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自己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中去。真正使他对党、也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产生深深的忧虑，是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始的。
李立三在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时，党内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已经开始。他对中央突然从纠“左”转向反右很不理解；他也不相信彭德怀“反党”；特别是会上无中生有地提出了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也使他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敏锐地发现党内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时过不久，果然就有康生写信给毛主席，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的，云云。不久，又有人提出，李立三还“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此关键时刻，是刘少奇“救”了他一驾，刘说：要再批判李立三，他就爬不起来了，让他自己检查一下吧。这样就保护他过了一关。
但是，随着党内生活不正常情况的继续发展，李立三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李立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处处小心谨慎，决不让别人再抓住他什么新的“把柄”。有这样几件事，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当时的心境：
三年困难时期，李立三对自己的家庭要求相当严格。他早在免去劳动部长职务之后就曾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免去给他的部长级的一切物质待遇。到困难时期他的炊事员多次向我们做秘书的反映说，李立三家里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他这个炊事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当然对此了如指掌，既然炊事员提出了，我们便趁机向中央机关食堂的负责人反映了这些情况，终于得到批准允许他们家去食堂额外买些食品。哪知这件事很快便被李立三发觉，他把我们找去狠狠批评了一顿，并立即停止接受这份额外的供应。
1962年，安源老工人到北京来看望刘少奇和李立三。老工人在见到刘少奇时说，李立三老家的房子已经倒了好几间，破烂不堪了，国家应该出点钱给修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老工人回到醴陵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县委，县委马上准备给李立三家修房子。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李立三赶紧写信制止了这个工程。
60年代中期，他有一次因公去江西，有人建议他顺路去南昌，正好赶在“八一”时看看老朋友。李立三考虑良久说：我当年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没有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我虽然参加了“八一”起义，但贡献不大。我还是去井冈山看看更有意义……结果，他抱着虔诚的学习态度，认认真真地在井冈山转了转，还写下了一组名为《井冈好》的诗，由衷地赞颂了井冈之路：
井冈好，太阳出得早，
照破迷雾，万物皆觉晓。
井冈好，红旗举得早，
星火燎原，东方初破晓。
井冈好，红军建得早，
工农齐武装，成败已分晓。
井冈好，东风吹得早，
压倒西风日，全球皆报晓。
在那段岁月里，由于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很自然的，同他“来往”的人比以前也大大减少了，只有陈毅、刘少奇等少数几个老同志还时常到李立三家里来。特别是陈毅，仍像从前一样同李立三谈天、下棋，假日里有时两人一坐就是半天。在我们秘书眼里，李立三与陈毅之间的“围棋情”，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堪称一段佳话。
记得那是1961年7月，李立三把夫人李莎及二女儿雅兰送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后，即带着大女儿李英娜到了北戴河西山中直疗养区，住在中央分派给他固定使用的别墅里。它与之相邻的刘伯承、陈毅、陈伯达等人的别墅相较，面积是最小的了。李立三每年夏天都带着全家到那里住上一个多月。但那次到北戴河，不单纯是避暑休息，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参加由薄一波主持起草《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七十条）。李立三为了参加这项工作，早在半年前就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深入到工业企业特别是煤炭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起草小组集中了有孙冶方、马洪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八月底由邓小平专程到北戴河主持定稿。
在此期间的一天上午，我到中央办公厅在北戴河的办公所在地送修改稿去了。返回时，看见陈毅正在与李立三下围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与陈毅下棋，有幸在旁观战。只见他俩谈笑风生，亲密无间，真是一对好友，但有时也会为一粒棋子的定位，争得不可开交。到吃午饭时，李立三挽留陈毅。陈老总推辞说，他那里已有准备，就不给李立三添麻烦了，并约李立三午休后到他那边继续“战斗”。下午，我随李立三去陈毅的住处，他俩又对弈了半天。晚饭后，我陪李立三在海滩散步，我问李立三：不是中央在庐山开会吗？怎么陈毅到北戴河来了？李立三解释说，他今天从庐山坐专机来北戴河，是为了明天接待一起外宾，今天可以休息一天，所以一下飞机就到我这里来下棋。同时，饶有兴趣地讲了他与陈毅的亲密关系。
李立三说，他与陈毅是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1921年夏秋之间共同参加和领导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北京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对学生进行镇压，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里大”，把学生的护照强行收走，押解到芒特吕克炮台军营，最后策划押送回中国。
回国途中，李立三等104人在船上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充满乐观的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他们千方百计设法同沿途的华侨接触，宣传被迫害情况，接受侨胞的捐赠。他们还想法在船上开展文体活动。还在兵营被关押期间，为了聊解愁思，他们在院内捡来黑白两色的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个围棋盘，对弈攻杀。他们把这副“土围棋”也带到邮船上。一次川湘两籍的同学赌下围棋，四川方面有陈毅、佥满城和一位姓苏的，湖南方面是李立三和一位姓王的。四川人说湖南人下得臭，湖南人说四川人下得也不香，最后由李立三与陈毅分别代表湘、川两方的主帅进行比赛。李立三的形势越走越被动，遭到围观者的哄笑，他生气了，把棋子和棋盘一齐抓了起来，跑到船边，扔进大海，气得众人都想揍他一顿，但陈毅始终挂着笑容，十分庆幸他的胜利。他俩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在余暇时，两人你来我往，只要相逢在一起，总得对弈起来。就连1929年8月，在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把身任红四军党委书记的陈毅叫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陈毅由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任职的大哥陈孟熙和在上海兵工厂工作的堂兄陈修和接到英租界三马路新苏旅馆住下，李立三代表党中央到旅馆听取陈毅汇报工作时，就是以下围棋作掩护，一边下棋，一边谈工作。
陈毅下棋与他的作战风格相似，喜欢采用迂回包围战术，把对方整块整块地吃掉。他说，这样吃起来安逸、痛快！在两人对弈当中，陈毅最讲究“落子生根，举子无悔”。他说：“同志哥也，这是棋品问题。”“棋品嘛，其实就是人品。没有人品，何得棋品呢？”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棋虽小道，风格最尊。”充分表现出他对棋品的尊重。
李立三是个铁杆棋迷。无论在政治上得意还是失意，他都从来没有与围棋分离过。李立三在上海与北京，通过国手顾水如和过旭初先后结识了年仅十岁左右的少年棋手陈祖德以及聂卫平兄弟俩，以棋为缘，开始了一段有趣的忘年交。李立三每到上海出差，必把陈祖德接到住处对弈。在北京，常常把聂卫平兄弟俩接到家中，并约请陈毅、金明、张劲夫、陈康白等一起同乐。
李立三棋艺虽不高，但棋风却很好。围棋使李立三与陈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亲密无间的友情从未断过。即便是在李立三处境艰难的日子，别的人都惟恐“避”之不及，陈毅却毫无顾虑，想下棋就来，想聊天就到，这种往来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陈毅与李立三各自都脱不了“干系”时，才告停止。
第十二章 在委屈与困惑中凄然走进“文革”风暴
1。庐山会议后面对康生的恶意“栽赃”
由于李莎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从苏联来到中国后，不时想回去看看。这种对故乡、对亲友的眷恋之情，是人所共有的。为了来往方便，她一直持有苏联护照，保留着苏联国籍。这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以后，对李立三来说，也随之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某种角度上说，李立三“文革”中的悲剧，除了他是所谓“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外，跟他这个“国际家庭”也不无关系。
早在195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突然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一上山（即庐山）你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有人借机直接诬蔑攻击彭德怀“里通外国”，一向靠整人起家的康生灵机一动，立即写信给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在苏联呆过15年又有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说李立三也是“里通外国分子”。
康生一下庐山，9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找李立三谈话，把祸水向李立三泼去。除了抓住李莎的国籍问题大做文章外，还故技重演，重复1937年他在共产国际时对李立三的诬陷，借苏籍华人郭绍唐之口，诬蔑李立三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李立三面对康生向他发出的进攻，坐卧不安，于1959年9月10日给康生写了书面报告，阐述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就康生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全文如下：
康生同志：
几天前你和我谈，要我劝李莎转入中国籍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向李莎谈过。这几天来，我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以下一些想法：
首先我考虑的是，究竟政治上是否有此必要？我想，李莎和我结婚二十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虽然她对中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至今还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是，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为此感到高兴愉快。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我又想，假如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话，那么，转入中国国籍也不解决问题，我就应当考虑同她的关系问题。但是，她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另一方面，她对苏联民族的情感是很深的。她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一切风土人情都已养成习惯。因此，她至今常常想念故乡，总是想回国去看看（不过，她来中国后，十三年中只回去过两次，这是因为来往路费困难，又不便呈向中央请求补贴）。她在苏联还有一些亲戚（都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担任负责工作的），和她通信的只有一个嫂子和两三个同父异母姊妹。她有时还是很想念她们的，接到他们来信的时候，就感到愉快。因此，我觉得，如果向她提出要她脱离苏联，加入中国国籍，她一定是不愿意的。如果勉强的话，可能发生很大的争吵，甚至闹离婚。如果政治上有此必要的话，我是会不顾这一切的。不过，我觉得政治上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并且我想，如果因为国籍问题闹离婚，万一传到苏联同志的耳里，也会发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她同意我的意见，转入中国国籍，按照苏联法律，要办脱离国籍的手续，不管她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可能引起苏联同志的怀疑，似乎这也是不很好的。
她在这里，除了几个中国同志的苏联爱人外，没有和任何苏联人有朋友关系。十多年来，除了因回国办护照等事情到过几次苏联领事馆外，没有到过任何苏联驻华机关。苏联专家，包括和她一块在俄语学院工作的专家，她与他们没有任何友好往来。
我常说，我的家庭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矛盾是夫妻矛盾加民族矛盾（生活习惯不同），妥协是在生活习惯方面相互妥协。老实说，在这一方面我向她妥协得多。为什么能够妥协，不只是因为患难夫妻（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她的表现始终是好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在政治方面，她是完全相信我的，这也是她热爱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观察她这种既爱苏联也爱中国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她内心上并不是矛盾的。
上面这些想法，如果有错误的话，希望你给以指示。
另外，你那天说的，郭绍唐在八大前的来信说，他“在狱中没有像李立三那样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 。我想，你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是不是你对我这个问题还有怀疑？你在那天会议上也没有说郭是诬蔑。我向你申明，这完全是郭绍唐对我的诬蔑。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没有任何“乱供”的事。恰恰相反，针对马尔特维诺夫用国际干部部的名义写的证明信，不仅诬蔑我而且诬蔑我们党和党的一些领导同志的话，我在狱中就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坚决斗争。出狱以后，我就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了很长（240页打字材料）的申诉书，控告和驳斥马尔特维诺夫对我们党的诬蔑。我记得恩来同志还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想必他会记得这些情况的。据说，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文件都送到中国来了。我想这个事实是可以完全弄清楚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如果你现在对我还有什么怀疑的话，我敢说，你将来总会相信我是完全忠实于党，忠实于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的。
这封信，是否错误，希望得到你的指示。
敬礼！
李立三
这封信，在字里行间里透露出李�