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师等人。我们台湾籍教员，尝到无法说出口的痛苦，遭受了内心被针刺一般的经验。在殖民地下的台湾人没有叫祖国的自由，完全像奴隶一样，而且又被置身于不能不向祖国的敌人忠诚的地位。面临此种难局，内心唯有想到如何逃避才能安然度过日子而已。”吴浊流：《台湾连翘》，（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9月初版第5刷，第93—94页。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日本国内一片狂热喧腾。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也大肆庆贺，台湾岛内一时“到处恭祝战胜，灯光闪闪，爆竹声喧”。见1937年旧历8月第94回栗社社告。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54页。栗社为了配合形势，于同年12月24日出题《祝皇军南京入城》，举行了一次“新祝击钵联吟”活动。由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迷惑，或许还因上述这种“逃避”灾祸、“安然度过日子”的想法，作为社员的吴浊流参加了此次活动，作诗一首。
中日战局越来越趋于激烈。殖民当局一方面把台湾人推向战场，一方面将公学校毕业生全部纳入青年团组织加以训练。在关西公学校，动员了四百余名毕业生回到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毕业生组成一个联队，联队辖三个中队，一个中队辖三个小队。中队长以上的干部皆由日籍教员担任。台湾教员则当小队长，听从日籍教员指挥。这种训练每周进行一天，上午以军事训练为主，配以训话，讲的都是“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这一套；下午则从事劳动。这种训练跟军队一样，天天殴打喝斥，教员室简直成了刑事审问室。而且这种情形不久便影响到了在校生的教育。野蛮杀伐的做法也应用到天真可爱的少儿们身上，学校教育体罚成风。
吴浊流看到孩子们遭殃，忧心如焚。他暗地里联合学校里的台湾教员，请大家思想扭转局面的办法。经过数次讨论，大家决定以纯教育的名义来与校方理论。每当校长及其他日籍教员虐待学生时，大家都团结一致加以反对。因此每天晨会中都要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争论。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学生遭毒打或被罚跪的情景仍经常可以看到。
在此期间学校还发生了一件冤枉学生的事情。学校有一对日本教员夫妇，两人不在家时被贼入室偷了东西。这对夫妇认为经常给他们打水的一个学生是嫌疑犯。平时发生类似的小事件都是由学校自己处理，只是由于嫌犯是台湾学生，这对教员夫妇和学校当局便将学生交给警方。然而无论警察如何严刑拷问，学生都不承认。学生被拘囚两个星期后，再度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这才证明了学生是冤枉的。学生出狱后，将在警察局里遭审问和毒打的情形讲给吴浊流听。吴浊流听了很愤慨，但当时只是对学生同情地安慰了一番。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他对没有向校长和那对日籍教员夫妇提出抗议，深感悔恨。他想，自己作为主席训导，应该站在本岛人一边，发动家长会，对学校的不正当的处置提出抗议。然而，当时自己竟然一点没有想到要这么做。他自我剖析认为，自己确实是在性格上有奴性，在意识中承认日本人的行为，仿佛“去势”了的人一样，被捏造成了方便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了。
沉默总有爆发的时候。吴浊流终于与校长发生了冲突。一次，在青年团植树时，吴浊流所带的小队完成了任务。正想离开时，一平时蔑视台湾人的日籍代用教员用近乎命令式的口气让吴浊流的小队帮他的小队干活。吴浊流讽刺说：“这样的时候才是应该发挥日本精神的。”对方立即翻脸，瞪着眼向他逼近。吴浊流的队员迅速护上来，对方悻悻而退。第二天，校长把吴浊流叫去，狠狠地诘问他昨天是否侮辱了日本教员。吴浊流据实以告。校长面呈不悦，然而一时找不出话来。吴浊流长久以来郁积的怨愤和不平这时禁不住喷发了出来：“校长常说内台融合，一视同仁，可是事实好像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请看这教员名牌张挂的情形。这不是差别吗？日本人就挂在上段，这用得着吗？青年团训练，大队长和中队长都由日本人当，同样是师范毕业的，本岛人的前辈当小队长，后辈的日本人当中队长，这岂不是天大的矛盾吗？”校长对他吼叫：“你要攻击校长吗？”吴浊流冷静地说：“文官服务规定第二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部下得向上司陈述意见。’”圆滑的校长以一句“原来如此”暂时收场。
与校长这番冲突的后果是，下一学期，吴浊流即被左迁马武督分教场当主任。马武督是疟疾猖獗、一半辖地为原住民地界的山区。吴浊流任教已近二十年，一直是从乡下到乡下，左迁复左迁，好不容易调到交通较方便的关西，不料仅呆了两年半，便又被贬回偏僻的小山村。
不过，远离城镇的马武督在战时可说是最好的避风港。这里没有日本人，只是卫生条件不好，除了疟疾盛行，还多蚋。吴浊流去年刚生下的三女儿被蚋叮得化脓，老治不好，妻子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老家，吴浊流身边只留下刚读小学一年级的长子。
马武督分教场有六个班，外加国语讲习所三个班，教员九个，都是台湾人。由于学校创设不久，条件很差。吴浊流说服家长和热心人士捐出一笔款，设置儿童文库，添购教具，还建了校门和运动场。校园里种上很多樱花、杜鹃花和枫树。他希望这里春天樱花和杜鹃烂漫，秋天枫叶鲜红。因为学校还没有毕业生，所以不必搞军事训练，他可以专心经营学校和教育儿童。这期间，为了支撑日本侵华战争，1940年4月台湾总督下令台湾全岛捐出一百万石米。当局层层发动，在马武督也召开了保甲会议布置落实。吴浊流被迫和保正跟着派出所的警察到各村和部落去督促捐米。因马武督一半辖区是原住民部落，所以当局分配的劝募量比别的地区相对要少，不必搜查即可完成任务。
吴浊流本以为自己能够远离战争在马武督长期呆下去。岂料，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导致了才到马武督任教一年的他辞去教职。这一年秋天，郡运动会在新埔举行，郡内各校师生都参加。轮到女教员组一百米赛跑项目时，郡视学来催促女教员上场。视学一边嘻嘻哈哈笑着一边叫女教员出场，吴浊流觉得视学的态度不庄重严肃，便大声揶揄说：“边笑边叫不会出来的！”这句话引发众人哈哈大笑。视学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哪一个？”接着扑到观众席前，边问“是你吧？”边伸手打被问到的教员的头。被打的都是台湾教员，吴浊流也挨了打。这种公然的侮辱令吴浊流义愤填膺，“心的痛楚比头上的要激烈几千倍”。
吴浊流一方面为自己的出言不慎给台湾教师同仁们带来的这场无妄之灾感到歉疚，一方面后悔自己当时为何不反抗：“这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养成了对暴力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习性才这样的吧！然而我决不能这样就甘休的，我在心中疯狂叫着：回马武督！整晚我都没有能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好，只有听凭热泪迸涌而下，我既提不起劲儿和朋友商量，但觉天地都忽然变暗了，迷失了路途一般。如果被打伤，那就可以对簿公庭，争回一口气了。我越想越气愤不过，自尊心都整个地崩溃了。最后我觉得不解决，就活不下去了，我想到决斗，但那未免不智，或者由被害者共同起来抗争，可是各人立场未必尽同，不赞成的人也不可能没有，而且有的人辞了职马上就不能生活。我不能连累任何人。想来想去，最后明白了只有独自个儿出来与他抗争才是最有力的。”吴浊流：《无花果》，（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10月初版第7刷，第86、87页。
吴浊流决心辞职抗议。他在辞呈上详述了被殴的情形，最后说明是为了维护教师的尊严而辞职。写完辞呈后挂号寄给了州知事。接着他去到新竹，当面向州知事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又找到当时惟一一家台湾人办的报纸《兴南新闻》的分社，要求他们刊登消息。再下来又求见本岛籍的州会协议员朱律师，请求帮助。次日，《兴南新闻》就此事刊出了三段大标题的新闻。第三日，州视学通过校长，约见吴浊流。州视学劝吴浊流撤销辞呈，并许诺吴浊流可以任意选一个学校调职。吴浊流坚持要郡视学道歉。州视学说如果让郡视学道歉，有损威信，请吴浊流以宽宏胸襟原谅他。吴浊流表示，除非郡视学道歉，否则自己无法保持教育者的尊严。为了维护教师的尊严，自己不惜以辞职作为牺牲。并且基于“打架双罚”的道理，郡视学也应辞职。
从州视学处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曾与吴浊流同事过的新竹第一公学校校长受州视学的委托，把他请到新竹设宴招待，并试图说服他收回辞呈。同时，马武督的父老得知消息，也来劝他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无愧于心，可以罢手了。过了一个星期，校长叫他去见面。他到了本校后，校长和他一起到郡役所，与郡守、庶务课长会谈。郡守说：“郡视学确实已向我道歉了，郡视学和你都是我的属下，我要向你转告郡视学已经向我郑重道歉。在座的庶务课长和校长都可以作证他确实对这件事，间接地道歉。”吴浊流没有屈服，仍坚持原来的主张。郡守最后说：“不管如何，你的辞呈不能越级提出，应经过校长才成。”
如此再三折腾，吴浊流终于明白，作为殖民统治者的日本人是不可能向台湾人道歉的。况且如今是战争时期，教育根本就不像教育，与狼狗训练差不了多少。再干下去，只有增加痛苦。因此他更想辞职了。他还琢磨，辞职了就可以领到一笔钱，靠过去的积蓄，自己在南部已买了一块地，不如去经营农场。但时局越发吃紧，找人做帮手并不容易，而做不了体力活的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办农场的。当局正征派台湾人到海外去，保不住自己也可能被征去，这样的话可就大大不妙了。干脆跑到大陆去吧！想到这里，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
打定主意后，吴浊流重新写了一份辞呈交上去。可是左等右等没有下文。他便找一位台湾医生商量，请他出具一张神经衰弱的诊断书。有了这张诊断书，吴浊流先请了一星期假，接着再请三星期假，学校照准不误。无奈，他又开出一张易地疗养的诊断书，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家悠哉游哉度日。当局见他铁了心，过了两个月终于准他辞职。从师范毕业迄今，教员生涯二十一年，除去中间一年休职，在职共二十年。
在吴浊流离职的同一年，他的妻子生下了四女儿。而他的母亲则在这一年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吴浊流辞职后，给正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中任高级职务的同学钟壬寿写了一封信，请他寄一张聘书来。吴浊流与钟壬寿是台北师范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就很要好。一天，钟壬寿摔了一跤，手关节脱臼了，到台北医院接骨后过了四五天，手指还不会动。吴浊流家有祖传接骨方法，所以他把钟壬寿带回家治疗，不日即痊愈。从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堪称莫逆之交。
钟壬寿果然不负吴浊流所望寄来了聘书。拿聘书办理出境，两个星期手续即办妥。吴浊流欣喜若狂，内心充满了解放感，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到大陆。
吴浊流的朋友们得知他要赴大陆的消息，也都为他高兴，纷纷向他表示祝福。栗社开了个盛大的诗会为他送行。席上吴浊流以《留别栗社同仁》为题赋诗三首：
深谢友情宴，江亭离绪赊。牵衣频赠语，句句为邦家。
栗里文明地，难忘旧侣情。身虽千里外，梦向故园生。
家园抛别去，为复旧山河。策乏匡时计，空余热血多。
这三首诗表现了作者对友人和故园的依依难舍之情，还表现了对祖国的向往。但以吴浊流当时的思想水平，他头脑中的祖国概念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而尚不可能上升为一种民族国家认同。他到大陆去，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而要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只能继续为“国家”（日本）效力。台湾《诗报》1941年2月18日第242号刊出“社友吴建田（浊流）先生渡陆壮行会”上栗社社员所吟的两首诗。其一为刘如昔所作：“高唱阳关酒壮帆（“帆”疑有误），夜光杯举颂征帆。愿君此去挥奇腕，捷足先登最上岩。”其二为张绍良所作：“一肩琴剑向江南，应照青青柳染衫。此日苗城开祖饯，相期兴亚署头衔。”在这次送别诗会上邹子襄任左词宗，吴浊流本人任右词宗。邹评刘诗为第一，张诗为第八；而吴氏则将张诗拔为第一名。吴氏对张诗除了诗味的欣赏外，恐怕还有对诗中思想的赞许。王幼华：《冰心丽藻入梦来——日治时期苗栗县的诗社》，苗栗县文化局2001年7月初版，第124页。
吴浊流从家乡动身那天，很多亲友到车站送行。妻子带着孩子们和他一起到台北。到了分手之时，妻子泪流满面。孩子们也痴痴地望着他。想到自己走后，妻子要独自照顾几个孩子，而战时的台湾大部分物资都是配给的，因此妻儿度日将是十分艰难的。他感到有些歉疚。然而，更强大的信念在牵引着他：在殖民地的桎梏下，自由被剥夺，生活形同奴隶，毫无指望。自己不能因儿女私情而误事。他心里想：“不错，那无限大的大陆，有的是自由。我就要到那自由的天地去，岂能这样伤感，我是男子汉啊！”他最后安慰妻子说，到大陆有了着落后，就回来接她和孩子们去。
第八节 在大陆
1941年1月12日，吴浊流从基隆登上驶往上海的轮船。途中吴浊流在甲板上眺望风光。船过吴淞炮台时，他目不转睛地凝望。只见到处是战火留下的痕迹，有一只大烟囱，中间被大炮轰开了一个洞。这是帝国主义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一个历史见证。吴浊流心中涌起万千感慨，遂口占一绝《过吴淞炮台》：“百战英勇迹尚留，吴淞烽息几经秋。滔滔不尽长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