亚细亚的孤儿》，铸造着民族的意识，“使民族意识有模有样”（法侬语），为民族意识打开无限的新视野。它担承起控诉殖民者罪恶、表现民族苦难和拯救民族命运的责任，是用时空形式表达的民族自由与人类自由意志。而最终选择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战士胡太明，作为一个克服了孤儿意识和认同危机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从自己的身上剥除了殖民化与奴化的新人形象，辉耀着台湾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而作者吴浊流，也通过《亚细亚的孤儿》的写作，最终告别了殖民时代的认同迷惘，而成为一个坚定和坚决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第三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
一、语言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然而，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对语言的关注，却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其中之一就是语言论转向。语言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等西方当代批评方法中，都占有中心的地位。语言问题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文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语言蕴含着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所触及与揭示的意义远为丰富和深刻。分析吴浊流于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以日文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的叙事艺术，不仅无法避开语言问题，而且其中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吴浊流是在日据时代接受的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从最初的压制中文到卢沟桥事变后全面禁止中文的政策，这些因素都造成了他掌握中文的困难。台湾光复后，吴浊流刻苦学习中文，但因年龄及健康原因，除了汉诗外，他的中文水平仅能达到写一些短文及若干短篇小说的程度，篇幅较长的作品，都是以日文创作。在日据时期，他直接以日文发表；光复后，他则先以日文写出，然后再请人译成中文发表。钟肇政在《风雨忆故人》一文中说：“浊流先生许多年以来已可以用中文写作，若干后期短篇小说都是用中文写下的。不过长篇作品，浊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字数较多，需费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他年纪也着实不小了，常常说长篇写起来太吃力，还是用日文起草省力些，较可能支撑下去，这就是他仍用日文来写的缘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6卷本，（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在《铁血诗人吴浊流》一文中又云：“当初，吴氏（指吴浊流——引者按）说要写此书（指《无花果》——引者按）时就告诉我，长篇作品还是非用日文写不可。因为中文他毕竟还不太习惯，长期支持，恐有困难。前此，他用中文写过短文及若干短篇，但数量不多，中篇《路迢迢》就是我帮他翻译过来的。……如今我已想不起这本书（指《无花果》——引者按）是全由我迻译的，或者请吴氏分摊一些给别的同仁，不过至少可以说，一大部分是由我译出来的。”（“吴浊流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5日，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
《亚细亚的孤儿》也是以日文创作并发表的。作者起草这部小说时取名《胡太明》，最初于1946年9月开始出版时改为《胡志明》，分四篇单独出版。前三篇和第四篇分别由台北国华书局和《民报》总社出版发行。1956年，这部日文长篇小说由日本的一二三书房出版，因《胡志明》这一书名与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的名字巧合，为避免误会，作者将其易名为《亚细亚的孤儿》。1957年，《亚细亚的孤儿》在日本由广场书房再版，再次改名为《被弄歪了的岛》。《亚细亚的孤儿》中文版直至1959年6月才在台湾问世。该书由高雄黄河出版社出版时改名为《孤帆》，中文译者为杨召憩。1962年6月，由傅恩荣译、黄渭南校的《亚细亚的孤儿》由台北南华出版社出版。对这两个中文译本，作者都不甚满意。1964年10月14日，吴浊流在致钟肇政的信中说：“我很赞成出版《台湾光复二十周年纪念专辑》。若要放进我的作品，我想排进《亚细亚的孤儿》。因为，老实说，傅恩荣先生所翻译的《亚细亚的孤儿》，以小说的文章而说，是非常拙劣的。《孤帆》的文章不错，但是有许多掉落的地方。在日本出版时，也曾被删除掉一部分。因此，参照两者之后，以《孤帆》为主来补足就可以。在发行《台湾文艺》之前，我曾做了一些修改，不过以后就放弃了。如果你能把这件事加入计划中，或许能完成。因为人老就失去热忱，行事都免不了被动性的，等于不得已在做。而且，身体又不如意，若能依你的计划，照我的意思翻成中文小说，那就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所以，要请你帮忙。”10月19日，在另一封信中，吴浊流又感慨“为要整理《亚细亚的孤儿》也想靠别人”。钱鸿钧编：《吴浊流致钟肇政书简》（黄玉燕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5月初版，第112、114页。1966年台北广鸿文出版社出版《吴浊流选集》小说卷，收入《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亲自作了修订。但从他此前的谈论可知，由于中文水平的不足，这种修订必定是有限的。1977年台北远行出版社出版《吴浊流作品集》（张良泽编）6卷本收入了《亚细亚的孤儿》。此后，张良泽编、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初版、1993年再版和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的《亚细亚的孤儿》，都是同一版本，虽然均未注明译者，但草根版收入了吴浊流的《中文版自序》，这篇自序是作者为1962年的南华版写的。因此，可知远行版、远景版、草根版与南华版也是同一版本。大陆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初版的《吴浊流代表作》一书，也收入了《亚细亚的孤儿》，与远行、远景和草根版系同一版本，末尾亦如此注明：“1945年用日文写成。1962年，台湾南华出版社。”
由于中文水平不足产生的语言障碍，吴浊流曾说“我的作品主要是在内容而不在于表达能力”。同①，第121页。一个秉持着民族主义精神的作家，不能熟练掌握自己的母语，而只能运用殖民者的语言写作，无疑十分痛苦和尴尬。这也正是日本殖民主义给台湾人民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一种深重的伤害。文学语言是民族国家的自主性的一个标志，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月初版，第152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目标，也是包括台湾新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中心。作为一部反映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学巨著的《亚细亚的孤儿》，却不得不以日文写成和发表，诚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而中译本存在的缺陷，不仅给作者，也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然而，不能因为以上情形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得出《亚细亚的孤儿》的中译本不值得重视的结论。事实上，再忠实的翻译也不可能完全再现原文的面貌，因为从原文到译文毕竟发生了语言转换。翻译常常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运用。直译从表面上看比意译更忠实原文，却有可能偏离原意，导致“买椟还珠”、“得筌忘鱼”的结果。而意译关注原意的表达，但无法还原话语层面的原型。美国叙述学家费兰（J。Phelan）对文体下的定义是：“文体指一个句子或一个段落中经过意译会失去的成分。”［美］费兰：《文字组成的世界》；转引自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84页。意译会失去文体，即失去原文的语言和修辞特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翻译并不纯然是消极的过程——翻译也使原文获得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