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各项方针政策。没有统一战线的政策就不能号召和团结众
多的群众站在我们党周围，更不能团结那些地方的抗日武装、争取“绿林”
队伍和开展敌伪工作。我们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抗日，就团结他们。由
于政策执行得比较好，反正、起义或掩护我活动的伪军、伪组织，也为数不
少。
冀热察根据地很注意地下党及敌占区的工作。当时，北平、天津的进步
青年学生，在地下交通员的引领下，一批批地来到根据地；我们的干部也可
以到平津去办事或治病。我们用的药品、纸张、电讯器材、服装染料以至某
些武器弹药、小型车床，不仅可以从敌占城镇买到，还能从敌占区运送到根
据地来。我们的宣传品，经常出现在火车里、城门上；连《挺进报》，也被
带进北平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际友人班威廉、林迈可、史平烈等，
就是从北平进入平西根据地去延安、重庆的。美国飞行员奥利混·欣斯德尔，
在山海关附近被我救起时，异常惊讶地说：真想不到这里还有中国军队！
再一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在开展游击战中，既注意
平原，也注意山区，平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游击战，那里的党政军民都参加
了武装斗争。那时，我文职人员如专员、区长、县长都会搞武装斗争，他们
同八
路军干部一样，只不过分工不同而已。以马辉之为书记的
区党委，在积极领导地方武装斗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
与敌占区地下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抗日群众组织等方面有很大成就。
那时期，我军在敌后各根据地的斗争都很艰苦，但由
于冀热察地区处于关内与东北的衔接地带，是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敌我
斗争就更加尖锐和残酷。敌人一次一次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
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东根据地，仅1940 年日军就推行了3 次“治安强
化运动”，有的村子竟被烧10 余次。年初，敌人在烧光鲁家峪后，又血洗潘
家峪，屠杀1300 余人。在平北，划定无人区，烧毁房舍，残杀军民。1940
年秋，日伪军1 万余人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扫荡”，仅怀柔境内，烧毁房
屋2400 多间，死伤人数近千，方圆250 公里沦为无人区。平西中心区在1941
年前， 158 个村庄被烧毁142 个，被杀害的群众达1670 人，被抢走的牲畜
7。2 万头。这里还成了敌人设在北京南苑空军学校的靶场，每年多次“实习”，
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炸成断壁残垣。
尽管环境如此残酷，战斗在这里的军民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平北地区部
队和地方干部，长期搭窝铺，住山洞及长城楼子，与敌人周旋，和万里长城
一样，雄峙云燕。那时候，老百姓背一个兜，随时配合部队转移，打击敌人。
许多人在开辟冀热察根据地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如白乙化、包森、王仲华、
陈群、刘诚光、刘开绪、张振元、丁振军、王平路、苏林燕、曹致福、节振
国、徐亮、李荣旭、徐智甫、胡瑛、沈爽、边振东等，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同志，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
是的，正是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和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抗战的最后
胜利。
1941 年，党中央作出了精兵简政的决定，鉴于冀热察3 个地区的党政军
组织，都能独立领导各自地区的战争，区党委决定向中央和晋察冀边区领导
机关建议，撤销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机构，以减少层次，缩小目标，减轻
人民的负担，充实基层单位和战斗部队，以利于持久战，经中共北方分局和
晋察冀军区决定，于1942 年春天撤销了区党委和挺进军领导机关，冀热察各
地区按照预定部署，在晋察冀军区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各根据
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造成我们不久对敌伪反攻的优良条件。
第十六章撰写《罗霄军》
抗战初期，我利用战争的间隙写了一部小说，最初定名为《罗霄军》。
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把这件
事看得那么神秘。我读文学著作，很注意作品的序与后记以及对作品的介绍，
从中受到启发。看到有些作品的题材有自己的生活基础，如托尔斯泰是个退
职大尉，他写《战争与和平》，基本上是一部军事历史小说。我感到自己长
期的戎马生涯，本身就是小说题材的生活基础，我对文学作品的爱好和兴趣，
总想也能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表现出来。在学校时，我就爱读文学作品。投
笔从戎后，仍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战争时期，读书不容易，但我还是
利用作战间隙，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塔》、《女神》，冰心的
诗集《繁星》、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 正传》、《呐喊》，以及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集及他的《战争与和平》
等等。有时也自己动手写点。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散文、小故事等，
有些在《湘赣红旗》、《红色湘赣》等报刊上发表；在长征路上，我有时作
一段即兴演讲或吟首诗。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了点基础。
萌发创作小说的念头，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时我率部队由甘肃镇原进
军陕西三原地区，弄到一本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我一气
读完，书中所描写的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一支俄国工农武装在布尔什维克
党的领导下，逐步锻炼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队伍的故事，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相似。特别是书中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
象，曾使我激动不已。此后不久，作家马加同我谈起《铁流》，我深有感触
地告诉他：“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史诗。”
马加不无惋惜地说：“现在中国缺少一部《铁流》。”
是呀，中国有革命战争，但是没有描写革命战争的好作品。我对马加的
看法颇有同感。我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
响也比他们深远，不仅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而且要写得更真实，我觉
得《铁流》的结构、人物群体的描写等很值得借鉴。《铁流》给我留下的印
象是那样深刻，从而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经历过的战争，比《铁流》
里描绘的要丰富、生动，也应该写出一本近似的作品来。
1937 年5 月，我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
上，中央提出准备抗战。会后，我们一行数人在返回部队途中，纵论天下时
局，追思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颇有些心潮起伏意难平的感慨。当时估计对
日抗战有个准备时期，因此，我浮想联翩，觉得中国革命史上，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革命战争，规模宏大情况复杂、尖锐、激烈，在战争史上
并不多见。一曲曲壮歌，一幕幕悲剧，可歌可泣！自己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
如果能将这些写出来，用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不也是一种很好的
抗战准备吗？于是，我就开始了小说《罗霄军》的构思。
搞文学创作是艰难的，战争年代写小说，困难更多，我动笔前对
此有些估计不足。那时候也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罢，思想上没有什么束
缚，想干就干起来了。真到动笔了，“拦路虎”还确实不少。
我多年拿枪，虽然读过一些长篇小说，却没有写过。基本的创作意向有
了，但选择什么作为创作的主题？生活的积淀不少：北伐战争、南昌起义、
井冈山斗争、打长沙、下吉安、反“围剿”、万里长征。。，但创作仍不是
简单记记流水帐。我反复思考着、构思着，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工农
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总是紧紧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
决定就以此为主题，去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红军战争时间长，区域宽广，情节复杂，怎样去表现？我想，只能选择
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部队的战争场面作中心。选来选去，认为以红军
一个小游击兵团的一次战役行动来创作为好。这个兵团产生于罗霄山脉中
段，我就把书命名为《罗霄军》。题材的时代背景是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和福建事变时期。全书以罗霄军一次军事行动为基本线索。书中的人物，以
我熟悉的有代表性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也包括敌方的，都典型化。于是，我
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形成小说结构，于“七七事变”前不久开始
动笔。
资料缺乏，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没有草稿纸，就用办公纸、书信纸，
颜色不一，大小不等；时间有限，我就利用夜间和可以利用的间隙，因为进
行革命战争是我的神圣任务，而写小说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平常较少参
加其他娱乐活动，常常把看书、写作当作一种消遣和休息。到卢沟桥枪声响
起，我已试写了几章。不久，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便搁笔了。此后在战争
中时写时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相对集中地进行创作，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当时我率冀热察挺进军在
平西抗日。战争环境里，工作紧张繁忙，除军队建设、反“扫荡”、打仗外，
还要参加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一般都在夜晚，白天躲
飞机也是写作的最佳时间。那时，日寇设在北平的航空学校，以平西作演习
目标，常常来侦察轰炸，有一个时期防空袭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一件大事。一
到防空袭时，我就搬上小凳子，朝村外的山坡边上一坐，就开始写作了。这
时无论飞机怎样飞来飞去，都影响不了我的思路。
写多了，熟练些了，有时一写就到了午夜，那时年青，少休息一点也没
有什么。有一天晚上我正写得兴起，爱人蹇先佛来了，我竟全然不知，真还
让她有点误会。那时我们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交通不便，十天半月见一次
面还得翻山越岭。她跑了十几里山路，赶到我的住地，一进门便急切地说：
“孩子生病了！”当时，干部的子女一般都寄养在老乡家，我们的第一个孩
子就是寄养在湖南老家，被日寇的细菌武器杀害了。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
就放在离平西几百里远的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先佛听说孩子生病，心急火
燎地跑来告诉我，但我当时正在写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又大声喊了
一句，我仍旁若无人。她没想到我会这样，生气地扭头便走。
夜黑沉沉，山路阴森森，风吹得呼呼作响。在那战争年代，一个女同志
摸黑走山路，怪可怕的。因她满肚子火气，更由于在长征中有战争和行军经
验，不知害怕，径直往前走。一个人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她发誓，以后再
也不理我了。几天后，我来到先佛的住地，她不理我，谈到那天晚上发生的
一切，我才知道这件事。看我脸上惊讶的样子，真使她哭笑不得。
到1939 年10 月，这部4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终于在平西抗日根据
地宛平县的马栏村完成了，前后花了两年多的业余时间。
我写小说，容易传开。知道的人多了，就来问我，因此，对我形成一种
无形的压力。这又鞭策我下决心进一步把书稿修改好。在随后的四五年中，
我先后作了三次大修改，还有多次小的修改。越改越觉得好些，人们再问我，
也不紧张了。
在晋察冀边区，有位民主人士问我是不是写了一部小说，我不否认，只
是笑着对他说：
“我是中学生学作文呵！”
他说：“中学生是20 岁以下的青年，哪有司令员当学生的？”
我重复着答道：“学习，学习作文。”
当时晋察冀边区的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知道我写小说的事后，也来问
我。因我们常打交道，较熟悉，我就稍详细地同他讲了。他问我能不能给他
看看，我同意了，并请他提意见。这部小说，邓拓算是第一位读者。几天后，
他将原稿退还给我，真给我提了好意见。后来我根据他的意见又作了补充修
改。 1988 年小说出版时，邓拓已在10 年浩劫中离世了。我特地邀请他的
夫人丁一岚出席首发式，以报邓拓的知遇之情。
1944 年夏，我到延安，有一天陈伯达当着我向一位长者说：“他写了一
部长篇小说。。！”我看他的态度略有轻脱，长者听了似在沉思，无多表情
地说：“写文学作品呵。”我有点尴尬地答道：“东施效颦。”然后就相对
无言地过去了。
总之，对我写小说，有的同志因对我的创作意图不理解，颇有微辞，更
多的人则是寄以善意的期望。
完成的小说草稿， 40 余万字，加上几次修改，已是厚厚的一摞。在当
时紧张而剧烈的战争环境里，要把它保管好很是不易。先佛为此极为关注。
后来还有过一段手稿失而复得的小插曲。那是在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
胜利后不久，我同聂荣臻司令员从延安
乘飞机到张家口，先佛在出席党的“七大”后仍留在延安。解放战争爆
发后，她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去华北，带着几岁的孩子，也带着
这包手槁，赶往承德。那时，没有火车、汽车，天天紧张行军，无论怎样辛
苦劳累，她都亲自把手稿带在身边。一天，到达河北滦平县，
走了一天，又饿又累，便在附近的一个部队驻地休息。她们吃完饭，几个人
就铺床睡下了。真是忙中添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装手稿的皮包不见
了，心里十分焦急。她深知这是我多年的心血，要是丢了，我会非常难过的。
一定得找回来！她决定找到再走。
当地驻军上下都发动起来帮助找这个皮包，整整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踪
影。大家分析，皮包可能丢不了，因为有人以为皮包里装着什么贵重物品，
等看到皮包里全是草稿纸后，大家又那么紧张地寻找，也许会甩出来的。果
然不出所料，就在那天晚上，她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听到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