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二月二十八日的惨案中，台胞死伤者至少三四千人，其残暴程度真是旷古未有。蒋介石的所谓‘还政于民’，所谓‘民主宪法’，在这里又一次完全暴露了其纯粹欺骗的性质。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文告还提出了六点经验，“以便台胞的自治运动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文告最后说：“中国共产党人热烈赞扬台胞的英勇奋斗，而且预祝台胞的光荣胜利。”同①，第277、278、280页。这篇文告还于3月20日由延安《解放日报》以《台湾自治运动》为题作为该报社论再次发表。
中国大陆文学界人士也迅速地写出反映二·二八事件的作品，谴责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对台湾同胞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居于上海的编辑家、作家和翻译家范泉于1947年3月3日即写成《记台湾的愤怒》一书，并于3月6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3月8日，诗人臧克家于《文汇报》发表诗歌《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五十年的黑夜／一旦明了天／五十年的屈辱／一颗热泪把它洗干／祖国，你成了一伸手／就可以触到的母体／不再是只许压在深心里的／一点温暖／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呀／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转引自曾健民研编：《新二二八史像》，（台北）台湾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第40、41页。北平的《雪风》、广州的《文艺生活》等刊物也陆续刊登了大陆作家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诗文。
之后迄今，祖国大陆人民每年都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二·二八，深切悼念在事件中牺牲的台湾同胞。
由于作者视野的局限，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记述方面，《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也是不全面的，这也导致了书中对事件的一些分析和议论的失当。首先，作者对书中所引的有关报道和资料表现出深信不疑的态度，这并不是对待历史的一种科学的方法。这使我们无法将《无花果》和《台湾连翘》关于这一事件的描写完全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柯林伍德指出，历史学不依赖权威，也不依赖记忆。历史学家能够重新发现已被完全忘记的东西，甚至能够发现直到他发现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他做到这一点，部分地是靠批判地对待包含在他的来源中的陈述，部分地是靠利用被称为是未成文的来源的那些东西”。［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第270页。其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和内幕。他仅仅从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人特殊性格和心理的塑造这一“远因”和国民党当局施政失当、缺少“有为的政治家”和“仁慈的人”这些“近因”来解释事件的发生，并将事件定性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这样的分析和结论不免天真和狭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一些当事人已陆续现身披露事件的有关真相。据2003年3月7日香港《亚洲周刊》的一篇关于中共地下党员参与二·二八事件的报道说，“‘二二八’期间，较具规模的组织性反抗主要仍来自左翼势力，包括旧台共系统与省工委系统。”“至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1946年初，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组织，一开始主要是在本身宗族、旧台共系统与高等院校三方面发展，到了‘二二八’发生前，党员约七十人，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素质很高，而且在日据时代即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其中不乏赴汤蹈火之士。而旧台共领导谢雪红则另设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华东局指挥。”“左翼势力是‘二二八’期间惟一较具组织的反抗力量，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与意志，这点在国军登陆后特别明显，原本活跃的非左翼的反抗团体死伤惨重，只有左翼的谢雪红在台中、张志忠在嘉义的反抗行动中表现得较有计划。尤其张在嘉义领导的武装行动成为‘二二八’当中最激烈的战斗。”“‘二二八’中几个较具规模的反抗行动确实都与地下党的主要成员有关。事件后，他们也能在组织操作下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二二八’为中共添增了革命的燃料，台湾社会对国府极度失望，一部分种入了台独的情绪，更多的知识菁英则转对中共产生期待，红色势力急速膨胀。加上中共军队在大陆节节胜利，各党政单位均派人前往台湾。到了1949年，台湾从政府机关、军事单位、运输、通讯、电力等部门到高等院校几乎遍布中共组织，复以有利的政治环境，台湾似乎已‘解放’在即。”“然而1950年韩战爆发，美舰驶入台海，国民党政府重新站稳脚步，战略情势出现根本转折。……近年流出的保密局档案罗列着密密麻麻的枪决名单，触目惊心，代表着50年代红色力量被连根拔起的血腥岁月，这也是当时‘匪谍就在你身旁’政治宣传的时代背景，台湾进入了不堪回首的残忍肃杀的年代。”《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新华社《参考消息》2003年3月11日转载。这篇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是：二·二八事件虽然是自发的，但其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抗争，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中国命运、两种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向的较量的延伸，许多台湾籍的中共党员在事件中充当了反抗的中坚分子。以“本省人”和“外省人”之争来诠释这一事件，显然是言不及义的戏论。
第五章 “中国文化风格”与民族认同
就人生的起伏程度而言，吴浊流的一生既平淡也坎坷。在日据时代，作为殖民地的一名知识分子，内心饱尝压抑和愤怒。在光复后漫长的戒严时期，作为一名本土作家，他始终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然而，与殖民地时代有所不同，他的边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甘愿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安身立命，因此才辞去省政府机关科员的工作，一生不作仕途营求。在文学创作上，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因独特的题材、深刻的主题与史诗的品格而成为台湾新文学的经典，同时也因此奠定了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忽略台湾新文学；而谈论台湾新文学，必定无法绕过吴浊流和《亚细亚的孤儿》。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狭隘的文化政策，也由于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语言障碍，无法熟练掌握中文的吴浊流在光复后的台湾文坛是落寞甚至是落伍的，他的作品无法在艺术上臻于完美。难能可贵的是，吴浊流在困境中不气馁消沉，晚年毅然斥资创办《台湾文艺》，坦率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殚精竭虑、沥血呕心培育台湾文学后起之秀，开辟了人生的新境界，也为台湾文学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出生和成长的吴浊流，与广大台湾同胞一样，曾被殖民者扭曲了民族认同，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然而，随着历史意识的增长与对祖国的了解，吴浊流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最终成为一名终结了“孤儿意识”的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并热诚地期待一个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
本书最后一章将讨论吴浊流生前力倡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主张以及吴浊流的认同问题。近年来，某些台湾论者以为吴浊流的作品暗藏某种玄机，从中可以求取所谓“台湾意识”即台独意识的精神支持。意识形态的狂热使这些论者无视学术规范，回避对吴浊流的全面的文学解读，抛弃文学分析直奔政治主题。因此辨析吴浊流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主张，结合吴浊流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阐述其民族认同，不仅是为了本书上述观点的再度论证，而且也是吴浊流研究学理化和还原研究对象的真实所必须进行的清理。
第一节 “中国文化风格”和“中国文化格律”
吴浊流多次在其随笔文论中提出“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的主张。所谓“中国文化风格”和“中国文化格律”其实是同义语，因为吴浊流并未特意区分两者有何不同。
吴浊流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的主张似乎是涵盖所有文学门类的，并不仅仅针对诗歌。然而，他谈得较多的却是诗歌。只有几篇随笔偶尔谈到小说的具体表现手法。
在《漫谈文化沙漠的文化》一文中，吴浊流提出，中国唐代的诗词发展出了两种文学描写方法——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这两种描写方法“不但诗词上可用，还可以应用其他文艺作品上”，而“西洋近代文学的自然描写及心理描写，比我们的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还是落后”，因为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是“这么就描写这么，那么就描写那么，无论自然现象或是心理现象都忠实地表现出来。可是现代人的想象力，一天一天在进步，不必要拖拖拉拉的，不胜其烦，读者在时间上也不经济”。他以孟浩然的诗句“野旷天低树”、李白形容杨贵妃美貌的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以及己作《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说明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的优点，并进而提出“将来的文艺作品不要重视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66—175页。这就产生几个问题：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如何定义，印象描写和抽象描写是否能与自然描写乃至心理描写完全区别开来，比如“野旷天低树”，是否也可视为自然描写？而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可能运用印象描写或抽象描写的形式。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印象描写、抽象描写、自然描写和心理描写等等，是否能裁断为“先进”或“落后”？
吴浊流提出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实际上触及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争论至今仍未完结的一个重大主题，即寻找具体的民族形式和独特的民族风格问题。这个主题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如果没有具体的、恰当的和成熟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盲目模仿”乃至“全盘西化”即难以避免。而“选择自由是一种个性表现，但是模仿他人实际上却剥夺了我们的自我身份”。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阐述的勒内·吉拉德的观点。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第37页。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是确立中国文学的主体性的前提，也是建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可缺席的条件。很难想象缺乏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文学现代性，还能称为“中国”的。因此在中国文学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五四时期，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等问题的论战实际上也开启了关于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争端。30年代发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1939年至1942年在延安、香港、重庆、桂林和晋察冀边区等解放区和国统区进行的“民族形式”论争，都是这一问题的延续。台湾文坛30年代关于“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50年代开始一直延伸到70年代的对现代派文学的批判，以及1977年至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中国文学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在台湾的独特表述。比如陈映真在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就提出“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问题，并认为“相对于外来文学的极端形式主义，民族文学应该逐步寻求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以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劳动，民族的理想和奋斗的勇气等具体的内容”，“乡土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目前阶段中的重要形式”……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初版，第411、425、437页。之所以说关于民族形式与民族问题的争论至今尚未结束，乃是由于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中国大陆文学界历次的论争，基本上都是以强调民间文艺为基础或从中吸取大量营养的“大众化”派的观点占上风而告一段落。参考孔范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历史考察》，贺雄飞主编：《世纪论语》，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第204页。［韩］金会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形式论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作家出版社1996年8月初版。当然，这些论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是有益的，它们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出现大量从形式风格到思想内容都具有新意的优秀作品。然而，新的问题却也随之产生。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韩国学者曾就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的“民族形式”论争这样指出：“由于过分强调纵向继承而且过高估计民间文艺的价值，因而超出过去欧化倾向的反省程度，助长了拒绝横向吸收的倾向。结果导致了后来新文艺的风格、流派、形式的单一化，甚至导致了某种自力更生和复古主义。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形式论争对文学的政治从属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民族形式论争成为了反省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忽略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继承问题而关注文艺民族化的一个契机。但同时它留下了后来误入不考虑与世界化相结合的民族化甚至是排斥世界化的民族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从而延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现代化。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致力于借鉴包括过去认为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而否定的西方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