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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浊流听了这话，以为自己要死了，但也不觉得悲哀。脑子里掠过未婚妻和通过信的女教师的影子，但也是一瞬间而已。只是觉得胸口很闷，呼吸困难。
所幸高烧最终还是退了。吴浊流能下病床时，暑假已经过去。他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了学校。
父母担心大病初愈的吴浊流远离家乡和亲人，自己不会照顾自己，于是不等他完全恢复健康，选中9月20日这一吉日，为吴浊流完婚。时值1924年，吴浊流二十四岁，妻林先妹十九岁。
完了婚，吴浊流携妻回到学校。妻子林先妹只读过四年小学。虽是农家女，却不怎么做田事，只在家里做女红，皮肤很白，手指纤巧。这样弱如细柳的妻，莫说农田粗活，就是做大家庭的饭都难以胜任。婚后的吴浊流继续服务教育界的决心更加坚定，因为娶了这样的妻子，改行经商或务农这种退路算是断绝了。
“思来想去，我对人生最重要的婚姻，也忘了原有的主张，一切听凭命运。这也是我的软弱的性格的弱点之一吧！”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63页。不过，吴浊流对与林先妹结婚，也有积极的感受：“陌生人与陌生人结婚，也有一点趣味可言，大家都不熟识，都很客气，很有礼貌，凡事互相商量，不敢生气，不敢粗鲁，真正‘相敬如宾’。”吴浊流：《一束回想》，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南京杂感》，（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11页。
第七节 辞职抗议
婚后没多久，吴浊流即碰到一件令他很愤怒的事情。
寒假来临，他带妻子回乡，路过新竹市时，两人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照了结婚纪念照。当时，乡下没有照相馆，所以结婚时他们没办法照相。
过完寒假，他和妻子返回学校，途中顺便去取照片。吴浊流在柜台前将照片仔细看了一遍，看到照片上有皱纹似的痕迹，不禁自言自语：“并不怎么好。”
付了钱，走出照相馆，他听到里面老板问其女儿说：“那清国奴，刚才说了什么？”
一股热血直往吴浊流的头上涌。他勃然变色，握紧拳头，想转身回照相馆。妻子被他的表情吓坏了，拉着他的袖子，柔声说：“车子要开了，不快去会赶不上的。”
吴浊流忍下了这口气。但上火车后，还是愈想愈气。他一次又一次地自责：为何不勇敢地回去理论。不理解丈夫心情的妻子把照片拿出来欣赏，说：“我的脸照得还好呢！”说完把照片递给吴浊流看。正在气头上的吴浊流把照片拿过来一把撕掉了。妻子吓坏了，把剩下的两张照片紧抱在胸口，然后偎在他的身上哭泣起来。
吴浊流觉得对不起妻子。他想，不懂“清国奴”意思的妻，是不会感到侮辱的吧。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无知日子反而好过的又一个例子。民主、民族自决、“六三法”问题，再次在他心中起伏。想专心于教育的决心又动摇了。随即他又想到台湾人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北埔事件、苗栗事件、西来庵事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抵抗只有破灭。而且现在自己不是一个人了，没有生活能力、只知依赖丈夫的妻，自己是不能丢下她去冒险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境略为平静了一些。
正当吴浊流的生活稳定下来时，一天他忽然又发起烧来，而且咳嗽不停，胸口剧痛。医生诊断说是急性肺炎。当时没有肺炎的特效药，患此病者十之八九会死。西医给他在胸口疼痛处涂上消炎镇痛的涂剂，然而一点不起作用。眼看死神就要光顾，分教场的主任急忙写信告知他父亲。父亲立刻赶来，给他服下“白虎汤”和“大八宝散”。这两种药奏效了，一夜之间退了烧，疼痛也消失了。父亲告诉他，“白虎汤”是烈药，如果无效，那就完蛋了。
吴浊流在烧退后，坐轿回到故乡静养。一个月过去，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不能请假太久，他又携妻子返回学校。
学校在4月间又增加了一班，变成有六个班级的分教场。代用教员辞去一个，来了两位训导，其中一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邱兰妹。邱兰妹年轻漂亮，常到吴浊流借住的保甲事务所值班室的宿舍来聊天，因此与吴浊流的妻子很要好。有时太晚了就住在吴浊流家。由于房子太小，只有一张床，三个人就像兄妹一样睡在同一帐子里。闲暇时，吴浊流就带着两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到野外去摘龙眼或番石榴。村中的青年有时碰到他们，都为两个女人的美貌而惊呆。这一段时期是吴浊流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然而，这样美好的日子并未能维持多久。第二年（1926年）10月，吴浊流被调回四湖本校。这是由于他曾在新竹州主办的教育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会话教授的研究》的演讲，引起刚到任不久的校长颖川的注意。恰在这时，四湖本校的本岛教师之间闹纠纷，颖川寄希望于他；而且四湖的父老也积极运动他回本校任教。
吴浊流于是从五湖分教场回到四湖本校担任教员主席。经他调解，本岛教师之间的积怨得以消解。在早稻田读过两年书的颖川学养较为深厚，与吴浊流很谈得来。两人也有私人来往，颖川有好多事都和他商量。然而，毕竟颖川是日本人，吴浊流与他的关系也有一些复杂的因素。
一次，颖川的独子忽然发烧，颖川来找吴浊流商量对策。吴浊流想来想去，认为在乡下既然没有西医，就只有采取中医的办法。他建议让小孩试服犀角，颖川采纳了。小孩的烧当天即退了。但次日温度又升上来了。颖川太太问吴浊流是不是因服了犀角才再发烧。吴浊流瞠目结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想，原以为与他们一家感情很融洽，谁料番仔到底是番仔，跟我们还是不同的。如果是本岛人，决不会有怀疑服了犀角会发烧的傻瓜。这正是民族与民族间的距离。尽管彼此有一二年的交情，但在这种殖民体制下，毕竟无法完全沟通和了解。他突然又想到万一颖川的孩子病情恶化，可就糟糕了，于是动员他们赶紧送小孩去住院。颖川的小孩住进了苗栗的医院后，化解了劝服犀角的责任，吴浊流才松了一口气。经过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对与日本人的关系抱天真的想法了。
不过，颖川调走后，吴浊流又见识了一位不同类型的日人校长。新校长思田束年是国语学校甲科出身，由狮潭调过来。狮潭是新竹州交通最不便、邻近台湾少数民族的地方。因此，这位思田束年也是一个被左迁的人。思田性格很怪，一张长脸上满是络腮胡子，因而得了“天智天皇”的绰号。思田对当局的决定总是唱反调。如当局强调的农业教育，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重视，学则上不予记载。对当局号召的社会教育（即所谓国语讲习会），他认为这是庄役场（乡公所）的事，不应以学校为中心。他也不理会村中父老办补习教育的要求。因此当局和老百姓对他的评价都不好。他到任不久，看到村民把校园当大路来走，立即叫人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因此有不知情者晚上走路碰到受了伤。愤怒的村中青年在夜里把铁丝网剪掉了。改用竹篱笆，村里的青年又将篱笆砍倒。思田被激怒报警，三个青年被警察逮去处罚。他最后改建城垣似的土墙，阻绝了村民的通行，因而与村民的关系也就彻底搞僵了。吴浊流觉得，从教育的立场来看，思田这样做并非不对，只是做法过于生硬，与地方上的百姓完全形成对立，对学生也不是什么好事。而从个性来说，此人特立独行，却是非常有味的男人。没有日本人的优越感，没有上司的架子，在吴浊流的面前也毫不客气地说日本人的不好，攻击当局偏重农业教育的不当。他没有名誉欲、成功欲，得空便研究地质学，连校长会议都常让吴浊流代理出席。以后吴浊流与他双双离开四湖公学校后，吴浊流还曾好几次走访他，几乎每回都与他聊天聊到天亮。这是吴浊流长达二十年的教师生涯中与他最投契的一位校长。
四湖在清朝时是文化区，单是一个刘氏家族就出过四个秀才。由于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这里的旧读书人很多。吴浊流读师范时，与南社社长赵云石的儿子赵雅佑是同学，赵雅佑在校时经常翻诗韵作诗，一有得意之句就念给吴浊流听，而且鼓动吴浊流也作诗。在他的帮助下，吴浊流学会了作汉诗（即中国旧体诗）。虽然当时吴浊流对汉诗仍然处于浅尝阶段，但这已足使他在四湖被这些旧读书人另眼相待。1927年，苗栗的诗社——“栗社”成立，初创时有一百四十多名社员。此据吴浊流《重访西湖》一文，但据台湾学者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一书，1927年9月中秋节栗社成立时社员仅一百零六人。吴浊流与四湖的一些旧读书人也入了社。栗社每月出诗题让社员做，之后评定名次。诗题之外还有击钵吟。第一次击钵吟大会出席者有一百四十多人，出题《新荷》，限作七绝，左右将选十名。吴浊流作的诗的后两句是：“最羡两枝齐出水，一含一吐孰鲜妍。”他的诗被左右词宗看中，名列前茅，而同去的四湖的社员均落选。自此他就对做汉诗热衷起来。是年秋，栗社又在苗栗召开全岛诗人击钵吟大会，有三百多人与会，出题是七绝《新凉》。这次吴浊流又夺得右元。接连获选，吴浊流对做汉诗更是兴致勃勃，有七八年的时间耽于此道，以后也没放弃。汉诗成为吴浊流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日据时代的台湾诗社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日据时期，台湾的诗社有近三百个之多。黄美娥：《日治时代台湾诗社林立的社会考察》，转引自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同①，第33页。这些诗社的诗人所作的都是中国旧体诗，在当时的台湾被称为“击钵吟”。诗社现象具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意义。一方面，它培养了文学兴趣和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为台湾新文学提供了人才和读者。“击钵吟”这种严格承袭中国古典格律诗形式的诗体，脱离不开“用典”的要求。“击钵吟”运用和记录了大量中国历史典故、民俗风情，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也是一种拒绝异族同化的文化抵抗。而且，作为一种诗歌形式，“击钵吟”也涌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但另一方面，“击钵吟”严重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弊端，充斥着大量游戏之作。许多“击钵吟”还存在着媚日倾向，有的诗甚至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歌功颂德。栗社也是一个对日本殖民统治带有驯服色彩的诗社，经常出一些配合殖民政策的诗题让社员吟作。诗社的社员对日本殖民政权的态度也有差异。有妥协的，也有抵抗的。如栗社的书记吴颂贤（字雅斋），就是一个富于反抗性的诗人。他参加了1912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抗日事件，事败被殖民当局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在苗栗街上开洋服店为生。和栗社的社友们接触，吴浊流才了解到这些情形。他发现有的社友很有民族气节，他们从骨子里反对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他从这些老一辈的栗社社友学到了不少爱国诗词，如孙中山的《挽刘道一》、1911年梁启超游台湾时写的诗作等。“国父、梁启超等人之悲壮的诗，像坚冰下之流水一样，潜滋暗长于台胞的文人。”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52页。但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台湾人民被迫成为日本国籍，学校进行的是日式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和成长的吴浊流，此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仍是迷惘和错乱的。而且，他对在日本殖民统治的体制下求得个人的发展还抱着一丝希望，或至少要明哲保身，避免当局的猜疑。因此，栗社时期的吴浊流的汉诗创作也呈现出两种矛盾的面目，既有如《绿鹦鹉》这样寄托了“沉沦亡国的苦闷及憧憬祖国的心情”的诗作，《绿鹦鹉》：“性慧多机振绿衣，能言识主羽禽稀。举头宫阙重重锁，回首陇山事事非。旧侣飘零难独舞，翠襟捐尽欲孤飞。时来幸有开笼日，莫作寻常青鸟归。”吴浊流在随笔《我最景仰的伟人》中称此诗寄托了“沉沦亡国的苦闷及憧憬祖国的心情”。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黎明前的台湾》，同①，第3、4页。也有如《祝皇军南京入城》这样应征栗社诗题的“应时诗”。吴浊流：《祝皇军南京入城》：“忠勇无双帝国兵，沪城破后又南京。六街旗鼓提灯队，老幼欢呼万岁声。”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55页。
正当吴浊流在四湖乡间过着教书育人和吟诗作诗的平静生活时，台湾发生了雾社事件。
自1929年起，殖民当局为了开发山地水电和林木资源，强征雾社泰雅族居民从事伐木、筑路和运输等繁重的劳役，而所付工资却只有其他地区的一半，还经常受到警察的克扣。当局还于1930年开始番地开发调查，计划迁移土著居民，把他们的土地夺归日本资本使用。日本人残酷的殖民统治再次激起了有着反侵略传统的雾社居民的反抗怒火。1930年10月27日，这一天是台湾神社大祭典，雾社地方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雾社地区迈勃、钵仔仑等社人民，袭击了运动会和警察驻在所，占领军火仓库，总计杀死日本人一百四十四名，抢夺枪支一百八十余支。日本当局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镇压。在起义者退守地形险要的马骇坡后，日本当局出动飞机，向马骇坡投下了各种炸弹，包括爆弹、铅弹、榴弹、榴霰弹、手榴弹、山炮弹、照明弹、烧夷弹、催泪弹、曲射弹以及特制的毒瓦斯弹。参加起义的泰雅族人共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中战死或自杀者六百四十四人，被捕五百六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