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老练的同志，已经想清楚了。于是，我们就打消了这个计划。决心参加不
久就会行动的东征讨蒋。我继续在部队工作，黄益善他们留在武汉（黄不久
参加南昌起义）。
此后不久，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乘船去九江。
这时，汪精卫等在武汉分共，而我们并不知道国共分家的情况，也没有
意识到将要参加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行动。。南昌起义。
第四章参加南昌起义
我们从武昌乘轮船到了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我
们24 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 军、贺龙的第20 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7 月15 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
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
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我们在九江，虽不清楚国民党上层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已感到形势严峻。
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时，多数
连队有党员，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党内职务都不
公开。2 营营长廖快虎可能是我们营的党小组长，因为总是他召集我们开党
的会议。到九江以后，廖营长经常找我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到汪精卫时，
他的情绪特别激动，说：“汪精卫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现在国共已经分家，
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同蒋介石一样，是我们的敌人。”
廖快虎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子，他隔一两天就找
我们谈话，做了大量细致和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大批像我这样有革
命热情但又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了清醒
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南昌起义南下广东时，廖营长在汤坑战斗中牺牲了。
快要离开九江的那几天，团里也开会，公开反对汪精卫。我们71 团团长
欧震不是党员。会议由参谋长刘明夏主持，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对汪
精卫反革命的义愤。
有一个连指导员发言说：“汪精卫一路跟孙先生走，他还是好的嘛！”
话音未落，大家群起反驳，说：“汪精卫现在反共反工农运动，没有一点革
命的气味，好什么？”
我也在会上发言，说：“过去对汪先生非常崇拜，因为他革命，我特别
喜欢他辛亥革命前在北京坐牢时写的一首诗：‘慷慨歌燕冀，从容作楚囚，
举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是，现在他还有一点‘慷慨歌燕冀’时期的
气概么？”
有人插话说：“汪精卫反动了，国民党是不是都动摇了？”
我说：“不管是谁，他不好了就不拥护他。”
刘明夏说：“蒋介石、汪精卫不好，不等于国民党不好。孙中山的三大
政策是好的，孙夫人也还是好的嘛！”
我那时年轻气盛，政策懂得不多，加上位在基层，对上面的情况也不很
清楚，以为汪精卫一叛变，国民党就会坏了。后来我才知道，“七一五”汪
精卫分共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在武汉发表声明，抗议汪精卫集团违反孙
中山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新政策”，她宣布不再参加“本
党政策的执行”。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对于国民党上
层人物，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比如对张发奎就采取争取的政策。张是第二方
面军总指挥，握有兵权，当时他想把二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我们
党利用他的这一心理，欲将左派掌握的部队带回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
力量，同蒋汪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我记得，从武昌到九江，军、师政治部贴
的大标语，都还是“拥护张总指挥”。
在离开九江前，有一天，欧震团长把全团集合起来，说是叶挺师长要来
训话。我们穿戴整齐，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一会儿，叶挺师长
来了，一个马夫牵了匹马，跟在他身后。叶挺师长打着绑腿，军容严整。他
讲话要我们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
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遵守纪律，爱护百姓。他还讲了几句赞扬张发奎的
话，说相信张总指挥能继续领导我们干下去。
1927 年7 月下旬，我们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
步行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路上走了三四天。
一路上，党内又开了几次会，这时已明确动员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廖营长在动员中说：“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断送了国
民革命，我们要重新干，打回广东，再来北伐。”
后来我听说，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就是我们在九江这个时期。当
时，我们党发现张发奎亲近汪精卫，也开始实行“分共政策”。7 月20 日，
中央一些负责人在九江开了个碰头会，决定“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
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 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这个意
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
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进行二次
北伐。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 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我们到南昌住了几天。31 日下午，廖营长和1 营营长魏权通知我们连以
上党员干部上街看地形。
吃过晚饭，我们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
9 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兴奋。虽然
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
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
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8 月1 日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
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 军57 团，我
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个敌人。3 营攻打天主堂，我们2 营攻打匡庐中学。在
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
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
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就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一个营全
部缴械了。
南昌起义后，我团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 25 师75
团与我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
起义前，他们与25 师师部一起住在南昌北面的马回岭， 25 师师长李汉魂
是张发奎的亲信，而75 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党组织比较健全。1 营营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
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
队拉出去。为了减小目标，按当时军队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
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
等都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于行动。8 月1 日凌晨，南昌打响后，他们
即按预先约定，以打野外为名向德安集中，开往南昌。
在起义中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住在马回岭而建制又属25 师的73 团，
前身是叶挺从广东率领参加北伐的第4 军独立团，也是我党在北伐军中组织
健全战斗力强的部队。他们按党的指示南下起义时（前委派聂荣臻通知的），
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
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回答：“团长（当时团长为周士第）命令我们出发，
我服从团长命令。”这种层层命令是当时军队指挥习惯，其实周子昆这次行
动，是他在接到党的起义指示后，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
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副参谋
长，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了。
75 团拉出了12 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师长、团长都不是共产党员
和左派，但部队却能带出来。1 营营长孙一中是共产党员，他事先通知党内
有关人员及左派，又以营长职务调动部队，带出了三个营，显示了党的政治
影响和组织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发了不少文件，像《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
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这一战
略目标，起义前就说过，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是解释南昌起义
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的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
告张发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主席
团7 个成员之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了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
来的，我还记得这样的话：现在到湖南扩兵也不行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
们一起南下云云。
当时对张发奎采取争取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信仰，争
取他可以争取一部分军官，并保持二方面军完整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
蒋介石特别是广东的李济深、黄绍竑等有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是对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 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当
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处长）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
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
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
从南昌出发， 20 军走前面， 11 军跟进。盛夏季节，赤日炎炎，热得
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
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
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走过时，不断有老表们打招呼，作关切的问候，有的
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由于天气太热，人已非常疲乏。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
北人，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发前虽然做了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
的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
3 个连指导员也走了。他们都是我当连指导员时的同行，多次在一起开会。
平常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显得很“左”，但遇到困难就擅自离队，我们才
知道他们革命并不坚决，深为鄙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领导上把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调整一下，
以巩固革命的指挥权。
当时，起义军刚从国民革命军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
然从总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领导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
员也不多。比如我们71 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夏是党员，3 个营长，除2 营长
廖快虎是共产党员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
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
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他们全部掉换。即便换了一部分，也是在起
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 师师长蔡廷锴，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
却继续让他带兵，并单独让他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 日从
南昌出发，4 日走到进贤李家渡，蔡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
奔早已脱离革命的陈铭枢去了。
在抚州，我从8 连调回4 连当连长。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
会址在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落了，天还不太黑，
地面虽然散发着热气，但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伍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
上，叶挺军长（南昌起义升任11 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
几句后，就把一位头戴博士帽，年约50 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
民先生为我们讲话。”
队列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 年我刚到
广东投身革命时，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
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
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泽民和徐特立（徐是湖南教育家，我在师范
读书，校长李崇本就介绍过他从事教育的业绩。）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
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是下级军官，又年轻，而彭老和徐老已年
过半百，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从军，令我们这些年轻人既惊奇又敬
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
徒叛变革命，气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还痛骂
徐谦，说：“在武昌时徐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
也不回来。现在他干什么去了？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
了！”
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
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竑，我也不觉得老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听人说，彭老在香港当中医，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同
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 年代，
我又见到他，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