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特制的毒瓦斯弹。参加起义的泰雅族人共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中战死或自杀者六百四十四人，被捕五百六十四人。当局将被捕者集中在两个村社中，日本警察暗中唆使陶渣番袭杀了十五岁以上者二百五十三人，只剩下二百九十八名老弱父孺。雾社泰雅族人几临灭绝。（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1月初版，第122、123页；陈孔立编著：《简明台湾史》，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第192、193页。）
雾社事件将几乎被遗忘了的异族统治的残酷，又一次呈现在吴浊流眼前。在雾社事件的死难者中，有一个师范毕业的花冈一郎，他明知日本人的强大，然而在无法抑制的愤怒的驱使下，他和同族人一起对殖民者进行反抗，走上了牺牲的道路。花冈一郎的英勇行为在吴浊流的心灵深处掀起了波涛。他虽还记着祖父的不可轻举妄动的教训，但又深深服膺花冈一郎的壮举。
1932年，三十二岁的吴浊流在新竹州卫生课组织的教师例行体检中，被诊断为患有肺结核。而他表面看起来很健康，自己也不觉得有病。他又跑到台北检查，台北红十字医院结论无病；台北医院则诊断为肺浸润，对工作无碍。当地父老认为新竹州卫生课的体检结论是当局迫使他辞职的计谋。拿到台北医院的证明后，吴浊流也曾想据此抗议，但冷静下来后，他又考虑：万一州卫生课的诊断无误呢？因此不如将此解释为善意。而且执教了这么多年，暂时休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于是他决定休职。
多年后，吴浊流想起此事，颇为感慨：在那个不景气的年代能拿三分之一的干薪，悠哉游哉地过一年，不仅不应心存不服，相反是值得感谢的。说起来，这也是殖民统治扭曲了人们的正常心理，只要是日本人所为，不论好坏都被本岛人视为心怀叵测。
听到吴浊流患病休职的消息，五湖时的同事邱兰妹赶来看他。邱兰妹此时已调到铜锣公学校，从铜锣到四湖要走十五六公里的山路。她深深的友情，令吴浊流大为感动。当晚吴浊流夫妇和她聊到深夜。第二天，妻子因身体不便，吴浊流一人送邱兰妹回去。两人时而经过寂静的田野，时而走在弯曲的山道，时而穿越幽暗的竹丛隧洞。一个是三十二岁的壮男，一个是二十七岁的未婚美女，两人的心潮都有一些起伏……他们缓缓地边走边谈，不觉疲乏，也不觉路远。终于到了分手的地方，两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邱兰妹在师范毕业那年的暑假，和一位留学日本的大学生订了婚。暑假结束，大学生回到东京，两人靠书信保持联系。而男的大学毕业后，通信便断绝了。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连男方父母也没有儿子的音信。当时的习俗是一旦订婚就如同夫妇，女方不能请求解除婚约。邱兰妹苦苦地等待了七年，男方父母同情他的处境，答应解除婚约。那时她已二十八岁了。后来才了解到，那位大学生一毕业，没通知父母和未婚妻就逃到祖国大陆去了。
邱兰妹解除婚约后，一位青梅竹马的小时玩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来，得知她的情况，立刻赶来求婚。两人幸福地成婚了。然而谁能想到，结婚当天晚上12时，日本刑事闯进家门把新婚的丈夫逮去了。原因是从大陆回来者，日本当局皆视为间谍。问题是邱兰妹的丈夫回到台湾已四五个月，在这期间警察并没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却在结婚的初夜将其逮捕，这显现了日本警察的卑鄙下流。邱兰妹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终日以泪洗面，人也憔悴了。她的丈夫被抓走后没有受任何审问就被投入单人牢房，不久被释放。出狱后，他带着妻子到大陆，在厦门行医。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一次躲空袭时，怀孕的她行动困难，不慎从楼上滚落下来，因流产出血过多而死。
吴浊流多年后思考邱兰妹的命运，认为她多读了书，择偶的要求自然较高，然而台湾的知识分子大抵都是反日的，不能呆在台湾的居多。即使留在台湾，也要受到当局的注意，非得像土拨鼠那样生活不可。因此，像邱兰妹这样的台湾知识女性的命运大多是不幸的。
1932年2月，吴浊流休职回到家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家优游度日，他又有闲暇作汉诗了。这一年他又加入了“大新吟社”。而结婚八年不曾生产的妻子，年内生了一个男孩，使一家人喜不自胜。
翌年3月，吴浊流到州卫生课复查身体，结果已无问题。4月，他回到新独立的五湖公学校复职，担任五六年级复式班级的教学。
五湖公学校的校长是研究科出身，持有中学教员资格，因此很有些自命不凡。这位校长汲汲于升官之道，一切迎合当局的政策。他一味加强农业教育，把全校教职员都赶往农场劳动。这种劳动和囚犯干活差不多，种菜、养猪、养鸡，盖堆肥舍等等，活儿五花入门。学生们种出来的大葱有两尺长，在品评会得过首奖；饲养的猪的肥育率，每月平均达四十台斤。这些活儿主要是动用五六年级学生，吴浊流深感不满，然而无法可想。有时他故意在放学后指导学生做课外作业，狡狯的校长马上找到教室来说：“放学了，请把学生借我。”由于校长对当局政策的积极迎合，不久就升为郡视学了。
校长升官后，当局又从杨梅农业补习学校调来一个日本人接任五湖公学校校长。不久，因为学校增加了一个班级，又来了一位刚从女校毕业的日籍女教员。这位叫袖川的小姐是生长在台湾的“二世日本人”，天真烂漫。袖川很爱好文学，一有空就捧着小说阅读。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吴浊流家里来聊天，每次来都大谈小说，有时还读某部小说中的一段给他听。在她的感染下，吴浊流也开始读小说。有一天，袖川又跟他谈起文学。吴浊流说小说都是人做的，如果我想写的话一定也能写。袖川竟哈哈大笑：“你，实在幼稚，小说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不过，她也怂恿他试试。吴浊流不服这口气，就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水月》。袖川看了很感动，劝他将小说投给杂志社。吴浊流便将作品寄给了作家杨逵、叶陶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
1936年，《台湾新文学》发表了吴浊流的《水月》。这是吴浊流的小说处女作。从日后来看，《水月》的发表是吴浊流人生中的一大事件，因为这是他的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吴浊流受此鼓舞，接着又写了《笔尖的水滴》《泥沼中的金鲤鱼》两个短篇，同年发表于《台湾新文学》。其中《泥沼中的金鲤鱼》还获得了杂志社的征文比赛首奖。翌年，吴浊流又在《台湾新文学》上发表了《归兮自然》，并创作《功狗》《五百钱之蕃薯》等小说。《功狗》也曾投给了《台湾新文学》，然而由于该刊被迫停刊，所以没能发表出来。
袖川为吴浊流的成就感到高兴，鼓动他继续写。她与吴浊流一家很亲近，常在月夜与吴浊流夫妇及孩子一起爬上五湖的山岗赏月徘徊，在月光下她还唱起了日本歌谣，歌声悦耳动听，令人难忘。然而好景不常，因为她欲与台湾人结婚，被抱持种族歧视的郡视学知道了，将她调到旧港公学校。不久，吴浊流也调到关西公学校任首席训导。
袖川的调离和《台湾新文学》的停刊，使吴浊流的文学热情暂时冷却，创作停顿了下来。本来吴浊流也没有想到要当作家，他读师范时，作文成绩也很一般。同时，他觉得日语的语法很复杂和麻烦，他并不喜欢，所以不曾想过当文人。吴浊流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与袖川的鼓动是分不开的。因此，她可谓是一个改变了吴浊流人生的女人。她调离后，吴浊流感到失去这样一位鼓励者实在是他的一大损失。
袖川调到旧港后，在那里和一个日本宪兵结婚。从此吴浊流和她没有再见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袖川接受她的学生的邀请从日本到台湾观光，才与吴浊流再次相会。吴浊流陪她一块爬上狮头山游玩了一天。袖川将她离开五湖公学校后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吴浊流。
袖川婚后生了四个孩子，而丈夫却死在了战场上。台湾光复后，她和孩子们被遣回丈夫的故乡日本鹿儿岛。但丈夫的家族却将她视作外国女人加以排斥，不给她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她起初找到一份月薪三十八元的代用教员的工作，但这点薪水无法养育四个孩子。面对世态炎凉，面对生活的艰难，她曾想过自杀。为了四个孩子的未来，她最终还是肩起了生活的重负。她借用学校的缝纫机，在空余时间帮人缝补衣服，还同时担任了两三个人家的家庭教师。三十年的吃苦奋斗没有白费，四个孩子中三个大学毕业，只有老二在某酱油厂工作时，由于熬不住严酷的现实，告别了人世。
吴浊流过后想，袖川是生于台湾，吃台湾米长大的。如果当时她能按自己的意愿而和台湾人结婚的话，说不定能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民族歧视的现实使她束手无策，结果成为殖民统治的牺牲品。殖民当局所谓一视同仁、内（日）台融合、内台结婚，口号倒蛮像回事，其实当权者无时不怀着民族偏见，殖民统治者从来都是认为大和民族的血比汉民族的更优秀，因而暗地里是阻止内台融合的。
1937年，吴浊流调迁关西公学校。关西公学校是新竹郡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校本部二十五个班，分校六个班级，农业补习学校两个班级。而吴浊流在关西公学校任主席训导（教务主任），这是一种荣升。他认为或许是自己在教育界已服务有年，再过半年就可领到“恩俸”，因此在个人言行上已成为一个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者，致使当局稍微修正了对他的看法吧。
吴浊流在这个时期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故。妻子自生下长子后，又生下一男二女。不幸的是，次子未满月即夭折，长女生下仅两个月即又匆匆离开人间。调到关西任教的第一年，他的父亲又逝世了，终年六十九岁。生命无常，亲人的死亡，给吴浊流的内心带来巨大的哀痛。
关西公学校的日籍教员和台湾教员人数相当。吴浊流刚到任时，对学校的日台差别之分明大吃一惊。校长室里，教职员名牌的排列顺序是日籍教员都排在上段。学校的好宿舍都是日本人住着，台湾教员大都住在庙宇或租用的民房里，条件十分简陋。吴浊流的宿舍是街道上一家旧戏院改造的，比日籍教员中住得最次的女教员还差得很远。学校的日籍教员抱成一团，对台湾教员采取轻视的态度。日籍校长虽口口声声“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其实却是凡事都袒护日本教员，对台湾教员实行差别待遇。每有日籍教员到任，便在校长宿舍召开只有日本人参加的欢迎会。而且日籍教员比台湾教员多领六成的薪水。那时正是“七·七事变”前夕，中日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台湾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日籍教员更加飞扬跋扈，这种情形尤其表现在教职员的晨会或夕会上。如果学生犯规做了坏事，台湾教员就会受到日籍教员的攻击责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近卫内阁于8月决定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台湾殖民当局配合日本的侵略政策，推出了“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就是要把台湾人民改造为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在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使台湾人为日本侵略战争作出更大牺牲。因此，去除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及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便成为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皇民化的具体措施，首先是强制普及日语。禁止使用汉语和地方方言，废止报刊汉文版，中止台语广播。在各地设置了众多日语讲习所，并且奖励“国语家庭”。其次，是生活方式日本化。在全岛推行神社崇拜，信仰天照大神，奉祀神宫大麻，烧毁民间供奉的神像、神主牌位；改换日式姓名；禁穿中国式服装，禁过传统的节日如中元节、春节等；家庭中还要设置日式风吕（澡盆）、榻榻米、木履等。再次是强制进行皇民思想教育。在学校，强迫进行日本国民训练，丑化中国，除灭学生的故国观念，要求学生忠于天皇，树立为天皇而死的信念。在社会上，则进行兵役预备训练和国民精神训练。在文学艺术领域，禁演台湾戏剧（如布袋戏、歌仔戏），推行“皇民文学”与“皇民剧”。殖民当局还成立“皇民奉公会”等组织，在全岛展开所谓金报国、储蓄报国运动，发行公债，分派军事费等等，千方百计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
七七事变是在吴浊流到关西公学校任教三个月后爆发的。事变发生后，随着皇民化运动的推行，学校的台湾教员被要求过日本的生活方式。新竹郡当局还下令全郡台湾教员及家属穿上和服，往新竹神社参拜并祈祷“武运长久”。吴浊流的宿舍也放置了日本当局配给的神龛，奉祀大麻。然而他和家人谁也没有礼拜过。有无礼拜别人不会知道，不过插在神龛前的“”（杨桐）却有些麻烦。如果不更换，枯了别人会看得出来。吴浊流最初感到伤脑筋，后来想出一个敷衍的对策，决定不更换。他吩咐妻子，万一皇民奉公会的人来的话，就告诉他们正准备更换。不仅在学校，连家庭生活也被卷入皇民化运动，吴浊流内心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怒：“七七事变后，实施所谓国民总动员，因此步入纯粹战争的时局里，（日本）全国上下揭起‘暴支应惩’的标语，但事实上是日本人侵略台湾人的祖国，表面上高举正义的旗帜，欺骗台湾人，展开皇民化运动，把‘内台一致’、‘灭私奉公’、‘献身报国’向异民族的我们强制执行。在各部落里，把家长及主妇召集起来，开了‘暴支应惩’的演讲会，讲师则动员警官、保甲役员、役场吏员、学校教师等人。我们台湾籍教员，尝到无法说出口的痛苦，遭受了内心被针刺一般的经验。在殖民地下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