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 年代，
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去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
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我们在抚州住了几天，就向宜黄前进。
8 月的江西，多晴少阴。从南昌出发十多天了，就没遇到一个阴雨天，
火辣辣的太阳总是高悬中天，连一丝云彩的遮挡都没有。顶着骄阳行军，人
昏沉沉的，由于出汗过量，腿脚也有些发软。站在路边的宣传队，用话筒喊
口号、唱歌或说些顺口溜，给部队鼓劲。革命委员会的一些女同志，也在宣
传队行列里，顶烈日、冒酷暑作宣传鼓动工作。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在南下的路上奋力前进。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
保卫处的布告，上面写着：离×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叫××的大土豪，
让部队自动去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
号召打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那时，粮食并不难买。
我们向一般农民买，也向豪绅地主买，一手交钱，一手交粮。虽说买卖公平，
但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共产党是要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农民的，可我们对贫苦农民和土豪
劣绅，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敲骨吸髓剥削农民的土豪没有受到多少触动。
当我想起过去土豪劣绅趾高气扬，想起杀害我大哥、堂哥，镇压农民协会的
刽子手萧仁秋那些土豪劣绅时，心里就充满愤感和疑惑。我不理解革命为什
么不赶快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封建势力的根基。
后来，我在井冈山上看到党的八七会议文件，才知道大革命后期由于陈
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一直态度不坚决，但在
南昌起义时就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而真正把土地革命政策从口号变为实
际行动，是进军赣南在这张布告上看到的。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下好了，
可以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
挑。”我觉得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过了宁都，我们经广昌向瑞金前进。
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搞清起义军的战略方向后，命令当时盘踞在两广
的“国民革命军第8 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而汪精卫也命令张发奎
火速追击。但张发奎没有追击叶贺军，却往广东去了。1976 年我主编《南昌
起义》一书，曾专访过叶剑英，他说，当时他任第4 军参谋长，张发奎召集
第4 军军长黄滇翔和他以及其他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张发奎很生气，
说南昌起事、叶贺出走，于“公谊私情，均无可谅解”，就想下令追击。这
时，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还是放叶贺的部队去广东。叶贺部队到广东，李
济深必然招架不住，就会请我们援助，我们便可以“援师”为名，趁机回广
州了。
这话正中张发奎下怀，他立即决定放弃追赶叶贺部队，率部改经吉安入
粤。
我们从南昌出发20 多天，一直是平安行军，到瑞金北之壬田以前没有遇
到战斗。说起来，真该感谢叶剑英的妙计，他使我们免遭敌人的尾追，可以
放手打前面的敌人。
在壬田，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仗。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钱大钧部新编第20 师有两个团在壬田布
防，企图阻止我军进入瑞金。当时，我们分两路向瑞金前进， 20 军在左，
11 军在后。20 军第1 师先到壬田，遇到敌人，一个冲锋上去。敌人挡不住我
军的英勇攻击，战至近午，开始退却，一直退到会昌。
我们听到枪声，加快步伐前进，赶到时，战斗已结束，部队便开进瑞金。
在瑞金得知钱大钧和黄绍竑部重兵正向会昌集中，准备侧击南昌起义
军。前委认为，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便决定打会昌。
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一杆子多，会昌城在晨雾中显得沉静而莫测。我
们于前一天晚上进入战斗出发位置。叶挺率11 军的5 个团在右边担任主攻；
朱德率20 军第6 团
（团长就是我在补充团时的副团长傅维钰）和教导团在左边担任助攻；
贺龙率20 军的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各方。
一声枪响，划破了晨空的宁静，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在会昌城
及其周围，驻有钱大钧的3 个多师。敌人占据着城东北、西北和西南的高地，
又在环会昌城的贡水沿岸构筑工事。
我军左右两翼按计划进攻， 24 师由洛口向会昌前进，接近会城西北，
敌人顽强抵抗。由于25 师（周士第、李硕勋率领）夜间急行军走岔了路，没
有赶上总攻时间，右翼兵力不足，与敌人形成僵持局面。左翼朱德指挥的部
队也打得很苦，伤亡严重。
中午时分， 25 师赶到了，他们不顾饥饿和疲劳，立即投入战斗。25
师是叶挺独立团扩编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一加入，整个战场形势就
发生了变化。夕阳西下，我军全线都处在胜利的进攻中。24 师在两门山炮掩
护下，夺取了主要阵地。朱德在左边，也不失时机地反守为攻。敌人很快动
摇了，纷纷跳下贡水河，争相逃命，我军则在山鸣谷应的冲锋号激励下，穷
追不舍。
接近黄昏，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占领了会昌城。第二天一清早，师部命
令71 团向南追击敌人。当时，我团3 营正在洛口箱制黄绍竑的部队。团直属
队（含特务连、机关枪连、侦探队）及1、2 营往骛门岭方向追击。筠门岭距
会昌有90 里路，傍晚，我团主力在骛门岭以北8 里的村庄宿营，一部分部队
直进到窍门岭。半夜，部队接到返回会昌的命令。第二天又是急行军，傍晚
回到会昌。
我军攻打会昌时，黄绍竑部已由于都前出至白鹅镇一带，距会昌很近。
由于我团3 营在洛口布下疑兵阵，加上25 师往返路过，把黄绍竑搞懵了，一
直没敢到会昌援助钱大钩，我军攻下会昌的第三天，他却向会昌开来，这也
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在我团返回会昌的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城西北山
头打枪。大家一骨碌爬起来，各团在城西的一个小山上及附近集合，抢占阵
地。
当时，20 军已撤回了瑞金了，留在会昌的只有11 军的两个师。中午时，
战斗全线打响。 24 师的两个团在两门山炮的掩护下，攻了四五个小时才将
主阵地攻下来。
我营担任预备队，归25 师师长周士第指挥。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周
师长要我统一指挥2、4 连警戒右边的一座山头。我们随即登上这座山头，敌
人也正来抢这个高地。我们一阵猛打，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又一鼓作气，追
下山去，边追边打，一直到夜间八九点钟，占领了敌人的最后阵地。素以顽
强著称的桂军黄绍软部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乘夜向珠兰埠方向退却。
两次会昌战斗，是我们南进途中的大胜利。我们以劣势兵力打败了蒋介
石嫡系钱大钧和桂军黄绍竑部，打出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
会昌战斗后，我们回瑞金，东行入闽，直奔汀州。
到汀州已是9 月上旬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特别是经过会昌的两次
恶战，部队很疲惫。除了有近千人的伤员外，还有相当多的病号。暑天行军
这么长时间，又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很少休息，中暑、拉痢疾、打摆子的很
多，加上负伤和逃跑的，整个部队减员相当严重。
到汀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整，主要是治伤治病。汀州有个福音医院，是
英国教会开办的，我们就把伤员送到医院。这个医院的院长傅连障同情革命，
精心治疗伤病员，给南昌起义军以很大帮助。傅连暲后来参加了红军，成为
红军医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那时，在整个起义军中，我们71 团2 营4 连是保持战斗力比较好的连队
之一。我这个连开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从南昌出发时，全连共有110 人，
到汀州时有八九十人，到广东后还有70 几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我这个连
的班排长、司务长、通信员等骨干都是广东人，他们愿意回广东，情绪高，
斗志旺，带动了部队。除此之外，我觉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经验可
以总结。比如，注意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我虽为连长，但是从指导员
转过来的，因此，对政治工作也重视。从南昌到抚州途中我连指导员李亭林
跑了，我就兼做指导员的工作。从南昌出发时，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员会的
文件、传单、布告等，经常带在身上，早晚点名、行军途中常拿出来讲一
讲。
当时，我看到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中，有宋庆龄和邓演达的名字，就向部
队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参加了南昌暴动，跟我们一起南下了。还有
咱们的总政治部邓演达主任（邓是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也来了。他们同
我们一起打回广东，再次北伐，实现总理的遗愿。”
其实，宋庆龄和邓演达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
当时，孙中山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我这么一宣传，对连队影响很大，士兵们
的情绪高涨，开小差、逃跑的少了。
我连一排长郑逸，山西人，他会做思想工作。他原来是团的政治干事，
因愿做军事工作，降了一级当中尉排长。他把眼下的行动同士兵们的现实思
想结合起来讲，能打动人。起义失败后，他消极了。我觉得，有些被革命浪
潮卷来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革命顺利时很积极，也会讲道理，但革命处于
低潮，就不能坚决彻底地实践革命的理想了，以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部队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认为，部队暑天长途行军，
又不能经常休息，只有把伙食搞好，保证部队吃饱、吃好、又卫生，才能保
持体力，减少疾病。我连司务长是从班长提起来的，有战斗经验，他知道伙
食的重要，我们常常一起商量，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粮，
到驻地现购买，有时买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宁可累一些，行军都背着米，
带着伙食担子，部队一停下来，就烧开水、做饭。一路上，很少挨饿。
在汀州停留期间，我还参加了一次11 军共产党员大会。记得是晚上开
的，有一两百人，挤在一间庭堂里，中间摆张桌子，当做主席台，桌上放盏
马灯，光线不强，看不清人脸。只听到主持会议的人是四川口音。这口音还
熟悉，我想起来，在宜黄听过他讲话，是军党委秘书长欧阳继修。
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长期在白区做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文化大
革命”后期审查他的问题，有人找我调查，问阳翰笙是不是参加了南昌起义？
我就是根据宜黄的那次讲话和汀州的这次党员大会，给他作了证明。
上井冈山后，我和毛泽覃（南昌起义时，他在25 师工作）闲谈，说到汀
州的党员大会，他说，当时他也在场。我俩很兴奋，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大
会的内容。毛泽覃也记得，主持会的是欧阳继修。 1932 年我和毛泽覃在江
西富田碰面时，又谈起了这件事。
那天会上，有两个人作报告，首先是李立三，以前我没有见过他，但对
他的名字熟悉，他在上海、武汉搞工人运动，很有名声，又是南昌起义党的
前敌委员会成员，南下时公开的职务是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长，还有那张打土
豪挑谷子的布告，使我对李立三更为敬佩。
李立三讲话很风趣。他问：“我们南下到广东，还要不要国民党啊？”
底下交头接耳了一会儿，有人说：“国民党反动了，不要！”
有人则说：“三大政策还要，国民党也得要。”
李立三很干脆地说：“我们到广东，只有共产党领导，至于国民党嘛，
我们是联合它。三大政策是‘联共’。我们改个字叫‘联国’，联合国民党。
当然是指左派。”
他的这番活，反映了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转变。南昌起义我们没有完全
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到这时，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共产党领导了。
李立三还讲了革命军要遵守革命的军事、政治纪律。又说：“我们还有
一条纪律就是要照顾好伤病兵，给他们医治，还要找人抬他们。没有人抬伤
病兵行吗？如果那样，我就打起旗子到街上去拉夫！”
李立三讲话有鼓动性，又爱用比喻。开始我们没理解，听后一愣。他转
而笑着说：“当然，我不是真的要去拉夫。我的意思是要照顾好伤病兵，这
样才能鼓舞士气。否则，没有人打仗了，不就得去拉夫吗？说拉夫，也是出
钱请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台下也是一片笑声。
接着，欧阳继修又请叶挺讲话。叶挺主要讲战争形势，说：“在会昌的
两仗都打好了，打败了两个强敌，说明我们还是铁军。”他也讲了纪律问题，
说军队就得有纪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更要有纪律。他批评了一些
党员在战斗中表现不大好，还不如非党员勇敢。讲到这里，他显得很激动，
说：“共产党员是什么？就是带头兵，是榜样！就要比别的人勇敢，打仗冲
在前，退却走在后，没有这点精神，还叫什么共产党员？”
我们从汀州出发，向潮汕进军。离潮州不远时，政治部在路边竖了块大
标语牌，上面写着：“潮汕在望”4 个大字。看到这个标语，大家都欢呼起
来。当时我就想，这4 个字很能鼓劲儿，看到它，疲劳、病痛一扫而光，走
起路来，脚下生风。
在潮州住了两天，又开往揭阳。在揭阳，听说陈济棠的部队来了，就在
距揭阳不远的丰顺一带。一天，全师排以上军官集合， 24 师师长古勋铭（师
长本由叶挺兼任，古是到潮州新任）请叶挺军长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