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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连翘》较之《无花果》还要鲜明显著”地表现了吴浊流的“台湾意识”吗？由于其实是陈芳明自己“疏懒得不愿”提供具体证据和进行学术论证，来证明“吴老的台湾意识”或“吴老的心情”，我们无法就此展开辩难，因而只能引证《台湾连翘》的有关文字得出自己相反的结论。一段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台日军有人阴谋策动御用绅士搞“台独”，作者吴浊流的同名主人公“我”听说后十分气愤：
来到编译部，一位老同事偷偷地告诉我：日军参谋正在策动台湾人御用绅士许、辜、林等三人，计划台湾独立。安藤总督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并用广播告诫他们不可轻举妄动，静候善后的指令。我虽然极为愤慨，但是日本的残存权力依然存在，非隐忍不可，便把怒气压抑下去。
另几段是， 二·二八事件之后，“我”的内心想法：
光复之初是同胞一体，以心互许的，如今演变成这个样子，相信每个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对政治再也不闻、不视、不语的态度，再也不去关心了。
我自己倒还不致如此悲观，为了挽救这种颓废，写了一本随笔《黎明前的台湾》印行，呼吁本省人不要光走“政”、“军”二路，应该为工业建国而努力。
在社会处，我也开始写没有出版希望的小说《波茨坦科长》。物价刻刻飞涨，出版物根本就追不上通货膨胀的快速步代。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屈不挠，用言论来批评，冀求三民主义的实现。
还有几段是，大同公司的社长前来聘请“我”到大同工业职业学校任教，“我”欣然应聘，并为学校写了校歌：
我曾认为建设中国必需培养技术人材，写下了《黎明前的台湾》一书，向青年阶层呼吁，如今有了这样的机会，在我来说，真是梦寐以求的职业。
我还应校方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苦心惨淡写了校歌如下：
（一）
现代文明汗与铁大同健儿有气节满腔热血气豪雄开发资源树大功四百余州秀山河天然宝藏盖世多工业至上集中力量志已决心如铁青年志气不可缺为民建设为国建设
（二）
现代文明汗与铁大同健儿有气节黄帝子孙智谋多追究真理共切磋二千年前筑长城隋造运河令人惊技术至上发挥力量志已决心如铁青年志气不可缺尽心建设尽力建设《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150、223、227、229、230页。
写下以上文字的吴浊流，如果真是具有“台湾意识”的话，那也是“中国的台湾意识”。
认为吴浊流的民族认同是一个伪命题，换言之，认为在吴浊流的身上并未发生“中国意识”向“台湾意识”的转换，并非否定文化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实际上存在的变化的可能性。埃里克森认为，在一个人不同的生命周期中，身份认同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为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自婴儿期起不断发生的心理事件。由于心理的不成熟，导致了个体自婴儿期至青年期阶段的认同的多变特征。但到了青年时期，个体面临着关键的转折点和决定性的时刻，即对于自己性别上的、种族上的、职业上的和类型上的选择，被迫作出断然决定。只有作出了这样的断然决定和选择，确立了坚定的认同之后，个体才能结束他的青年期，真正走向成熟。埃里克森还指出，认同是心理事件，又不仅仅是心理事件。个体所处的阶级、民族、文化等社会身份序列和意识形态语境都对其认同的塑形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青年期的认同更多地“有赖于年轻个人从那些与他有密切关系的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这些社会集体是：他的阶级、他的民族、他的文化”。而在这些“社会集体的集体同一感的支持”下形成的“坚实的内在同一性”即认同，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转见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初版，第75—78页。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表明，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认同既是变化的，又是可能相当稳定的——尤其是对于成年人而言。因此，要证明吴浊流的民族认同是否发生了改变，不是进行理论的想象，而是须从实际来考察。
我们已经表明，吴浊流的民族认同并不是一个需要刻意证明的命题。因为吴浊流的一生已经明明白白地给出了答案。因此，我们要做的，只是将吴浊流的生平和作品简单地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其实本书的各章已经如此做了。这里只是再作几点提示：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吴浊流的民族认同不是“生而知之”，也不是在青少年时期就获得了解决。吴浊流成为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经历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过程。吴浊流出生时，台湾已经成为日本殖民地，台湾人已被迫成为日本国籍。虽然从祖父那里他受到了一些民族意识启蒙，但也接受了安于眼前现实、“不可轻举妄动”的训诫。《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少年时认为读四书五经、钻研汉学是一种“灭亡的命运”，而香皂、公学校、日语等等与日本沾边的事物才是“文明”、“新奇”和“新时代”的标志。这未尝不是吴浊流青少年时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已经成为“国家”，日语已经成为“国语”的现实中，作为一个台湾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求得个人的事业和人生的发展，已几无选择的余地。台湾学者王幼华在分析日治时期台湾诗社的许多诗人都写过“应时诗”即“皇民诗”这一现象时说：“做为日本国民的一员，中日战争爆发，台湾民众响应国策，‘一气打灭西方英美帝国主义’，协助日本打败蒋介石领导的腐败的中国，拥护满洲国及汪精卫政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当时最正确的政治思想。诗人中此类作品不少，很忠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策风潮。”对吴浊流应栗社征诗所写的《祝皇军南京入城》，王幼华如此批评：“（吴浊流）做为一位亟想摆脱贫困，想出人头地的乡下知识分子，他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彼时他是日本的臣民，时局极为紧迫，他的表态所显示的是一种忠忱，一种对国家的支持吧。”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台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99、155页。此番评语堪为求实之论。正如吴浊流自己在论及《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胡太明形象时所说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胡太明不能清理中产阶级个性的矛盾，一生都在苦恼中苦闷不已。这大概可以代表日人统治下台湾知识阶级的八成。”事实上，后来成为坚决的反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士中，先前写过“皇民诗”的，并不仅吴浊流一人而已。如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在《狱中日记》中有这样的诗句：“忽闻街上有游行，说是军人要出征。好把共荣圈建设，安全保护我东瀛。”李南衡主编：《赖和先生全集（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1），（台湾）明潭出版社1977年版；转引自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同①，第227页。不过，关于赖和这首诗是地道的“皇民诗”，还是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敷衍或反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形说明了日据时代台湾人的认同问题的复杂，同时也是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和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精神扭曲和伤害的一种表现。吴浊流等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认同历程，正如法侬所指出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文化创造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从第一阶段的“无区别吸收占领者的文化”，到第二阶段的“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再到第三阶段的“摇醒人民”、“成为人民的唤醒者”，创作“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曾经试图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法侬语）吴浊流，不仅以《亚细亚的孤儿》等作品为自我觉醒的暮鼓，而且更以之作为唤起台湾人民的晨钟。
其次，一些将《无花果》视为“台湾意识”的表达文本的论者，还存在着一个阅读的盲区，即没有发现《无花果》与《黎明前的台湾》精神上的一脉相通。我们在前面已经通过分析指出，《黎明前的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重建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这一主题的延续。《黎明前的台湾》以其建设新中国的主题，以其所涌动的热爱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叙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这种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和中心叙事，在《无花果》中是否就消失了呢？我们不妨读一下《无花果》的几个片段。一是书中叙述的光复后至二·二八事件前夕，主人公老古为挽救世道人心所做的努力：
当时的社会情势，和光复初期不同，人心已逐渐在变了。因为过于爱祖国而心理上发生动摇了。像失望、悲观等再加上议论百出，尤其青年们开始动摇，甚至变成自暴自弃的也并不少。为了想挽回这种颓势，才设立崇正出版社，打算启蒙青年。
对二·二八事件，老古认为《新生报》的一篇社论《延平路事件感言》“比较公平而代表了当时的民意”。这篇社论的观点对当局和民众各打五十大板，提出“法治精神就是政府与人民大家都守法”的口号。作者接着写道：
然而除了这篇社论以外，其他还有种种的看法，但我以为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一种打架而已。如果要追根究底下去，就没有止境了。
更重要的是，《无花果》如此结尾：
二二八事件后不久，我写了《黎明前的台湾》，最后一段文字，我这样写：
…………
说什么外省人啦，本省人啦，做愚蠢的争吵时，世界文化一点儿也不等我们，照原来的快速度前进着。因此我们与其呶呶不休于那些无聊的事，还不如设法使台湾成为乌托邦。比方掉了东西，谁都不会捡去；不关窗户而眠，小偷也不会进来；吃了生鱼片也不会有霍乱、伤寒之虞；在停车场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大家也很规矩地上下车；没有人会弄脏公共厕所；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就是住在台湾的人的任务，从这一点说来，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回顾二十年前，写《黎明前的台湾》时所抱的理想境地之建议，到现在那种心情仍然没有变。我不是愚公，但恐怕是愚公的子孙吧！所以不惜像愚公移山一般努力奋斗。这样做下去，总有一天我所构想的理想世界就会出现吧！《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183、207、210、211页。
某些“台湾主义者”拿来大做文章的二·二八事件，《无花果》的主人公却认为“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一种打架而已”。且须注意的是，无论在《黎明前的台湾》还是在《无花果》中，台湾都是被表述为中国的一省。而作者“写《黎明前的台湾》时所抱的理想境地之建议，到现在那种心情仍然没有变”。
再是，许多论者往往将《无花果》和《台湾连翘》与自传、将其中的主人公与作者吴浊流完全等同，而忽视了这两部作品的“自传体小说”性质。其实，即使我们面对的是自传作品，也不能将主人公与作者完全合而为一。巴赫金认为，在所有的艺术价值中，传记（自传）的艺术价值外位而超越自我意识的程度最小，所以传记的作者与其主人公最接近，他们仿佛可以互换位置，因此主人公和作者在艺术整体之外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传记形式最具“现实主义”，作者的积极性在这里最少从事改造，他原则上极少利用自己外位于主人公的价值立场，几乎仅限于利用外在的时空外位。然而，如果传记不是作为对于自身情况的介绍并追求某种客观或实际的目的，而是要实现艺术价值，那么，传记的作者与主人公就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因为“作者是艺术整体的一个因素，他本身不可能与这一整体中的主人公即整体的另一因素相重合。所讲之人与讲话之人在‘生活’里实为一人的事实并不能取消这两个因素在艺术整体内部的差别。要知道，除了我是什么人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我如何描述自己。”巴赫金的意思是说，自传的作者也是一个“可能的他人”，因为我们往往是用他人的眼光来注视镜中的自己，用他人的可能的评价来追求名声、设计生活前程。我们在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时，影响我们的、在我们的心中积极活动的常常就是这个他人，我们以他人的价值语调回忆自己。而平心静气地回忆起自己遥远的过去，这种回忆就已经是在形式上接近小说故事的、审美化了的。因此，“一切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是审美化了的记忆，而关于未来的构思——却总是道德的构思。”在传记中作者是幼稚的，他同主人公有亲缘关系，他们可以交换位置（因此他俩在生活中才可能是一人，即属自传性质）。但是，作者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个因素永远也不会同主人公重合。传记作者在自己内心深处其实不想等同于自己也不想等同于自己的主人公。他不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传记，而是在内心留下一条可以超越现实的通道。一个人的自传可能是很坦诚的，“但这是幼稚的坦诚（没有危机）”；传记价值因为被他人的眼光即他性所控制，是不能自足的。传记的写作不是一种自足的写作，负载传记价值的生活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它没有充分的内在依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